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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时的城市，已经完全陷入了一种狂热的欢乐气氛之中。整整五天，每个人都是穷日尽夜才回家中，没有闲空睡一觉，也来不及小憩，神情朦朦胧胧地相互招唤着赶快整理一下“残妆”，再出去游玩，因为邀请的客人已在门口等候了……
有的贵族之家就在上元之夜专去看人，至于大城里的人，如东京、临安两城，更是引人多看了。因为此刻，就连从驾臣僚也接受了皇帝赏赐的宫花，簪在耳畔，引得人人都羡慕，市民遂想出别法效仿——
妇女们都戴上大如枣栗、似珠茸的灯球灯笼，以及缯楮做成的玉梅、雪梅、雪柳、菩提叶、蛾蜂儿等，以至传诵出这样的词儿：“灯球儿小，闹蛾儿颤，又何须头面。”男人们则用白纸做成的飞蛾，用长竹梗“标之”于头上，穿行在稠人列炬中间，真似漫空飞舞的“蛾”。
更有甚者，有一种唤为“火杨梅”的食物灯火，是用熟枣捣炭丸为弹，再串在铁枝上点着火。显然，市民不是为吃它，而纯属是为了插在头上，在本来已经很耀眼的灯光中，别出一“火”……“此时方信，凤阙都民，奢华豪富”，这是崇宁年间进士李邴，看到东京上元之夜的情景而发出的惊讶之语。
青年男女们的性需要赤裸裸地释放了出来，毫无顾忌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手拉手，肩并肩，仅端门一处这样的少男少女，“少也有五千来对儿”。他们将上元之夜当成了自己纵肆情爱的乐园，许许多多青年男女由相识到相爱到结成永久夫妻的故事不绝于闪闪的彩灯旁……
宋代的小说家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搜集上元青年男女的这种独特的狂欢情爱，写成了一篇《张生彩鸾灯传》。小说家着力描写了一位轻俊标致的张舜美秀士，是如何见到一位随一盏彩鸾灯而来的绝色美女，便进行“调光”的。小说家总结的《调光经》法，堪称一篇上元之夜浪子与女子调情的“指南”文字——
情当好极防更变，认不真时莫强为，锦香囊乃偷期之本，绣罗帕亦暗约之书。撇情的中心泛澜，卖乖的外貌威仪。才待相交，情便十分之切；未曾执手，泪先两道而垂。搂一会，抱一会，温存软款；笑一回，耍一回，性格痴迷。点头会意，咳嗽知心。讪语时，口要紧；刮涎处，脸须皮。以言词为说客，凭色眼作梯媒。
这“调光”，像大野奔雷，豁亮无掩。这“调光”，似长川大河，一泻无余。它将平日不敢明言的被认为大逆不道的男女之间的调情，公开出来，明确出来，并涂以游戏放浪的色彩。为了使“调光”经得起检验，小说家还用一段文字刻画了张与女子的“调光”成功：
说那女娘子被舜美撩弄，禁持不住，眼也花了，心也乱了，腿也苏了，脚也麻了，痴呆了半晌，四目相睃，面面有情。
于是乎，张舜美与那女娘子情做一处，于上元之夜相约私奔……而这只不过是上元之夜千千万万狂欢青年男女中的一对，小说家加以浓缩点化为一段狂欢佳话，供市民欣赏品味。实际上，《张生彩鸾灯传》的原型是《醉翁谈录》中的《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
那是狂欢上元之时，有不满自己婚姻的妇女，大胆地将写上“得此物有情者，来年上元夜见车前有双鸳鸯灯可相见”字样的香囊、红绡帕掷于乾明寺殿前，以期求年轻男子，有一叫张生的秀士拾得这一信物。
在来年的上元夜，在雕轮绣毂、翠盖争飞的车流之中，张生见到一挂双鸳鸯灯的香车，他勇敢上前，用诗句向这位未见过面的女子倾诉了衷肠。车中女子一听便知去年上元夜遗下香囊、红帕的事成了。张生和这位给一位太尉做偏室的李氏会了面，并在次夜三鼓时分私奔出城，去苏州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种事颇具传奇性，但在狂欢上元的青年男女之中又是非常自然的、完全可能的。青年男女们的大开大合、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大快大闹的故事，不仅仅是给文艺家们提供了一个无比丰富的创作源泉，更主要的是使上元的狂欢更能煽情，更具节日的号召力。
但是，就在绮罗丛里、兰麝香中，正宜狂欢之际，也屡屡发生许多鼠窃狗盗乃至趁乱抢人的事情。如神宗朝，王侯贵戚女眷，在宣德门外两庑设下用绢缎、布匹扯作的帷幕，摆下酒肴，观看灯火。那花炮烧着了一位宗王家的帷幕，一时烟焰四起，众人撞跌，竞相躲避。一些坏人趁火打劫，婢女等辈的簪珥钗钏，都被人抢去。盏碟粉碎，家人也都丢了帽，挤落鞋。但人人都在，独缺小姐真珠姬，原来是一伙专趁上元狂欢时作案的剧贼，乱中将真珠姬掠到郊外进行奸淫，再将她卖与城外一富家为妾。
又过了一年，这伙盗贼又在上元作案，这次他们劫的是襄敏公的十三郎南陔。谁知年方五岁的南陔非常聪敏，觉得背自己的人怪，便知此人是贪图他头上那顶洋珠、宝石攒簇成的帽子，便将帽子揣在怀中，也不言语，也不慌张。近东华门时，见几乘车子，南陔过去攀呼叫，那背南陔的贼人，恐被捉住，将南陔撂下逃跑。南陔因此得救，并被送至神宗面前。神宗遂命捕贼，这伙专在上元狂欢时作案的强盗终于落网，受到严惩。
第九部分 休闲
第2节 赏心乐事
南宋的张约斋曾把春夏秋冬四季中的每一季，划分为孟、仲、季三个月。即正月孟春，二月仲春，三月季春。四月孟夏，五月仲夏，六月季夏。七月孟秋，八月仲秋，九月季秋。十月孟冬，十一月仲冬，十二月季冬。
在张约斋笔下，每个月都有节日、有活动，如果说正月岁时更新，是节日活动之高峰，还情有可原，可那平平常常的四月孟夏，却也是活动不断，好像每天都在节日之中——
初八日亦庵早斋随诣南湖放生食糕糜
芳草亭斗草芙蓉池赏新荷
蕊珠洞赏荼满霜亭观橘花
玉照堂尝青梅艳香馆赏长春花
安闲堂观紫笑群仙绘幅楼前观玫瑰
诗禅堂观盘子山丹餐霞轩赏樱桃
南湖观杂花欧渚亭观五色罂粟花
在史家以往的研究中，一向认为城市的一般市民是无法享受游玩之乐的，只有那些达官贵人才有资格享受节日乐趣，实际出入很大。在宋代城市，最普通的市民都有机会和条件，充分地沐浴在岁时节日的欢乐之中。这是因为宋代的城市，旅游和娱乐的功能愈益显著。在南宋驿路上的白塔桥商店里，就专门出售一种称为“地经”，类似今日导游图性质的《朝京里程图》。这个《里程图》，以京都临安为中心，把南宋所属地区通向临安的道路和里程，以及可以歇脚的凉亭、旅店的位置，标得非常清楚。所以，有人在桥壁题诗说：“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南宋印刷出版了导游图，说明临安可游玩处很多。如果将当时描写这方面城市风貌的文字综合起来看，那是再清楚不过了：
百亭千树，林间水滨；花迎野望，烟禁春深；景多妍丽，俗重登临；潺潺鸿沟，涣涣洧水；帷幕蔽野，轩盖成阴；暮而忘归，乐不绝音；高显宏丽，百美所具；移市景日，倾城赏心；四方异花，于是乎见；百啭好鸟，于是乎闻……
倘若仅仅是在盛夏时分到柳树成荫、榆树成林的汴堤上去游览一番，就会获得无限乐趣了，更不要说是到城内香花如绣、莺啼芳树的园林去。广大市民已经善于利用城市优越的游览玩乐条件，在岁时节日展开自己的赏心乐事之举——
如宋代城市中较为普遍的春天赏花活动。以洛阳牡丹为例，一到花开时节，洛阳城中无论贵贱都插花，就是挑负担者也是这样。花开时，市民便来游赏，甚至在古寺废宅处为市，并张幄幕，笙歌之声相闻。最盛的像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一直到牡丹花谢才算结束。
像能开千叶黄花的姚黄牡丹，全城市民必倾城往观，乡下老百姓也扶老携幼，有的不远千里赶来观看这种花开盛景。这样风气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传遍了整个宋代的城市。像号称“小西京”的四川天彭，也是一到牡丹开时，自太守而下，都往花盛处张饮，帘幕车马，歌吹相属，最盛的时节就是清明、寒食之际。
这种以春序正中、百花齐放之时最堪游赏的观念，已成为宋代市民的共识。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人们积极推动着各种时序性节日向着更耐欣赏、更加好玩的方向变化发展。“打春”即是这种时序性节日的范例——
自北宋开国以来，每年正月初六日，“立春”来临的时候，都要由太史局造一只土牛，放在迎春殿。待这一天到来，由太常寺备乐，将这只土牛迎出殿堂，然后鞭牛，举行俗称为“打春”的仪式。
用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早在周秦时代就开始了，历代相传成习。发展到了宋代，土牛仪式又有了“重文”的迹象。如土牛本不着色，任土所宜；可是宋代所造的土牛，或赤或青，或黄或黑，“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岁干色为头，支色为身，纳音色为腹。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支色为胫，纳音色为蹄”。所以苏东坡用“衣被丹青”的句子来形容土牛。
至于立在土牛旁专司策牛之职的土偶人，即通常所说的“勾芒神”及其服饰，甚至土牛的笼头、缰索皆有规度，不容乱造。从策牛人服饰看，头履鞭策，可随时候之宜，用红紫头须之类，不像他站的位置那样严格。策牛人的位置，则必须是：春在岁前，策牛人则在牛后；若春在岁后，则策牛人在牛前；春与岁齐，则土牛与策牛人并立。假如立春在腊月，则是春在岁前，即策牛人在牛后；立春在正月内，则是春在岁后，即策牛人在牛前。
如此丰富的色彩，如此繁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