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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燕都旧事》一书引用的资料：“民国六年（1917年），北平有妓院三百九十一家，妓女三千五百人；民国七年（1918年），妓院增至四百零六家，妓女三千八百八十人。民国六七年间，妓院之外私娼不下七千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万人之上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迁，北平不如过去繁荣，妓院、妓女的数字也随之下降。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京头等妓院有四十五家，妓女三百二十八人；二等妓院（茶室）有六十家，妓女五百二十八人；三等妓院（下处）一百九十家，妓女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四等妓院（小下处）三十四家，妓女三百零一人。以上共计妓院三百二十九家，妓女三千零五十二人。但实际上暗娼的数字很大，真正妓女的数字比这大得多。”据说妓院的房间很矮小拥挤，跟鸽子笼似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及一桌一椅。那里面收容着烟花女子们扭曲的人生。
叶祖孚先生曾重新参观了从前妓院旧址。他去了朱芳胡同九号，那里原来是家二等妓院，叫聚宝茶室，门框上面“聚宝茶室”四字犹存。“听说在一次房管局修缮房屋过程中，居住在里面的居民愤怒地要求铲掉门口这四个字，他们不愿意这些象征耻辱的痕迹仍旧保存着。”朱家胡同四十五号，原先的妓院叫“临春楼”，门框上刻有“二等茶室”的字样；里面的住户，抬头低头都能看见，估计同样很不是滋味。“这里楼下五间房，楼上也是五间房，每间房约九平方米，原先楼上楼下都是七间房，每间房只有六平方米，后来改成五间，略大了些，但仍是鸽子笼似的……”妓院分三六九等，其中的头等者，硬件设施要高档一些，甚至很豪华，可以想见其门前车马喧嚣的情景。而百顺胡同，就是精装修的头等妓院之集中点，专为上流社会提供服务的。譬如四十九号，是个四面环楼的院落（属于另类的四合院），“每面四间房，楼上共十六间，楼下也是十六间，每间房均十平方米大。有个楼梯通到楼上，楼梯还结实，楼上还有雕花的栏杆。看了这个头等妓院，可以想象从前这里妓女倚门卖笑，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样子，从这里散发出来的污浊空气腐蚀着整个北京城。”头等妓院除了经营“老本行”，额外还提供餐饮游乐，堪称全方位的服务。韩家潭二十七号，即叫做“清吟小班”的地方，“门口上面有个名叫李钟豫的人题了‘庆元春’三字，是这家妓院的名字。这里院子比较宽畅，只有南北两面有两层楼房，每面都是楼上四间，楼下四间，两面共十六间房，房子比二等妓院要好一些，每间约有十平方米。这是富人们的销金窟，除了可以嫖妓外，吃得也不错，经过修理的楼梯上还钉着一块‘本庄寄售南腿’的木牌，证明从前这里的饮食水平。”连金华火腿都成为一大招牌了。只是，闻风而至的公子王孙，并非真的垂涎于此地之伙食，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乎美人之玉腿。
值得一提的是，这花枝招展的韩家潭（今名韩家胡同），曾是闲散文人李渔的隐居之地。“他生于明清之际，进北京似在入清以后，请张南垣为他在韩家潭垒石蓄水，仍以他在金陵的别墅‘芥子园’为名，题楹联曰：十载藤花树，三春芥子园。”芥子园，恐怕可能是八大胡同地带惟一的文化遗迹。放荡不羁的李笠翁，即使挟妓醉饮，也不会怎么脸红的。他老人家并不在乎与八大胡同的秦楼楚馆为芳邻，不在乎后人说闲话。
前一段时间，有好事者，倡议修缮八大胡同妓院遗址，作为旅游景点，吸引中外观光客，哪怕是进行一番“忆苦思甜”的教育，也有积极意义。此言一出，在报端立即招致众人反对。有人说：老北京的风俗，不能靠八大胡同来表现，有趣味的地方多呢，天桥、大栅栏、琉璃厂等等，够玩的了。有人说：让八大胡同重新曝光，不过是为了满足某些现代人对妓女生活的好奇心与窥视欲，会产生毒害作用的。凡此种种，都恨不得将八大胡同夷为平地，最好是索性将其从中国人的记忆里抹去。
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毕竟是北京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至于是否有必要列为景点隆重推出，确实够让人为难的。怀古乎？怀旧乎？八大胡同，似乎跟巴黎的红磨坊、纽约的红灯区还是有区别的。东、西方的道德观念，也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本地虽然一直向外来游客推荐“胡同游”（坐在老式的人力车上，体验一番“胡同窜子”的感觉），但八大胡同并未列入其中，即使不能算禁地，也属于被（刻意）遗忘的角落。
谈论妓女，一如在谈论洪水猛兽。八大胡同，乃至天底下所有的红灯区，仿佛是人类囚禁、奴役自身的“动物园”，或者说，都展览着人性向兽性演变的复杂过程，令后世之观者惆怅不已、五味俱全。是的，我们无意间目击了人类心灵中曾有过的阴暗面。华美的肉体与丑陋的灵魂，形成鲜明的对比。
《燕都往事谈》一书，在原则乃至语气上把握得很准、很正，虽涉及了一些烟云往事（或烟花往事），但特意在代序中强调：“旧北京也有它的阴暗面：公开和不公开的妓院，形形色色的赌博，以及算卦相面、坑蒙拐骗……充斥着这座古城的底层，散发着臭气，毒害着人民。纸醉金迷的‘八大胡同’是罪恶的渊薮，使古城失色。北京解放以后，这些垃圾堆被铁扫帚扫到九霄云外去了。本书记下这些资料，目的在于让后人知道旧社会曾有这样的渣滓，以便提高警惕，千万不能让沉渣泛起。”
读老照片，能对清末的妓女有更为直观的印象。我发现，当时有两类女性颇爱照相的。其一是宫廷女性（以慈禧太后为代表），其二是烟花女子。前者是因为与洋人接触的机会多，难免忍不住好奇心，摄影留念。后者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场合不同罢了。外国使节或传教士，在紫禁城和颐和园里，跟慈禧太后之流打交道，是很累的，生怕破坏了礼仪。于是，业余时间，就去泡八大胡同，放心大胆地见识神秘的东方女性。饮酒作乐之余，难免技痒，顺便掏出照相机来，摁一摁快门。在中国的民间女子中，很难有谁能像妓女这么大方，经得起陌生的蓝眼睛的挑逗与注视。于是，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摄影爱好者”们，终于在八大胡同深处寻找到最称心如意的模特儿。
赛金花各个时期的玉照，堪称是当时最“上镜”的中国女性了，拍照时比慈禧太后要放松，况且也更年轻。挺会摆姿式、做表情的。如果不加以说明，你会以为画中人是某大家闺秀。
更多的则是一些无名女郎，穿着形形色色的旗袍，或中式棉袄，在画栋雕梁间搔首弄姿。客观地说，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较朴素（有些尚未摆脱村姑的稚气），比同时期上海滩的摩登女郎要显得土气一些。她们虽然碰巧进入“洋镜头”了，但估计还没使用过巴黎香水、伦敦口红。
有一幅照片，内容是这样的：两位俄国大兵（肯定是八国联军的），各自正搂着一个强作笑颜的妓女（至少我希望其笑容是强作出来的），围坐在八仙桌边，高举酒杯合影。只需看一眼，你就会明白，所谓的“铁蹄”指的是什么。当时，连紫禁城都在洋人的刺刀下颤栗，更何况八大胡同呢？这一回，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照相机了，还有口径更大的枪炮。想一想那一时期的中国，命运的悲惨，似乎并不比苟且偷生的妓女强到哪里。需要同时面对一大群如狼似虎的虐待狂，中国简直连招架之力都没有。
旧中国，对于垂涎三尺的西方列强来说，就是可以自由进出、肆意妄为的八大胡同。他们到这块古老而丰腴的土地上来，是为了寻芳探宝的，更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蹂躏其自尊。他们并不是腰缠万贯来消费的，而是借助坚船利炮来掠夺的。
从那妓院的照片里，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影子，一个无比屈辱因而无比漫长的瞬间。表情尴尬的女性，她们承担着的其实是双重的耻辱（从肉体到灵魂），因为她们不仅是饱受欺凌的妓女，同时又是毫无尊严的亡国奴。而此时，中国的男人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抛弃了自己柔弱的姐妹？据了解，当时中国的天字第一号“男子汉”——皇帝本人，已一溜烟地逃出紫禁城，到偏僻的大西北避难去了。唉，光绪，临出逃前不仅无法搭救心爱的珍妃（被慈禧太后下令投进井里），而且更顾不上照料首都的妇女们（包括社会底层的妓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即将身陷水深火热之中……
难怪有骚客借用古代郛国夫人的诗句，来形容公元1900年的北京城：“尽无一人是男儿！”
日本电影《望乡》，通过主人公在南洋的山打根妓院所经历的沧桑巨痛，表现了一群“南洋姐”被祖国抛弃（甚至归国后还受到歧视）的苦难生活。作为一个战败国，能以电影的方式对那一卑微的群体加以关注与追悼，恐怕需要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能做出决定的。
而中国人，不大可能为八大胡同（尤其是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的）拍一部电影的。正如他们在心理上把八大胡同排除在古迹保护的范围之外一样。八大胡同，哪能算“文物”？哪能辟作旅游景点？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吗？传统的观念是：家丑不可外扬，旧事（主要指负面的）不必重提。中国人，不大好意思（或没有勇气）直面惨痛的历史与惨淡的人生，更谈不上反思以及检讨了。他们常常选择回避或遗忘来化解自己曾遭遇的尴尬与羞耻，包括自己曾犯下的错误。
痛定思痛，倒也不失为一种美德，或一种勇敢。逛北京城，无意间碰见八大胡同遗址，其实大可不必绕道而行。
“公共知识分子”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