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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人的主持下，婚姻的第一步是起个“草帖子”，或者“讨一个利市团圆吉帖”，看看吉利否、无克否。媒人一般都带着这样的帖子，往往是“从抹胸内取出”，如“一幅五男二女花笺纸”，由议亲人写了，她们带给男女双方。
若双方见草帖后彼此满意，再告诉媒人通一个更细的帖，也叫“定帖”。上面写着男家曾祖、祖父、父亲三代名讳、职业；议亲的是第几位男子，何时所生，父母在不在堂，家有多少财资，主婚的是哪位尊长等。
女家也以对等的形式，将自己情形一一写明。两家把定帖放在彩色绸缎或布衬着的盘子里，选个日子送给对方，这就表示此事可谈。下一步就是“相媳妇”，是由男方亲人或媒人上女家去看，也有男子亲自去看的，这唤作“过眼”。
男家正式定帖女家正式定帖
相媳妇的地点往往在酒楼、园圃等雅致环境，这颇有些今日自由恋爱的味道，但是自始至终却充满着男强女弱之意。如男方用四杯酒，女方准备两只酒杯；若新人中意，男方即以金钗插于冠鬓中，这叫“插钗”；若不如意，送二匹彩缎，美其名曰“压惊”。
也有相退女方的男子，被女方告发的，东京的司法机关，即依据刑律条例判决，引起市民的议论，认为这样处理太甚。这表明，婚姻观念已有些许松动，但因循守旧的势力还是很大。倘若不去相媳妇，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都官凌景阳，与东京一豪门孙氏女子成婚，但怕自己年纪大，就匿报了五岁，待交礼时，才知这位孙氏女子比自己还要大，原来她匿报了十岁。此事荒唐，引得皇帝都大笑，这就是没有去相媳妇的后果。假如去相媳妇，而且相好了，那就很快由媒人去道好，议定礼，再往女家报定，接着男方选黄道吉日，送聘礼，婚姻的节奏就加快了。当然，快不快取决于当婚者的主观意图，这要看下财礼多少。
到了以摆谱为荣的南宋都市里，富裕之家，则准备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缎匹茶饼，牵送两只羊，还有装上大花的四罐酒蹲，用绿销金酒衣或罗帛帖套花酒衣盖上，酒担用红绿缎系上，送往女家。女方备些紫罗匹缎、珠翠须掠、箧帕鞋鞍等回定礼物，再用两只空酒罐，放满清水，投入四条金鱼、一双筷子、两棵葱，作“回鱼筷”送往男家。只有官户富豪，才用金银打造一双鱼筷，用彩帛做两棵生葱，挂在鱼水罐外面。
可是，“下财礼”就非同小可了，因为它意味着婚姻已完全成“定论”。男女双方，都要倾其所有，有钱人家送聘礼，以送“三金”为时髦，即金钏、金、金帔坠。送不起金器的家庭，用“银镀”的代替。这种以金为主的财物聘礼，闪烁着好一派富贵气象。这是在唐代婚姻聘礼中所未见的，也是元代婚姻聘礼所未达到的，反映了商品货币经济在宋代城市婚姻中占有的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此外，官宦之家还送销金大袖或红素罗大袖缎、黄罗销金裙、缎红长裙、珠翠团冠、四时髻花、上细杂色彩缎匹帛、花茶果物、团圆饼、羊酒……简直像展开了一场送聘礼的比赛，看谁送得多，送得好。
在宋代以前，这一习俗并不明显。但到了宋代，“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已成为最基本的婚俗第一步，然后再立契约，“以求售其女”，所以“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倘若城市中的富室，一次新婚，最低程度要有“半千质具”！王安石嫁女到蔡家，慈寿宫赐一珠褥，就值数十万钱。南宋景定年间，一小小九品郑姓将仕郎之女庆一娘，许嫁给万知县之子，仅资装费钱就高达十万五千贯，随嫁五百亩田尚不算在内。通过以上一高一低两例，可以推想婚姻论财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这与宋代以前讲究门第、等级的悬殊是有明显区别的。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为下聘财损资破产，乃至嫁娶失时、不能成礼的特别多起来。故官府将聘财定立等第，以男家为主，大致分为上、中、下三等：
上户金一两，银五两，彩缎六表里，杂用绢四十匹。
中户金五钱，银四两，彩缎四表里，杂用绢三十匹。
下户银三两，彩缎三表里，杂用绢一十五匹。
这只是大体的规定，目的是让市民们下聘嫁礼时有所遵循。实际上，即使没有钱的市民，也要硬撑着备一两匹彩缎、一两封官会，加上一些茶饼鹅酒。有的穷苦市民，不顾“报应”，竟到居处附近的大庙，取人们布施给寺院的缣帛以嫁女。至于一贫如洗之家，奁具茫然，但假如女子姿色可取，这就要由男方送首饰衣帛等物，叫作“兜裹”。然而，也有女方奁具万计，只慕男方容仪，情愿不要男方分文，只想及早成婚的。男方一旦答应，女方便来人，“施供张，敷茵几，金玉绮绣，杂然盈前”。然后便是笙箫之音，锵洋渐近，女子乘花舆而来……
这与东京有权人家，专去科场上选婿，毫不考虑男方的阴阳凶吉及其家世同出一辙。这唤作“榜下捉婿”，女方还给男方缗钱，唤作“系捉钱”。后来富商和广有钱财者，也都到科场上捉婿，并成倍付“捉钱”，以诱士人上钩。捉到一个女婿一次就给千余钱，这一明码实价还是非常之高的。可是一旦从科场上选来的这女婿与女子成婚后，其家则就要索取“遍手钱”。通过女不看男家世只重相貌，女方重男才干而不虑其他的这二事，可见宋代城市婚姻不计较门第、“不问阀阅”的端倪，而且它透露出了宋代城市婚姻直逼钱财，专问实际而不好虚名的举措，已是很有代表性，以至可以成为宋代城市婚姻的最大特色。所以，即使男方再贫穷，也要备纳采、问名之礼，始为允当。而受了聘送的富家女子，不仅要用双匹绿紫罗、金玉文房玩具、珠翠须掠这样的女工礼物答回，而且还要送给媒人缎匹、盘盏、纸币、花红礼盒等。
送礼到此还不算完。到迎亲的前三天，男家开始送催妆花髻、销金盖头、花扇、花粉盘、画彩线果等物品，女家则回送罗花幞头、绿袍、靴笏等。一直到了成亲的前一天，“下财礼”才告一段落。因为这时要“铺房”，由男家备床席桌椅，女家备被褥帐幔；女家出人去男家铺设房奁器具，摆珠宝首饰等。张幔设褥、布幕置毡的程序，演变成了女家夸耀的机会。像公主出嫁的房奁，还由皇帝降旨许官员去参观。
唐代嫁娶时，虽有广奏音乐、歌舞喧哗的现象，却遭官方取缔。至北宋前朝皇帝、皇太子还是袭用旧制，婚礼仍不举乐，可民间却松弛多了，《清波杂志》曾说元祐哲宗大婚时，宰执议论不用乐，宣仁太后反对道：“寻常人家，娶个新妇，尚点几个乐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这就告诉了我们，城市婚礼用乐已司空见惯。《事林广记》中一段话也透露出了这一新礼节的抬头、不用乐的旧制的崩溃：
近俗，六礼多废，货财相交，婿或以花饰衣冠，妇或以声乐迎导，猥仪鄙事，无所不为，非所以谨夫妇严宗庙也。在乐队吹吹打打声中，男家陪伴人各拿花瓶、灯烛、香球、沙罗洗漱、妆盒、照台、裙箱、衣匣、青凉伞、交椅等物，跟着送“迎客”的车子或花担子前往女家。女家在男家来人迎亲前，叫出嫁的女儿先拜家堂并祖宗，以保过门平安，并且要有一大套吉利话：
今朝我嫁，未敢自专。四时八节，不断香烟。告知神圣，万望垂怜。男婚女嫁，理之自然。有吉有庆，夫妇双全。无灾无难，永保百年。如鱼似水，胜蜜糖甜。
待迎亲队伍到女家门口，女家用酒礼款待来人，并散“利市钱”，乐官作乐催妆，待嫁的女子“房中巧妆画，铺两鬓，黑似鸦，调和脂粉把脸搽。点朱唇，将眉画，一对金环坠耳下。金银珠翠插满头，宝石禁步身边挂”。这时，有“克择官”报时辰，茶酒司仪互念诗词，促请新人出屋登车。新人登上车，从人却不肯起步。此刻，有人念这样的诗句：
高楼珠帘挂玉钩，香车宝马到门头。 花红利市多多赏，富贵荣华过百秋。
新人家只得赏了这一求利钱酒的，担才起了，迎至男家。北宋时，迎娶的人先回男家门口，吵吵嚷嚷向男方要钱物，这叫“拦门”，旁边还有人吟诵拦门诗，以推波助澜：
仙娥缥渺下人寰，咫尽荣归洞府间。今日门阑多喜色，花箱利市不须悭。绛绡银烛拥嫦娥，见说有蚨办得多。锦绣铺陈千百贯，便同萧史上鸾坡。拦门礼物多为贵，岂比寻常市道交。十万缠腰应满足，三千五索莫轻抛。
这时，由男方以“答拦门诗”回敬：
从来君子不怀金，此意追寻意转深。欲望诸亲聊阔略，毋烦介绍久劳心。洞府都来咫尺间，门前何事苦遮拦。愧无利市堪抛掷，欲退无因进又难。
拦门过后，该进行“本宅亲人来接宝，添妆含饭古来留”这一习俗。是由媒人拿着一碗饭，叫道：“小娘子，开口接饭。”这是表示新人入门之初，吃夫家饭，成夫家人。也有喂粗粮的，以示女子进门后要艰苦持家。南宋城市则没有拦门一礼。只待新媳妇下车后，由阴阳先生拿着盛五谷豆钱彩果的花斗，向门首撒去，孩子们争着捡拾。撒谷豆这一点和北宋是一致的，其用意是在压青羊、乌鸡、青牛这“三煞”。习俗认为，三煞在门，新人不能入，若入则会损尊长及无子。撒谷豆，三煞则自避，新人方可进门。
新媳妇是踏着青布条或毡席行走，一女子捧着一面镜子在前面倒行，或者由二女扶持行走，先跨马鞍，据说这是来自唐五代的婚俗。那时，军阀混战，礼乐废坏，无暇讲究婚姻制度，随取一时世俗所用仪式——
因当时胡人乘鞍马风甚，于是，便有了新媳妇跨女婿准备的马鞍的婚俗。直到明清时期，这种由女婿以马鞍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