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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元代钱选所作的《宋人蹴鞠图》，画有赵匡胤与五个人一起踢气球的情景。但也有人不同意此图为元代钱选所作，认为它是宋人对当时城市中最为时髦的体育活动——踢球所作的艺术纪录。
无论这幅画问世于宋代还是元代，它都是宋代城市蹴鞠运动绝对真实的写照——图上有六位服饰各异的中年人，右边前面一位蓄须全身素白，腰系黑色宽带的人，正用脚把气球蹴起，送给对面那位全身黑色衣袍，腰束白色宽带的官人。其余四位，伸颈俯首，观看和等待着踢球……
体育史家认为这幅画上六人，分别为赵匡胤、赵光义、赵普、石守信、党进、楚昭辅。我们姑且认为就是赵匡胤与群臣踢气球，叱咤风云的皇帝，开疆拓土的元勋，为了一个球聚合在一起运动，从而被置于图面。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平日需仰视才见的帝王将相，以普通市民悠闲的神态踢球，它标示着蹴鞠已不像宋代以前局限于艺人表演或军营演练，而是在城市中作为一项运动，甚至在上流社会也开展起来了：
雨罢莓苔聊点砌，风停杨柳暂藏楼。明朝同奉昭阳宴，左右分朋试彩球。
倦饮人闲春欲回，月华多处五云开。杨花蒲地东风转，半作轻球衮衮来。
上面两首宫词，反射出了从禁苑到大臣，都具有喜好蹴鞠的情趣，安徽省博物馆就藏有宋代蹴鞠纹象牙笔筒，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蹴鞠图案。在宋代城市来说，这种象牙笔筒用料不可谓不珍贵，因宋代大象多为外国入贡之物，不可谓不稀奇。取其象牙制成笔筒，日日置放在案头，须臾不离地把玩欣赏，这可以使人触摸到宋代城市中的贵族痴迷蹴鞠的心脉了。
就是一般的市民也卷入了蹴鞠运动。如现存的宋代陶瓷枕，上面绘有一普通装束，躬背背手，一脚立地，一脚踢球的妇女。这很像蹴鞠运动中控球的“金鸡独立”踢法。河北邢台出土的另一宋代白瓷枕，上有一正在将球蹴起的儿童，想来这种儿童蹴鞠景况在宋代城市中必甚多，所以在市民日常所用的瓷枕上都绘有这样的图案。
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一面长11厘米，背面横铸浮雕状装饰画的蹴鞠纹铜镜，更加可以印证宋代城市蹴鞠普及的情景——蹴鞠纹铜镜
在一块草坪和一尊高耸的太湖花石的背景下，一位高髻笄发的青年女子，低首作踢球状，气球介于起落之间。女子对面，一官服幞头的青年男子，上身前倾，两脚拉开距离，作“防御”姿势。青年男子一侧有一手执类似摇铃，又似筹码，大概是用以判断蹴鞠输赢之物的男人，凝视着双方的对踢。踢球女子身后是一着长裙、起高髻的女郎，双手拢拱，也作一全神贯注比赛状……此镜结构紧凑，主题突出，形象鲜明。在湖南博物馆还藏有一枚，想必当时这样的蹴鞠铜镜作为商品出售，颇受市民欢迎，故批量生产，供应市场。存世两枚，一模一样，足以佐证：镜铸者是撷取宋代城市居民最熟悉的活动而创作，似在不经意间，为我们留下了宋代城市一对青年男女蹴鞠赛事的最佳观照。
绿草盈盈，花石玲珑，观察铜镜上的蹴鞠春色，再联系周彦质诗中所说“名园蹴鞠称春游”，更可以真切地了解到——
这种将市民须臾不可离开的茶、酒与蹴鞠联系起来的做法，虽为商家促销手段，但若无市民迷恋蹴鞠的广泛基础，则不会出现。溯源而上，市民之所以狂热喜好踢球，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借蹴鞠运动，使身体强健的观念深入市民中间。这种观念突出体现于徽宗赵佶《圣济总录》，赵佶极力推崇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应和“五运六气”相联，实际是宣扬“运动”。赵佶主张“体欲常运”，“吹嘘呼吸，吐故纳新”，并明确
提出“春宜吐”。宋代城市蹴鞠在春天最为兴盛，想来与此理论有关，所以陈元靓称宋代的蹴鞠是“运动戏”，是有根据的。体育史家如此总结蹴鞠——“能令血气调和”，“体虽肥胖，敬此而举履如飞；年乃隆高，频踢则身轻体健”。“一团真气，包藏太极之分。当场运动，如盘中之走珠”。蹴鞠“运动肢节，善使血脉调和。有轻身健体之功，胜华佗五禽之戏”。可以说，蹴鞠是宋代政府“五运六气”运动理论体育化之体现。
市民喜好踢球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宋代的足球制作有了很大的改进，更易踢玩。众所周知，球的制作是在晚唐发生变化的，即把两片合成的球壳改为六片或八片尖皮缝成圆形的球壳，球壳内所塞毛发也被动物尿泡代替，这就使实心球发展成为了充气球。
宋代的气球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同的是宋代的球壳为十张牛皮。官府人员希望将棘手公务化为轻松便利，常用这样的比喻：用十张牛皮缝做一大气球去踢。气球或用十二片皮子缝成，如陈元靓所说：“十二香皮，裁成圆锦。”
气球的原料主要是熟硝、黄革。《蹴鞠谱》归纳制作气球工艺道：“密砌缝成侵，不露线角，嵌缝深窝，梨花可戏，虎掌堪观，侧金钱缝短难缝，六叶桃样儿偏羡。”从蹴鞠纹铜镜上女子所踢的球上隐约可见桔瓣状缝合痕迹，就是宋代气球这种多皮缝合的佐证。
制出一个完美的气球要“角嵌斜平缝不偏”，“须交碎凑十分圆”，这样的气球踢起来才稳当。程大昌《演繁露》说，这是“加巧”，使踢气球者，“以脚蹴使之飞扬上腾，不复拘于窟域矣”。根据气球这一特点，如何把球踢好、踢稳、踢高，就有许多讲究，像《宋人蹴鞠图》所画的那样——
身如立笔，手如捉物。身要旋安，脚要活立。
众人簇围着一个气球踢，都以“失蹴为耻，久不堕为乐”。用蹴鞠的行话来说，踢起来会像乌龙儿摆尾，似丹凤子摇头，将球踢得很高。这也使控球的难度大大增加了，从而也就有这样一个笑话在城市中流传——
苏州进士李璋，善踢气球。有一次他与人蹴鞠，因用力过大，气球飞落到一位良家妇女头上，将这位妇女头上的冠梳碰个粉碎。这当然被认为是有意侮辱，大逆不道。这位妇女揪住李璋，到官府告他碎其冠梳。太守升堂问李璋：你真是举子的话，我试你一试。李璋说：那就请出题目。太守说：你就以踢气球误碎良家妇女冠梳为题作一首诗。李璋不假思索，应声吟道：
偶与朋游，闲筑气球。起自卑人之足，忽升娘子之头。方一丈八尺之时，不妨好看；吃八棒十三之后，着甚来由。
诗句活泼，琅琅上口，惹得太守大笑，随手一挥，释放了李璋。
这则出自《李希声诗话》的笑话，证实了宋代踢气球已有了相当大的难度，气球起码要腾升到一丈八尺的高度，才为“好看”标准，这需要具备非常高超的控球技术，否则将难以随心所欲地踢球。因此，宋代蹴鞠家归结出了肩、背、拍、拽、捺、控、膝、拐、搭、肷等“十踢法”：
肩如手中持重物，用背慢下快回头。拐要控膝蹲腰取，搭用伸腰不起头。控时须用双睛顾，捺用肩尖微指高。拽时且用身先倒，右膝左手略微高。胸拍使了低头觑，何必频频问绿杨。
这样的踢球技术，已和现代足球运动技术相差无几，如控球时须用双眼四顾，以寻找最佳传球落点，拽球时“用身先倒”，即现在常见的“铲球”……“十踢法”，完全可以视作个人练习踢球时最为基本的踢球技术。
南宋掌故家陈元靓认为：“若论风流，无过圆社”，“齐云一社，三锦独争先”。这就道出了蹴鞠社团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的重要。从目前宋代城市社团史料来看，如同文社（耍词）、清音社（清乐）、锦标社（射弩）、英略社（使棒）等，均未有完整的文字遗存，可蹴鞠社团却留下了整篇大套的记录，这不能不与蹴鞠始终是市民的“热门运动”，广大市民对蹴鞠高度重视，有着直接的关系。蹴鞠的章程制定得很细致，很明确，如《齐云社规》提出：
以鼻为界分左右，是在左使左，在右使右。侧边依拐，在肩使肩，在膝使膝，是搭使搭，当肷即肷。并要步活眼亲，两手如提重物，方为圆社。
具体到如何下脚，竟专有一篇《下脚文》，将如何理鬓、解鞋脱靴、怎样使气、怎样变化，等等，均明明白白道来，以使蹴鞠者有所遵循，以免无规矩。
蹴鞠章程还对蹴鞠运动员修身养性作了严格要求，像“十要紧”之类：“要明师，要口诀，要打点，要开发，要朋友，要论滚，要精明，要穿着，要让朋，要信实。”
蹴鞠还有自己的“市语”，即行话，这显然是由于蹴鞠在市民社会中已自成一行，需要用隐语类沟通。
不仅如此，民间的音乐形式——赚词中也出现了专门歌咏蹴鞠的作品。目前所能见到的宋代最为完整的赚词作品是《事林广记》中的一套“圆社市语”，它共用中吕宫《紫苏丸》、《缕缕金》、《好女儿》、《大夫娘》、《好孩儿》、《赚》、《越恁好》、《鹘打兔》、《尾声》九支曲牌，来歌唱蹴鞠运动。
唱赚是吸收了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声等诸家腔谱而成的套曲，也就是说蹴鞠运动被宋代城市中非常流行的音乐样式传颂着，足见蹴鞠运动在市民生活中影响之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蹴鞠的市民中间，文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宣和年间，以蹴鞠驰名天下的王彦龄，就是一位儒林中人。那位当了宰相的李邦彦，当年不是也以能蹴鞠而闻名于东京街市的吗？
按实而论，李邦彦不是依仗蹴鞠走上宰相位置的，可会蹴鞠却是他成为宰相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也许是蹴鞠专业书籍已将是否会蹴鞠当成衡量一个人风流不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