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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则扎缚起了琉璃灯山。它高达五丈，上有大彩楼，大彩楼中有安着机关可以活动的人物。灯山上有大殿，铺连五色琉璃阁，阁上都是球文戏龙百花。殿阁梁栋之间的涌壁，诸色传说故事描绘其上，其中龙凤水，蜿蜒如生。小窗间垂吊着小水晶帘子、流苏宝带。设在中间的御座，与五色玉栅簇成的“皇帝万岁”四个大字，交相炫耀。灯山上还有伶官迭奏新乐，恍如天上广寒宫殿……
宋代中小城市的上元之夜，也不甘落后于大城市，像成都，每夜要用油5000斤，其他费用可想而知了。成都的灯山，竟胜于京城，上设飞桥亭榭，崇高森罗；万炬层出，照耀璀璨。灯山前，缉木为垣，其中旋植花卉，满放捕来的山禽杂兽，市民登垣绕览，大开眼界。
一个小小的温州，仅太守堂内张挂的绢灯就达千盏。到润州任职的钱子高，为欢度上元灯节，要在因胜寺法堂对面搭“戏幄”，竟要使人把花砖遍甃。严雅如新的铺设掘开，埋上柱子，无非是要在上元大摆阔气。
偏远的甘肃宁州城，每逢上元，市民便去南山顶上，把盛着薪火的瓦缶，贯以环索，用一绳维系，从上坠下，远远一望，真如天上奔星下临，因此它被当地人唤为“彗星灯”。
那位在上元献诗歌颂皇帝与民同乐的蔡君谟，在守福州时竟不顾民间疾苦，命令百姓在上元夜，一家要点灯七盏。元祐间，蔡京守永兴时，时值上元，阴雨连下三天，十七日雨停，蔡京便让再张灯两夜，可是准备不出膏油，然而蔡京执意要张灯，便违背北宋法制，动用了城库贮油，以至被转运使所弹劾，但掌国政的吕大防却不以为然，认为不致加罪。
城市放灯，制造升平气象，当权者真是不遗余力。然而有的官吏过分强调上元张灯，也使市民叫苦不迭，这就损害了上元灯节的节日意义。从整体来看，宋代中心城市，和许多中、小市镇，大多具备雄厚的财力，为上元张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这方面，以苏州为最好——
苏州腊月里，各式各样的灯就上市了。稀奇价贵的灯，往往很多人竞买，久争不下，就以赌博而定，谁胜了谁就得灯。待上元夜点起“坊巷灯”，街巷间一片辉煌火树。每里门都制作将好句子题在上面的“长灯”，还有龙灯、鹿灯、月灯、葡萄灯、栀子灯……
从苏州一市窥见，灯成了上元欢乐的基础。有了灯，在灯的照耀下，市民们才可能狂热起来。当然，与之相配合的还要有吸引人的娱乐才行，城市均像准备灯一样准备着娱乐节目。这些节目以东京的样式为典型——
在开封府仪曹及殿中省主持下，用棘刺围绕起如盆状的大棘盆，在棘盆中树立着许多仙佛车马的木像。还有高达数十丈、结束彩缯的长竿，竿上悬挂着纸糊的百戏人物形象，它们乘微风而飞舞，犹如天空飘来的神仙。棘盆内设乐棚，专供官衙的专职乐人演奏。从伎艺人中选拔出来的诸色绝艺者，在音乐伴奏下，飞丸掷剑，缘竿走索……
有的伎艺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皇帝的面表演“藏火”绝技：那是至道初年的上元夜，一伎艺人带着一火焰熊熊的巨盆，迎立于太宗的驾前，高声扬言：大家看藏火戏。只见他褫去其他服装，只披一绨袍，将巨火盆掩饰起来，再拉绨袍在两手团揉，像无物似的，过了一会儿，将绨袍掷于地，即举而披之，襟袖间火焰四射，将他的须眉都灼了，可是“藏火者”却神色自如，豁开绨袍，只见火在袍中，燃烧如前，而且火势更猛……
像这样在上元之夜出演的绝技是很多的。伎艺人都愿意将自己的拿手好戏，在上元之夜演出，因为这时观众最多，最易将绝妙的伎艺加以传扬，所以这时的绝技最为集中，像张九哥表演的吞双面锋刃的铁剑，小健儿的口吐五色水等等。
尤其是像鱼跳刀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这样的绝技，若不加以考寻，恐怕现代人无法知道这类绝技的确切面目。像鱼跳刀门，从字面上考查，是利刃竖起之门，使鱼跳过。可如何跳？笔者翻阅史料，从陈继儒的著作中得知一训练舞鳌法，可以佐证：
烧地置鳖其上，忽抵掌使其跳梁。既惯习，虽冷地，闻拊掌亦跳梁。
以此条记载映照鱼跳刀门，可知鱼跳刀门的表演方式，是用响声刺激鱼高高跃出水面，跃过刀门。
使唤蜂蝶，乃宋代新发明的幻术，会者甚少，只有庆历年间，一唤张九哥的伎艺人，曾为燕王表演。他取一匹帛重叠，剪成蜂和蝶，蜂蝶随着张九哥的剪子飞去，或聚到燕王衣服上，或聚到美人钗髻上，这场面使燕王大悦。片刻，张以怕失去燕王的帛为由，招呼蜂蝶一一飞回，一匹帛又完好如初……
以上所述绝技，只在东京上元夜演出，其余场合尚未见到这类演出的踪迹。这属于专业性的伎艺，需要伎艺人长时间的钻研才能在公众面前出演。在上元夜较多的是群众性的自娱自乐演出，娱乐的市民构成了狂欢上元的主体。如临安的舞队，一伙竟达千人之多。舞蹈演出的波澜从冬至以后就翻卷了。那些为了赚钱的乘肩小女的小舞队，每晚灯烛初亮，便响起声声箫鼓。除了专供豪贵欣赏，舞女们还去客邸最盛的三桥等处，往来舞蹈，收费也不高。“茸茸帽遮梅额，金蝉罗剪胡衫窄。”她们故作奇异的外来装束就足以使市民争看不已了，所以“欲买千金应不惜”，更何况她们舞姿动人，市民即使倦意重重也强随着她们演出的鼓笛，甚至看完“归来困顿春眠，犹梦婆娑斜趁拍”。待上元之夜，她们便汇入了数以千计的舞队中了。
如果说乘肩小女的演出是商业性的，而这时上街的舞队，则完全是娱乐性的。苏州的灯市上，就有着夹道陆行为竞渡之乐的划旱船舞和水傀儡舞。还有“钳赭装牢户，嘲嗤绘乐棚”等戏耍。临安的舞队，则更是规模庞大，花样百出了，可以说是以人物故事为主，将唱、念、做、打兼容一体的歌舞戏剧大汇演——
像“村田乐”以乐旦、正末扮为一对在农村劳动的伙伴，用唱对念，表现了田野丰收的喜悦之情。“瞎判官”表现的则是戴假面，留长髯，着绿袍，穿靴抱简的钟馗形象。他的旁边有一人用小锣相伴招，并伴有舞蹈动作。更有胜一筹者，如“抱锣装鬼”，他们穿着青帖金花短后衣服，帖金皂裤，赤脚携大铜锣，装成厉鬼，踏舞步而进退。
还有动人心魄的“武舞”：一人舞大旗，一人翻筋斗；人在旗中扑，旗在人中卷。“狮豹蛮牌”又是另一种格调：许多挥舞木刀枪持兽面盾牌的健儿击刺打斗，在乐队奏出的“蛮牌令”中，他们变化阵势，两两对舞……
上元之夜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民间艺人还将流传于临安的一桩佛教轮回，冤冤相报的传说——“月明和尚度柳翠”，编演成“耍和尚”的滑稽舞蹈。和尚是坚决不允许近女色的，但是月明和尚却因柳翠女子破了“色戒”。艺人偏选这样体裁，搬演到市民中间，又名为“耍”，肯定是对崇高如神的佛家人物加以无情的嘲弄，动作引人笑乐不止……
据宋代笔记载：有一刘姓者，经常酣饮，饮酒时必大呼连唱“快活”二字，故人们送他一“刘快活”的绰号。于此可知，所谓“快活”，乃是无拘无束之意。甚至大诗人苏轼都将“快活”入诗，如“丰年无象何处寻，听取林间快活吟”。在宋代城市中，“快活”是使用频率较高的市民用语，成为市民狂欢情绪的一个最为通俗的反映。
类似傀儡戏的，还有踢蹬鲍老、交衮鲍老，也都是：身躯扭得村村势势，舞袖舞得郎郎当当。此外，苏州的鼓乐社火，都不可悉记，更何况临安化装舞队，队队相与竞夸了。他们摘采生活中的现象，加以升华，大抵以滑稽取笑，可谓“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呈”。
像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乔教象、乔焦、乔谢神、乔捉蛇、乔学堂、乔宅眷、乔像生、乔师娘、乔卖药等等，“乔”为“装”，必定是加以装扮生发，加以调侃诙谐。这样多的好戏集中在一起，引得许多心盛少年，拦街嬉耍，这就使本来簇拥不前的舞队，更无法行进，以至天亮了，鼓吹还不绝于耳……
从正月十五日到十九日这五夜，政府每夜都派官员点视舞队，规定舞队南到升阳宫赏酒烛，北至春风楼赏钱，这就是皇家的所谓“买市”。皇家所买的还包括上元的“节食”，那就是小贩们向市民大肆兜售的乳糖圆子、水晶脍、韭饼、蜜煎、生熟灌藕、南北珍果……
这些“节食”除乳糖圆子外，其时令色彩远不如苏州节食那样风味独具。苏州一入正月十五，市民就锅抛下糯谷，转手翻成米花，以爆谷，俗称“爆孛娄”，来卜年华，占喜事，问生涯。家家又簸米粉，作名为“圆子”的米粉丸。市民还吃麦芽熬成的白饧，俗言吃这种糖，能去乌腻，所以又唤“乌腻糖”。还有春茧、宝糖都入上元“食次”。
临安的节食大异苏州节食处，是市民吃食物的劲头还没有看买上元节食的兴趣大，因为政府差出的吏魁用大口袋满装楮券，只要遇上小贩，便犒以数千钱。于是，小贩中的狡黠者，用小盘子装几片梨、藕，一次又一次从稠密的人群中腾身挤到吏魁面前，请支“官钱”。官吏虽然明知他是几番来请支“官钱”的，也不公开禁止。
这种近似闹剧的买卖节食的行为，盖出于政府对上元之夜所制定的只要玩得痛快百无禁忌的指导思想。整年身居深宫的皇帝也非常需要狂欢上元来调剂精神，几乎每年的上元之夜，皇帝都要做出与民同乐的样子，原因就在于此。自大观元年（1107）起，东京的彩山中间还高张大榜，用烫金大字书写“与民同乐万寿彩山”。为了兑现这一口号，普通市民都可以登上这灯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