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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香识女人》
一种独尊的价值往往可以把另一种价值盖住，甚至把其他所有的价值都盖住。比如一个反革命者出卖了革命者，和一个革命者出卖了反革命者，两者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出卖”这件事本身如果是可耻的，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一个口号下是否就可以理直气壮？
香港有许多枪战片和黑社会电影，把“卧底”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和卧底者的内心分裂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卧底者和犯罪分子称兄道弟，一起出生入死，甚至被讲义气的同伴舍命相救；当卧底者利用因此获得的证据来指证自己的“兄弟”时，“正义”的标尺面临着极大的模糊。当一个社会运用这样的下三滥手段来谋求社会正义和公平时，善恶的边界已经开始融化了。
艾尔帕西诺主演的电影《闻香识女人》，就触及到了关于出卖的问题。尽管大多数人在看这部片影片时都将注意力放在了其他方面。但这仍然是我看到的几乎唯一探讨“出卖”问题以及教育与之相应的目的的影片。一个中学生和他的同伴进行了一场针对校长的恶作剧。他被抓住了，其他的人逃跑。校长要他将其他人招供出来，可以免去处罚。这位校长甚至以保送他读著名大学为诱饵。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来判断，说还是不说，究竟哪一种才是在道德上没有瑕疵的选择呢？我们的家长恐怕十有八九是鼓励子女招供的。我们读书的时候，哪一个班上没有几个爱打小报告、爱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告密者呢？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老师的宠信和佞臣。在纪律和服从之外，教育者似乎并不欣赏其他的道德观念。这种体制下长大的孩子，在威胁利诱或者更加高大的价值面前，哪里还有半点古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勇气？
那个中学生面临的“招供”，其实还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出卖”，与主动的“卧底”行为大不相同。假如他供出其他同学的名字，在道德上也实在是无可非议。但他若是不说，会赢得我更大的尊敬。如果我们的教育制度可以接受和体谅学生“不说”的选择，这样的教育制度更会赢得我极大的尊敬，我才愿意将我未来的子女交到这样的教育者手中。
《飞越疯人院》
以前看这部电影感触不深，直到读了福科的《疯癫与文明》，回过头来，才有恍然大悟的心情。
如果说，土匪就是不承认农民—地主产权关系的人，那么精神病人也有一半就是不承认现有的文明制度以及禁忌的人。换句话说，精神病人也是一种土匪，一种精神领域内的土匪。
就像片中的尼科尔森饰演的主角麦克默菲。一开始是一个土匪，最后在疯人院终于成为了白痴。
但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这个话题。我从来只对细节感兴趣。
在一次例行的心理治疗的讨论会上，麦克默菲举手发言，对护士长说：“今天是世界棒球锦标赛揭幕，我想建议把现在的讨论改到晚上，这样我们大家可以看比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长拉齐德小姐严肃的说：“你要求改变的是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必须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
然后他们就表决了。
就是这个细节让我不胜低徊。前面提到的电影《闻香识女人》，尽管是对于教育体制的批评，但人家被批评的体制比起我们不敢批评的来，已经好上许多。一个校长要处分学生，还要以保送大学向他行贿，这已是我们不敢设想的了。而对于做恶作剧戏弄校长的学生进行处分，居然还要召开全校师生和家长参加的听证会，按一个准司法的程序来决定。
我们可有一个学校，对于学生的处分（即使是成年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有一套公开的允许辩护和质证的处罚程序？在我们看来，也是“听说过没见过二万五千里，有的说没得做怎知不容易”。
尤其学生和精神病人，都是一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所谓民主就是简单的公职选举吗？从这样两个不经意的细节来看，真正的差距，似乎还与政治无关，而在我们的周围。
一百多年了，只希望这个差距不会是二万五千里。
《第六感生死缘》
我不喜欢布莱特·彼饰演的年轻死神。
在这部片子中，那个休假的年轻死神来到人间，观察一个商界巨子临死时的生活，并爱上了巨子的女儿，死神的爱情使得英俊的死神也充满了柔情，并惹人怜悯。但在最后一幕，当西装革履的死神将爱人的父亲带走的一刻，还是令我不寒而慄。即使最后被死神借用躯体的年轻人起死回生，和爱人再续前缘。这样的结局都无法令我释怀，无法将那一幕的残忍和不对劲在我脑海里抹去。
究竟哪里不对劲呢？
当死神在影片中成为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当“它”成为“他”，将爱人的父亲带走的那一幕就让我想起了克格勃和集中营。
对神的拟人化带来了对于神的模仿，而对神的模仿又最大限度地激起了人的野心。渴望成为一个天使，成为主宰者，成为操盘手，成为在凡人头顶飞翔的生命。在元末的那一场模仿秀中，无数的英雄自称是转世的弥勒佛。在太平天国的疆域之内，洪秀全自称是耶和华之子，耶稣的哥哥。在抗击英兵的战争里，农村姑娘贞德自称是带来圣谕的圣女，凭借信仰的力量成为所有士兵的偶像和胜利的保障。但在火刑柱下，贞德终于开始对此怀疑，并为自己的僭越追悔莫及。
而在上帝已死的年代，每个人都可以模仿天使，每一种思想都企图成为新的创世纪。一个崭新的乌托邦，一个重建的伊甸，一个新的千年王国和新的人子。这是多么令人激昂的事业啊。想成为上帝的愿望是人类最大的愿望，在一个无神论的世界，也开始成为人类所有罪孽最大的发源地。
一个一个模仿死神的人，手拿着枪杆，就像布莱特·彼带走爱人的父亲一样，带走了我们的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和每一个卑微的亲人。
但是没有一个人起死回生，没有一个人的鲜血流进了后来者的身体。
与之相反，我更喜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史诗电影《宾虚》，对于神的敬畏，成为了那部影片中最具有张力的一种感人力量。耶稣在宾虚的一生当中反复出现，但从来没有露出过面容。一只手仿佛无中生有，从银幕之外伸进来，递给苦难者一瓢水和求生的欲望。在影片结尾，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高潮部分，神的高大的背影与身躯终于出现了。但在乱发之下，基督的五官始终没有被观众清晰看见，导演始终没有给我们哪怕一个正面的镜头。在被感染之余，我们避免了一些无谓的争论：比如耶稣是马脸，还是国字脸？是双眼皮抑或单眼皮，等等。我们因而知道，那个被钉上十字架的人子，是不可能被模仿的。
我喜欢的是导演在这部片子中所保持的那样一种难得的卑谦。因为导演像领袖一样，其实是最喜欢模仿造物的一种人。
《罗马皇帝卡里古拉的荒淫史》
公元前四十年，屋大维自封“统帅”（Imperator）；从这个称谓中开始诞生出一个皇帝（empereur）和一个帝国（empire）。接下来，屋大维在前27年接受终身保民官职务，拥有了对元老院决议的否决权。前二十三年接受奥古斯都的尊号，这个宗教称号表示着“至尊至圣”。前十九年担任了道德长官，取得任命元老院成员的权力。前十二年又担任大祭司长，成为全国的宗教领袖。一个政教合一的帝制从共和制的外壳下终于脱颖而出。
卡里古拉是这个帝国早期的第三代领导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当他登上帝位时，面向宴乐狂欢的人群，发出由衷的欢笑。他对侍卫说：“仅仅是一个念头，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我杀死，仅仅是这个念头就足以让我开心了！”
恐怖的暴政由此而始。“你杀的人越多，你的敌人就越少”，这是卡里古拉对他妹妹说的话。这个建立在共和制废墟上的帝国，直到这个时候在名分上还是模糊不清的。皇帝至少在理论上仍然被看作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代理人。尽管帝制取代了共和制，但贵族的权柄与地位并未被一个职业的官僚集团所替代，所以元老院的贵族们依然保留着矜持和荣誉的惯性。
当杀人如麻的卡里古拉牵了一匹他最喜欢的种马去元老院，对他们说：“我要提名这匹马进入元老院，成为你们的同僚。”面对这种指鹿为马的挑战，元老们认为这是对元老院和罗马的羞辱，他们主动提出自我放逐，离开了元老院。
元老们并不质疑卡里古拉具有把一匹马变成罗马元老的力量，但他们矜持地保留了把自己（一个元老）变成囚犯的权利。那种让元老们敢于拒绝的力量，照我的理解，与其说是来自于共和制下的惯性，不如说是来自于贵族制下的惯性。
秦之后废封建而置郡县，赵高牵了一头鹿来，对朝臣说：这是一匹马，对不对？每个人都点头承认那是一匹马，像走进教堂中的新人宣誓说：“我愿意”。
可见要论脾气，失去封邑的官僚集团，大大比不上拥有财富的贵族集团。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只不过官僚集团贵族化脾气的养成，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黄飞鸿对黄飞鸿》
黄飞鸿（1847～1925），南海西樵禄舟村人。其父黄麒英乃晚清“广东十虎”之一。飞鸿五岁从父习武，十二岁随父鬻技街衢。后成一代宗师，与同时代的霍元甲并称南北双侠。虽然黄师傅武功果然了得，但这个武术大师加民族英雄的形象，多半还是香港自四十年代起的一百多部电影慢慢包装出来的。从关德兴师父，到成龙、李连杰、赵文卓。黄飞鸿的银幕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