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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友渔利用这张大字报镇压革命,同学们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为什麽孙友渔要利用这个来围攻同学呢?这件事实有,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二月兵变还没有准备好。
再有,同志们问我,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是不是要建立组织?我很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要在北大贯彻阶级路线,这种心情是好的,是要贯彻阶级路线。过去陆平黑帮反对阶级路线。第一,我很理解同志,们在陆平黑帮统治下受迫害,受打击,现在明白了要团结起来,不再受政治上的打击,这种心情完全是对的,我完全理解。第二,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革命的左派队伍如何实行阶级路线,许多学校还不清楚。学校里是否有阶级组织呢?有!是共产党,是共青团。共产党你能说不是阶级的组织?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共青团也不是资本主义青年团嘛。问题在于前市委统治下,党团组织有很多问题,北大校党委,团委,都瘫痪了,但不能因为瘫痪了,就要另建阶级组织,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改造这个党团组织。是否需要再建立一个阶级组织呢?江青同志已经说过阶级队伍要通过党团组织来表现,不需另搞一套了,而且那样会被孤立起来的,使团结受到损害。
真正革命的工人,农民,干部子女怎麽办?我建议好好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条。第一条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要成为一个很好的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党团员,好统治。第二条是能真正地全心全意为中国,世界大多数人服务,离开了绝大多数人,就不能叫真正的革命者。第三条,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子弟,要注意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团结他们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向彭真式的人物,向陆平、彭佩云黑帮作斗争。左派工人、贫下中农,特别是革命干部子弟要警惕,时时刻刻不要脱离群众。毛主席在给清华红卫兵的信里就讲到这个问题,要团结绝大多数人,是不是?我希望同志们能团结大多数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我很欣赏李杨杨在发言中的一句话,她说:要真正站在群众之中,而不是站在群众之外,现在的任务不是成立贫协,而是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
李雪峰同志讲话
同学们,同学们,我首先声明我完全赞同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认为他们的讲话对同学们的辩论会作了严密的分析,他们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他们总结了运动中群众创造的新形式: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结果,这样的结果由他们总结了,这是科学的总结,今后将要把这些总结写进我们的文件里。其次,谈一谈工作队的问题。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坏的工作组,主要是他们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妨碍了运动的发展。他没有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反而采取种种清规戒,束缚了群众的手足,五十天没斗陆平,彭佩云,没打击黑帮。实践证明是坏工作组,既然是坏的就要罢官撤职。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工作对敢于批评,也是个新的经验。派工作组原是老传统,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派工作组是不适当的。伯达同志,康老不仅批评了北大工作组,他总结了全市工作组的经验。同志们问,坏的工作组农民负不负责任?我们有错误,我们用人不当。一个人怎样,要在实践中考验,即使在历史上做过工作,也要在新的情况下考验?江青同志掌握的材料比我们多,有些我也是才听到的,我们发现慢,斗争慢,拖延下来,我们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党主义,毛主席没派工作组,这是新市委的责任。当时的情况是,中央决定我来北京当书记,刚来就是批判斗争前市委,就是后来写的前市委的十大罪状。第九期彻底地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当时,我们破中求立,但遇到这种情况时,只有我和吴德同志两个“空军”司令,习惯势力就起了作用,立刻想到派工作组,到处求援,求各部,各地方。当然前市委还有一些工作组,但那些单位又要求派工作组,如一个外国语学院,原是前市委的工作组,要求派新的工作组,那几个同志给我们提的意见很好。对于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只有面向群众,我们有责任了解,我们有老框框,到处要人。当然外地的人我们一般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摆脱日常事务工作,到前线来犯了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群众来信很多,也处理不完,当然都处理也没那么容易。当时到市委来的,一天达到三千人,也包括学生,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原谅我们,官僚就是官僚,我们没有象江青、陈伯达、康老一样到群众中来,难道我们比他们还忙吗?
关于五月廿五日的报告(按:五月廿五日聂元梓等同志贴出来第一张大字报,李雪峰当时到北大作了一个报告),五月廿五日新市委还没有成立,就我一个人,当时我讲了两条,一条是内外有别,一条是不要上街,当时有点怕乱子,经验证明,当时主观想法是不对的。第二天六月三日,新市委宣布成立,六月四日那几天敲罗打鼓,声援北大,还不是上街吗?关于批评新市委,六月四日我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我说一般不能这样讲,当时讲是因为在中央决定我来组织北京新市委时,六月廿日市委大楼出现大字报,党中央叫我来当市委书记,他们要赶我走,所以我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批评新市委可以,我们说过大字报可以贴,将来也可以贴,当时讲这样的话是有特定的环境,我又是一个光杆司令。
关于“六·一八”事件,革命师生斗争了黑帮分子,但张承先颠倒黑白,说是反革命事件,也有的地方叫“六·一八”事件。北大派了工作组后,各地纷纷报警,又要我派工作组,当时大学有,中学有,工厂也有,当然有的地方报的是假的,当时有点乱,后来开了会,叫领导引火烧身,结果很多单位没有传达到引火烧身这句话……
六月廿日前后,工作组报告的多起来了,北大也是其中一个,开始发现班与班,系与系不能互通情况,二十三日开了会,总结了经验,要互相支援。六月一日后,到北大声援的不是很多的,我总结了经验,互相支援是必不可少的。过去我们在学校,城市也搞过,现在一当领导就忘了。北大工作组没有发扬四大,廿日以后,个别地方发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别的同志讲过应该注意,以后改了。七月十日报告没有改变这样冷冷清清的局面,陈xx的大字报贴出来了,来得快,我是见事迟,转得慢,是犯了官僚主义,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工作组现在看来不管好坏都不行。究竟谁了解情况?还是学生。黑帮分子的脑袋上又没有刻着字,搞教育改革,学术批判都要依靠群众。刚才康老的讲话不仅总结了北大的经验,也总结了全市的经验,今后怎麽办不说了。工作队不一定三天都走完,郊区社教还要搞,等同学们将高等学校的文化革命搞完,还要去帮忙。那时你们更有斗争经验,就不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了。
北京是首都,要看北京工作如何,对支持越南也作了一个好的开端,检阅……,这是国庆演习,证明了北京人民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我们不仅搞文化,也搞武化,大搞军事训练,当兵保卫首都,把北京搞成坚强的地区。
康生:同志们,昨天我提出了三个问题请同志们讨论,听同志们的意见。第一个问题是“六·一八”事件,同志们怎样看法,我们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小组组长也表示了我们的意见。另一个问题提请同志们考虑,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底怎么样,要还是不要。我们文化革命小组也表示了意见。第三个问题北大今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法,我们文化革命小组也表示了意见。我赞同我们小组组长的建议。同志们,我们的是建议,不是命令指示,不是强加你们的,赞成不赞成的权力在大家,昨天我们问过,也调查过。北大文化大革命中谁是主人?(我们!)绝大多数说是革命师生,也有一部分人说是工作组,今天递上来一些条子很注意我们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鼓掌。似乎我们一鼓掌问题就定了。不是的,鼓掌不鼓掌要看你们,同志们,主要靠你们,对不对要通过你们的头脑来考虑,你们不要看我们的态度。这样很危险,要是我们鼓错了,那你们不是也错了?张承先的工作组最大错误就是启发大家觉悟不够。靠北大广大革命师生来搞,没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这是很大的很严重的错误,这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的问题。50天中北大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还没成立,系里的小组也是工作组包办代替的。不是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因此在路线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同时,李扬扬的说话我很注意,她把张承先说成是诸葛亮,你们是阿斗,这是完全错误的。“国际歌”中怎样唱的,不是要靠自己救自己吗?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靠自己救自己呢?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不是靠口头讲的,而是靠实践。
张承先口头也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际上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北大的这个事实再次证明了,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就达到目的取得胜利。凡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就受到挫折,就犯错误。今后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时必须紧紧掌握住毛泽东思想。要相信自己,要相信党,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一切都会胜利。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弟都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