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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化的隔阂可以逐渐地消融，最伤心的却是通婚中所折射的国势盛衰的消息了。1899年，在广东的一美国女教士兼医生嫁华人，不期引起轩然大波，洋人竟有要求美国领事派医查验该女子是否“病狂”者。这是种族偏见的显现。好在美国如拜伦所言：“吾爱亚美利加，此自由之区，神之绿野。不被压制之地也。”（转引自鲁迅《摩罗诗力说》）美驻广州领事以“惟洋妇嫁华人，例无禁阻”不予干涉（但是在美国国内的一些州，却有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的法律）。相反的例子也有：1911年，有西洋女子亟请英国驻成都领事干涉英妇郝海伦与川人胡继曾婚事，云胡已有妻室，“西方话语”就是重婚，英领事向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交涉，必以“法律”治其“罪”。王答以“中国话语”：“承两房”非“罪”。最后惊动了英国驻华公使给海伦下“最后通牒”：汝如不离婚和回国将视为放弃英籍，然彼女子竟答以“中国话语”：“我愿为彼之妾，至死不离”，恼怒的公使也竟答曰：“作妾，英国决不认可；若曰妓女，则英国妓女不准逗留中国。”其时《大公报》评论此案，透视两造“话语”之是非，其云：“胡郝氏与胡姓结婚，为个人情爱上之问题，与第三人毫无关涉。今英领事强以国际问题牵涉，逼令胡郝氏离婚，质言之强国妇女不肯嫁于弱国人民，而弱国妇女尽可作强国人民之妻之妾之玩物。噫，可胜叹哉”，“夫王道不外乎人情，而法律亦成于自然，查英邦文化以仁爱著名全球，各国素所仰慕，是以英邦人民大都本性仁厚，以此揆诸英领事之用心，决不愿胡氏一家生命灭亡于其计划之中，只以身任领事不得不干预此事矣。”〔3〕是言虽有为英领事涂饰的痕迹，却也道出“强国话语”背后的强权色彩。
通婚，既有两情相悦若上述之“铁”，也有劳燕分飞的种种涉外离婚案。 1908年，清朝大理院推事李方向顺天府尹衙门提出与其英国妻子离婚（中外离异第一案），此案实“为吾国前此所未闻”者，而男方理由竟是女方“不守妇道”。夫妇仳离后中国报纸的报道令人莞尔，谓“今之娶外妇者，尚其鉴兹”（《近代野史奇观》），幸灾乐祸和“酸葡萄”心理，溢于言表。
三、潮流下的国家法律（制度）安排
1840年中国被迫面向世界，随着商务贸易、外交事务以及留学甚至“猪仔出口”（当时对劳工外出的贬称）等，中外通婚，成了事实，相应的法律文件也先后出世。最早的法律文件就是1888年的《中德人民互相嫁娶归夫治管辖章程》和1889年中意两国的有关照会。它们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中国妇女嫁与洋人，男方须报知当地官员取得合法性，中国妇女凡嫁与洋人者则“应归其夫治管辖”；若中国男子娶洋女，“亦应援女嫁从夫之例，归其夫治管辖”；嫁娶前后若犯有涉及法律案件，其审断权，女犯“因而远嫁异国希图逃匿者，一经查出此情，其所有犯罪之处仍当由中国地方官提讯归案”〔4〕。除了其时不分中西的男权压倒女权外，这些条约还算是平等的。其后，面对“欧化东渐，竞事猎取。而国际婚姻一语尤为留学青年所艳羡，望风附和，接迹国中”（《清稗类钞》）的走势，清朝学部也于1910年奏请禁止留学生与外人结婚（谓其弊有三：“当修业之际，家室之累重即学问之念轻”；“外洋女子习尚较奢，而游学生之学费有限，赡养既多所耗费，即学资易致不给”；“易有乐居异域厌弃祖国之思，则虽造就成材而不思归国效用，亦复何裨于时艰”），但是这些都不能奏效。这就是人们俗话说的：爱情是没有国界的。怎么办呢？博弈的结果：“政府日前集议：观值五洲交通，中外联姻似不可禁，然亦必略加限制，方足以杜流弊。已决定嗣后凡中国人缔婚它国，须先禀明华官，如系本国外交家或海陆人员，概不准私与他国缔婚，以防窒碍。”（1910年2月21日《大公报》）〔5〕
不过，人员外出，眼见为实，姿态和心态也有微妙的变化，“安土重迁”的传统锢习逐渐变成“人往高处走”。这流失的人员中许多就是因“国际婚姻”这一“温柔”的形式一去不复还的，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吾国人物之精华。于是主持中国教育的官员心急如焚，这好不易培养成才又以国内省吃俭用的有限资金派遣留洋的学生，一旦为他人之夫或妻，也就不再可能为我所用矣，岂非赔了夫人又折兵。1918年7月世界大战将结束时教育部即下令限制留学生与洋人结婚（《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六册），然而鞭长莫及，它的有效性是大可置疑的。
四、百年绮梦
留学生引领时代风骚，又是男女好合的年龄，自然成为此后中外通婚的主体。
就说百年风云，中国向日本学习，青年踏浪东去，趋之若鹜，像汤尔和、吴鼎昌、蒋百里、方宗鳌、殷汝耕、郭沫若、田汉、陶晶孙、苏步青和鲁迅的两个弟弟都娶了日妇。我曾在的一所大学有位前辈是毛泽东的“一字师”（毛的《长征》诗，有“金沙浪拍云崖暖”之句，彼以为其中之“浪”字与“五岭逶迤腾细浪”的“浪”字重合，不合体例，遂上书建议改为“金沙水拍”，毛欣然接纳并复函致谢），这位罗先生先前也娶有日本夫人，后来在“革命”的场景中就被“革命话语”斥为“日本特务”了，于是仳离，再后索性娶了身为“劳动人民”的保姆。
向俄国学习以后，蒋经国、李立三、萧三、王炳南等等则娶了俄国和德国的少妇（参加中国革命的外国人李德、马海德、柯棣华、林迈可、沙博理等则娶了中国女子）。他们的夫人有的从此把中国视为自己的家园，也就遵守中国妇女的操守，相夫教子，如蒋方良（她五十岁生日时，公公蒋介石题赠四字以慰勉：“贤良慈孝”）；有的后来也随丈夫的不幸吃尽了苦头，如科学家汤佩松的加拿大籍夫人，以营养不足和缺医少药，竟至双目失明，不得已于怀孕中携带了两个孩子从战时的后方昆明逃回娘家，后来汤先生去探亲，他的夫人吃怕了苦也就不再随夫君回中国了，而汤先生搁不下祖国，二人递告参商。这样的例子还有韩素音的父母。这倒罢了，以中国百年历史的激荡和革命的不时“继续”，难免就有吃尽苦中苦的夫人们，如李立三、萧三的妻子李莎、叶华以及“红色囚徒”唐有章的妻子伊柳辛娜等等；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曹日昌的夫人则因“非我族类”，不意间被视为“国际间谍”，沉冤莫白，曹夫人凛然割腕自戕。等而下之更有“老大哥”时代无数的阴差阳错。我小时候有家邻居，他们是中苏友好的象征——丈夫是中国人，妻子是苏联人。彼时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后来中苏交恶，自然会影响到这样的家庭：或者没有不散的筵席而劳燕分飞，或者大义断亲厮守一方。我的邻居也就在中国生下一对双胞胎：露意莎、玛丽雅，一对可人的混血儿，到了“革命”跃上层楼，人人大反修正主义，这一家子也就与另一家中苏组合的家庭干上了架，彼此斥骂对方为“修正主义”，不共戴天，水火不容，煞是好看，而到了“革命”落潮、重倡建设之际，这两家人也就被落实政策，先后返回“前苏联”去也，只留下两个可人的混血姑娘嫁为人妇，再后也竟不知去向，或许追随其父母去了“城头变换大王旗”的俄罗斯，总之好似惊鸿照影，人不见了。
有些“中外组合”的家庭中，夫人们则难免起过不好的作用，比如中国文化史上的伤心事：周作人与兄长的失和、互为参商以及后来的“下水”，恐怕都逃不掉夫人的干系。还有汤尔和、方宗鳌、殷汝耕等的夫人们。当然，我们不能学先人的“祸水”论，把罪过推给妲己、褒姒。
有的却是无尽的无言的悲哀了。郭沫若潜居日本十年，后为抗战亟亟归国，那首“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是何等伤痛。安娜夫人后来的境遇又是何等凄苦。谁能数清国势颓危之下有多少露水夫妻和棒打鸳鸯。不离散的，有的还要蒙受难堪的委屈。比如冯玉祥那本一时洛阳纸贵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其中说到蒋百里先生之死，竟臆断蒋夫人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之战，说“你爱你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遂将百里先生毒杀，此当系不实之辞。
我浙大前辈百里先生，一等人才，惜乎不能为世所用。他是日本士官学校“中国三杰”之一（余为蔡锷、张孝准）、后为民国将军摇篮的保定军校的校长，却在兔起鹘落的国事蜩螗中向隅而终。当年蒋校长以治校有亏自责，拔枪自杀，幸不死，由日本护士护理，疗伤期间日本护士精心照看，日久生情，女护士又嘱以日本“忍者”的理念，所谓忍乃大勇者之所为，于是好合。中国近代以降急剧落伍，先前日本女子曾以嫁中国男人为荣，马关条约及日俄之战后日本举国上下却小觑了邻国，至于有女子以嫁中国男人者为耻者。蒋先生情重如山，致书云：“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陶菊隐《蒋百里传》），这才不折不挠结为连理，此后恩爱，自不待言。左梅夫人尝语百里先生为中国文武兼资的人才，惜乎怀才不遇，其实是中国之损失，这也不尽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