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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2-02-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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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首先,丙并没有进入市场,他只不过是“又恶又懒”,因为品质和努力并不能算作才干;其次,即使将丙缺乏判断力算作没有才干,仍不能说明主人是按才干分配财富的,因为甲赚五千,乙赚两千,尽管甲多,但分别相对于他们的资本都是一比一,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甲拿两千不一定能赚两千,乙拿五千也可能赚六千,甚至可以说,即使甲拿五千赚了六千,乙拿两千只赚了一千也不能说明甲比乙更有能力,因为他们的起点不平等,也就无法比较他们的才干,在这种情况下,主人将丙的一千两银子给甲是没有道理的。其二,该段的主题是“按才干分配责任”,但主人对甲和乙都说,“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然并没有按才干的差别(如主人所认定的)在责任上作区别对待,从内容上看却是所谓“按才干分配财富,并且让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主题与内容不一致。
  所以《马太福音》所说的仅是“让富者更富,让穷者更穷”,至于最初富者是怎么富的,穷者又是为什么穷的,《马太福音》强调是按才干,但按我们的分析是值得怀疑的;同时,主题“按才干分配责任”与实际内容“按才干分配财富”不一致。
  事实上,“按才干分配责任”可以从稍后成书的《新约·路加福音》中一段相似的文字中得到,其主题是:交银与十仆的比喻。
  “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锭”原文作“弥拿”,一“弥拿”约银十两),说:‘你们去做生意,直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这里有几点与《马太福音》不同,第一,起点平等,主人不是先入为主地认定他们的才干差别,而是都给一锭银子来比较仆人才干的差别;第二,三仆人的能力差别非常明显,没有含糊性;第三,主人尽管依才干加给甲一锭银子,更重要的是依才干授予责任:甲、乙分别管理十座城和五座城;第四,财富差别主要是仆人的才干作用于市场得到,而《马太福音》中主要是主人的分配所致。
  所以,《路加福音》中是真正的“按才干分配财富”和“按才干分配责任”。前者是主人的分配,后者则是通过市场实现的,并且这里更强调主人的分配责任。按照一个人的才干或努力分配财富,不管是市场还是主人,无论是以公平准则还是其他准则衡量,都会为大众所普遍赞同,因为这种所得是“应得的”。但将丙的一锭银子补加给甲恐怕赞同者极少。那么“按才干分配责任”合理吗?我想一般人会接受,因为它会使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做得越大。接着要问的是:管理城市的人对城市有所有权、产权或受益权吗?完全是义务劳动恐怕很难行得通,只要有受益权,那么“按才干分配责任”最终还是“按才干分配财富”。
  “按才干分配财富”在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成为现实,同时它符合大众的正义观念;“按才干分配财富,并且使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在现代社会也已成为事实。在《马太福音》中是主人制造了这一事实。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米德深入研究了个人财富所得的来源后发现:在自由市场制度下必然会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但这并不符合社会正义观念,现代西方民主国家近几十年来实行福利制度就是其证明。那么,即使当“马太效应”已成为事实时,《新约》倡导“富者应该越来越富,穷者应该越来越穷”吗?答案正好相反,《马太福音》对此多有论述:“依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这种道德说教在《新约》的其他篇章中也比比皆是,例如《提摩全书》里就忠告:“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万物给我们的上帝。只要嘱咐他们行善……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未来。”
  所以,《新约》中“马太效应”的真正含义是“按才干分配责任”,其目的是将尽可能多的资源配给有才干的人,让他生产出更多的社会产品,这样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就会做得越大。在自由市场制度下自然会导致“按才干分配财富,并且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新约》的主张是:富人应该将财富分配给穷人,只有这样他才能进天国。因此可以说《新约》所倡导的是一个既有效率又有正义的理想社会。这一经济伦理精神被新教徒所继承。在新教徒看来,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不是目的,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博得上帝的青睐!为了与上帝更加接近!

  《围城》的情爱关系与人性弱点

  
  ? 余岱宗
  司马长风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把《围城》说成“地地道道是一部爱情小说”,这种理解显然没有全面地概括《围城》的主题。不过,《围城》又的确是一部揭示了独特的爱情哲理的小说。谈《围城》,不能不谈爱情,说《围城》,不能不探讨《围城》的恋爱、婚姻故事为人类的情爱秘密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一部《围城》,几乎所有的男女人物都或深或浅地涉及情爱领域。方鸿渐先生在回国的邮轮上就与鲍小姐闹了场不太光彩的“露水姻缘”。到了上海后,在苏文纨小姐的客厅里,方鸿渐又“被迫”卷入了由苏小姐策划、苏小姐主演、赵辛楣先生担纲表演的一场争风吃醋的“三角恋爱”。这场“三角恋”其后又迅速地扩展为“多角恋爱”:方鸿渐爱上了由苏文纨领出的唐晓芙,而苏文纨的另一个追求者、后来成为苏文纨丈夫的诗人曹元朗也登场加盟,共同表演了一场轰轰烈烈但最后又作鸟兽散的多角情场恩怨的轻喜剧。在闭塞的三闾大学,那位扼要是“一张红嘴,十个尖而长的红指甲”的汪太太不甘寂寞,充当媒人,组织赵辛楣、方鸿渐与范小姐、刘小姐相亲,结果媒人反而与赵辛楣卷入了一场“桃色新闻”,连带高松年校长“受累”,暴露了汪太太的暗恋。当然,此间最成功的一次恋爱是方鸿渐与孙柔嘉相恋。孙小姐“处心积虑”地设下了一个爱情陷阱,方鸿渐也因“一念温柔”糊里糊涂地成了孙柔嘉的爱情俘虏。赴三闾大学的路上,李梅亭与苏州女人不乏暧昧故事,到了三闾大学后,陆子潇以“教授的情书”向孙柔嘉求爱,而范小姐则借借书向赵辛楣示好。就是那位爱情逃亡者赵辛楣的爱情后来也有了着落,他爱上了一位因为两门功课不及格而愿意跟他结婚的女大学生。至于那位后来堕落成携带私货“走单帮”的苏文纨小姐结婚后对赵辛楣反而亲密起来,似有藕断丝连的嫌疑。总之,《围城》确实是处处展现了人类不同类型的情爱景观,有三角恋、多角恋,有初恋、暗恋、婚外恋,有纯情之恋,更有矫情之恋。《围城》惟缺心心相印、令海枯石烂的生死之恋。
  《围城》这部小说没有出现古典的、浪漫的生死恋并非偶然。仔细考察《围城》中的男女情爱关系,不难发现,作者除了为特别偏爱的方鸿渐、唐晓芙的“纯情之恋”设置了一些浪漫情节和细节外,其余的男女情爱关系皆有“煞风景”的矫情之处。
  《围城》中男女恋情的“煞风景”处,通常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干扰,而是来自于男女双方情感的无法同步所导致的矫情或造情。这在主人公方鸿渐系列情爱遭遇中表现得特别突出。那位令方鸿渐“失望、遭欺骗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的鲍小姐的无情自不必说,他们的一夜情导致的被轮船上的侍者阿刘的敲诈也似乎“罪有应得”,不应算做纯粹的“煞风景”。而方鸿渐与苏文纨博士的恋爱从开头便注定了方鸿渐的尴尬处境。方鸿渐找到苏文纨的府上,“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这个动机虽然“不纯”,倒也说明方鸿渐主动接近苏文纨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获得苏文纨的爱情。不料,苏文纨“误读”了方鸿渐的来意,在方鸿渐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唐晓芙身上的时候,苏文纨虽然也有所察觉,却表现得格外执拗:在月夜的苏家后花园内,苏文纨小姐躲在外国话里命令方鸿渐吻她,方鸿渐没法推避,象征性地送吻后欲快快摆脱,苏小姐道:“我偏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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