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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想象，意义还在从文化上确认、缓解、超越国朝与西方紧张的现实关系。西方扩张势力到中国，犯边扰民。首先是他们的贸易与传教事业冲击中国原有的国家与世界秩序，然后是政治与军事势力与经济文化力量结合以来，冲跨中华帝国的内外防线。强调其荒远模糊，可以在无意识中远离威胁，使威胁变得似是而非，从而减少压力；渲染其怪诞诡异，既可以排斥异类，又可以从中获得一种优越感，使外来的威胁与自身对这种威胁无可奈何的尴尬，都变得可以接受，毕竟是一些不通人伦、不通情理的番鬼红夷，不可一般见识；贬低其文化低劣野蛮，可以从失败与无奈中解脱出来，巩固或重获其文化自信。往往是西方的侵扰冲击越激烈，国人关于西方野蛮的想象与传说就越活跃。我们注意到，在国朝历史上，西方越是表露其强大，它在国人想象的文化秩序中，形象就越是野蛮低劣。
“总要有一点点秩序，将我们保护起来，躲开混乱。最令人痛苦的莫过于某种事物难以捉摸，某种观念稍纵即逝，或遁于无形，或没于遗忘，或陷于我们不再能够把握的他者……”〔30〕德鲁兹（Deleuze）与加塔利（Guattari）在谈到观念秩序的意义时这样说。西方人出现在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文化视野内，冲击了华夏天下的观念秩序，该秩序内在的协调机制迅速反应，或者将西方纳入其藩属贡纳体系中，或者将其排斥到鬼国魔域，在观念中抹杀其现实性。从汉唐到明清，中国的西方形象中，除了知识的退化之外，另一点最值得注意的特征就是，汉唐文化中的西方形象，强调的是其共同人性的一面，大秦有类中国；而明清文化中的西方形象，强调的是其不同于人性的一面，番夷甚至鬼魔。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心态中，西方形象是一个被压抑置换表现的他者，有关西方的表述，都是一种意识形态〔31〕，它在不同文本中构筑同一种西方形象，它们的价值不是认识或再现西方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天朝文化的世界观念秩序中必要的关于“外番”的意义，使得国朝文化能从中既可以“把握”西方，又可以认同自我。
注释：
〔１〕（意）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８１页。
〔２〕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转引应祥的这段话。
〔３〕《明实录》世宗嘉靖三年记载屯门岛剿海：“佛郎机国人别都卢寇广州，守臣擒之。初别都卢恃其巨铳利兵，劫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外，至是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并寇新会县西草湾。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师截海御之。转战至梢州，向化人潘丁荀先登，众兵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剌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妇十人，获其二舟。余贼米尔丁、甫思多灭尔等复率三舟接战，火焚先所获舟，百户王应恩死之，余贼亦遁。巡抚都御史张岭，御史涂敬以闻，都察院覆奏，上命就彼诛戮枭首。”朱纨剿海禁，双屿、走马溪之役，被擒的葡萄牙人有名有姓者七个：浪沙罗的哔咧、佛南波、兀亮别咧、鹅必牛、鬼亦石、喇哒。还有一名贼妇“哈的哩”。浪沙罗的哔咧可能是Ｌａｎｓａｒｏｔｅ
Ｐｅｒｅｉｒａ的译音，
平拖的《东方旅行记》中曾提到过这个人，是双屿葡萄牙人居留地的市政长官，曾下令劫掠华人村庄，屠杀百姓。佛南波可能是
Ｆｅｒｎａｏ Ｂｏｒｇｅｓ，兀亮别咧是Ｇａｌｅｏｔｏ
Ｐｅｒｅｉｒａ，喇哒是Ｒａｄａ至于“鹅必牛”、“鬼亦石”就难以想象了。见《甓余杂集》卷四“六报闽海捷音事”：“正月二十六日，等旧浯屿夹板、尖艚、叭喇唬等项贼船，同佛郎机夷王船陆续追出境。内有夷船于二月十一日复回，至诏安县洪淡巡检司地方灵宫澳下湾抛泊。卢镗、柯乔会同出兵埋伏贼夷所泊山顶。本月二十日兵船发走马溪，次日贼夷各持乌铳上山，被梅岭伏兵打伤跑走下船，卢镗亲自擂鼓督阵，将夷王船二只、哨船一只、叭喇唬四只围住。贼夷对敌不过，除铳标矢石落水及连船飘沉不计外，生擒佛郎机国王三名。一名矮王，番名浪沙罗的哔咧，系马六甲国王子；一名小王，番名佛南波二者，系马六甲国王孙；一名二王，番名兀亮别咧，系马六甲国王嫡弟。白番鹅必牛……共一十六名，黑番鬼亦石……共四十六名
俱各黑白异形身材长大贼首喇哒贼封大总、
千户等项名色，李光头的名李贵……共一百十二名；番贼妇哈的哩等二十九口，斩获番贼首级三十三颗，通计擒斩二百三十九名口颗。……前项贼夷，去者远遁，而留者无遗，死者落水，而生者就缚，全闽海防，千里清肃。”
〔４〕〔５〕《明史·佛郎机传》：“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也。”
〔６〕马欢：《纪行诗》，见《瀛涯胜览》。
〔７〕“有佛朗机者，自称干系腊国，从大西来，亦与吕宋互市。酋私相语曰：‘彼可取而代也。’因上黄金为吕宋王寿，乞地如牛皮大，盖屋，王信而许之。佛朗机乃取牛皮剪而相续之，以为四围，乞地称是。王难之，然重失信远夷，月征税如所部法。”《东西洋考·吕宋篇》，
《明史·吕宋传》亦如是说。
〔８〕《明史》卷二百二十三《吕宋传》。
〔９〕张维华：《月山丛谈》，转引自《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７页。
〔１０〕王临亨：《粤剑篇》卷三，广文书局１９６９年台北版。
〔１１〕余文仪《台湾府志》记：“……荷兰红毛舟，遭飓风飘此，受其地，借居于土番，不可，乃给之曰：‘得一牛皮地足矣，多金不惜。’遂许之。红毛剪牛皮如缕，周围圈匝已数十丈，因筑台湾城居之。”比较一种新事实如果无法纳入人们既定的知识视野，就无法接受、理解。《台湾府志》记：“天启元年，汉人颜思齐，为荡漾国甲螺，引倭屯于台，郑芝龙附之，寻弃去。久之，荷兰红毛舟，遭飓风飘此，受其地，像居于土番，不可，乃给之曰：‘得一牛皮地足矣，多金不惜。’遂许之。红毛剪牛皮如缕，周围圈匝已数十丈，因筑台湾城居之。已复筑赤嵌城与相望，设市于城外，而漳、泉之商贾集焉。”
〔１２〕郑和航海的档案曾被付之一炬。万历年间顾起元：“旧传册在兵部职方。成化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公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载必多恢诡谲怪、辽绝耳目之表者……”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琐里、古里”条：“永乐二十二年仁宗即位
从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止西洋取宝船，不复下番。宣德中复开，至正统初复禁。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史，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物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一百五十年过去，海外世界早已隐没到遗忘中。知识无法得到经验的验证，真实的就会变成虚幻；知识的范围缩小，幻想的空间相对扩大，虚幻也会变成真实。问题不是传奇演义了历史，而是传奇取代了历史。明·钱曾《读书敏求记》说：“盖三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下西洋似郑和一人，郑和往返亦似非一次，惜乎国初事迹，记载缺如，茫无援据，徒令人兴放失旧闻之叹而已。”
〔１３〕马欢随郑和出洋前就研读过《岛夷志略》，下洋经历证明了汪大渊“所著者不诬”（见《瀛涯胜览》序文）。但《瀛涯胜览》只记了二十个国家地区，远不如《岛夷志略》广博。《星槎胜览》多处抄袭《岛夷志略》，记载少而零乱，更不如《瀛涯胜览》。至于《西洋番国志》，除了“行文瞻雅”一些外，内容与《瀛涯胜览》大同小异。
〔１４〕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九章《元代之航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
〔１５〕《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均可能在汪大渊生前问世，汪大渊生于１３１１年，约逝于明初。
〔１６〕（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１５４～１５５页。在第１５５页注释中李约瑟指出，“无论是伊德里西或是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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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勒敦（Ｉｂｎ Ｋｈａｌｄｕｎ），都没有提到亚速尔群岛；而在朝鲜的这幅１４０２年的世界地图中却绘上了亚速尔群岛，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亚速尔群岛直到１３９４年以后才被葡萄牙人再次发现，而且直到１４３０年才为大家所周知。”
〔１７〕参见拙文《中国的马可·波罗——列班·扫马西行研究》，《国际汉学》第九辑，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１８〕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有关大秦或拂菻的考证，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
〔１９〕参见《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２０〕见《隋书》（《裴矩传》卷六、《铁勒传》卷八十四、《波斯传》卷八十三）。《大唐西域记》卷一“拂
菻国”、慧超《五天竺国传》中“大拂临国”与“小拂临国”，译音不同，所指大概都是指拜占庭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