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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翻印 110） 中央首长分别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 陈伯达 江青
1967。09。17
〖时间：晚九点半至十二点，地点：人民大会堂。出席的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叶群、戚本禹、姚文元、吴法宪。〗
江青同志：开会了。同学们，带语录了没有，我们学几段语录好不好！
现在请总理讲话。
总理：同志们，战友们，今天还要重复昨天讲的，昨天讲了一次，今天再讲一次，可能讲不好了，因为提纲没有带来。
我想，最近一个时期，七八两个月，整个形势，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更向前进了。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听了吧！形势大好，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一致的看法。大好形势不是随便讲的，是确确实实大好，是大大进步了。因为我们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夺党内走资派的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党的领导。所以我们在夺权斗争中，我们要向深度，广度发展。特别是七八两个月形势更好，解决问题快起来了。从一月份夺权斗争到七、八月，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七个（指省的），大家知道的，山东、山西、青海……，除了这七个以外，我们还争取了过渡的办法。一种是成立军管会，由军管会过渡到三结合，促进大联合，三结合。另外还有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由这个过渡到革委会。长江以南正向这个方向前进。
到七八月份我们已经解决了河南、湖北、浙江、江西……的问题，现在正在解决安徽、广东、广西、辽宁、江苏等省问题，估计在今年年底全国二十九个省可以解决二十个至二十四个。今年，第二个年头，速度会加快一些，有了一年的深入的发动，经验多起来了。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点燃发动的，是自下而上发动的，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在这么大规模群众运动中，我们伟大的领袖，让我们加紧工作，我们在这里召开了好多次会，但是出现另一方面的干扰，这个干扰来自北京，特别是来自大专院校红代会两方面的干扰。
本来红代会是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促进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但是，北京红代会，大专院校提出了一些跟我们相反的看法，说什么现在是第三次大串联的时期，在八·五大会上，我碰到大专院校一些认识的同学，有蒯大富、韩爱晶等。他们有这么一个认识，说什么“现在是第三次大串联时期”。我和谢富治一致讲：“肯定没有这回事，不是大串联，而是要回来，现在形势有利斗批改，应该在本单位，本学校搞斗批改，不是出去。接着八月十一日我们又讲了话，结果你们还是走了很多，清华走了五千人，北航也有，师大想派一个联络组到西藏去，我说了之后他们没去。总之，各校都有这种现象。
后来和武汉造反派接触，才知道，他们和我们对形势估计不同，他们对形势估计是悲观的，他们认为全国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好象比二月逆流更凶，因此得出结论：“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我们一听，这怎么象话。夺谁的权，全国军事大权在毛主席手里，毛泽东思想挂帅，怎么能武装夺取政权。
有些人受了蒙蔽，保守派夺了解放军的武装，但是毛主席一声令下，派解放军去，问题就解决了。武汉问题怎么样？陈再道暴露了。
象陈再道、钟汉华这样的是极少数，绝大数解放军官兵都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武汉问题还不是解放军解决的？！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人民、解放军都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武汉的几小时乱子很快解决了。
怎么能说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呢？把这些权都夺过来，就是夺无产阶级的权。战争解决问题，这就是内战，这完全是悲观的。
甚至有人说：毛主席在中央也是少数，我们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好象是很好，永远跟着毛主席，但是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狂热，一转，转为悲观。这种估计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不仅如此，这种想法背后有黑手的，有坏人的。有人故意散布这种论调。正象姚文元同志文章所说的，有人从极“左”，或右的方面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不仅是走资派的问题，更有坏人、敌特在破坏，他们暗藏在群众中散布，有些群众一时受了影响。9月1日我们曾经召集了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9月5日在接见安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会上，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等又讲了。这一次再讲一下，这种对形势的估计不是坚定性，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是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必胜的决心。
大家唱“下定决心……”但是你们的想法和做法不对头，这有走资派从“左”的或右的方面动摇我们，这里有黑手，你们要警惕。走资派从右的方面动摇，也是不允许的。
9月1日江青同志给你们提出三个任务：第一，巩固和加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我们不能动摇这个司令部。姚文元的文章中讲了，有一种形式，是以极“左”的形式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五·一六兵团就是这样，这个兵团是秘密的阴谋的反革命的组织。它就是要挑拨离间，整这个，整那个，矛头首先是对准我了。这不是对个人，而是通过对毛主席司令部一个领导成员，一个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工作人员，从而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当然对我的批评是可以的，我有缺点错误，在座的可以批评，但他们是把我做一个毛主席林副统帅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其中一员来整，他们搞阴谋，他们把我和中央文革分开，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阴谋分裂中央。（江青：起到了敌人所起不了的作用。）
我们是靠中央书记处起作用，我们整天在一起办公。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不要受坏人挑拨利用。五·一六兵团搞出来了，我们很高兴。但搞五·一六兵团有几个原则：第一，不要把五·一六兵团扩大化。没什么了不起，就那么几个头头（江青：这是很少的几个。）说有八个方面军，什么地方方面军，后来查清了，只是一个长沙一中的一个人（另一稿为“几个”）。它没有群众，只能搞秘密活动，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一公开就完蛋了。有些群众受蒙蔽，这种人是利用青年的思想不稳定性，讲什么“这个人犯了错误”。就是犯了嘛，也不能拿一句话一件事来决定一个人。不要扩大化，就那么几个头头。
第二，自己受蒙蔽，不知是坏人。我们主张你们自己把坏头头揪出来。秦化龙是个叛徒。七八月份我就提醒了，斗谭震林让秦上主席台，我说，他上主席台我就不参加了，他们就接受了我这个意见。农大调查出秦是一个叛徒，他们没有背包袱。外面大字报说是卫戍区逮捕的，不符合事实嘛！
第三，不能因为批了极“左”的思想，就让老保翻天，说什么反击二月逆流也错了。你们批谭、批陈还是对的，我们支持。
第四，揭发五·一六兵团是为了推动大家共同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矛头对准刘邓陶，进行大批判，这是我们的大方向。
这四点是我们的方针，这是孤立最少数，教育大多数。如揪出了张建旗，这是一个小头目。不是责备你们，而是教育你们。
这说明不管以右的或极“左”的动摇这个领导核心，都是妄想，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全都被揭发出来了。这样做有利于我们的大联合。
如果你们还在领导核心里观察这个人的声色，那个人的表情，一言一行，把讲话掐头去尾，来分析这个那个，就完全陷于资产阶级政客的泥坑里去了。我们不能搞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么搞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无产阶级不是争名夺利。
过去的确有那么几个人，我们搞清楚了，将来要宣布。你们要相信毛主席、党中央。
现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很幸福。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能跟你们比。（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你们现在应好好学习，不要受坏的影响。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林副统帅、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你们又靠近主席，你们在北京，应好好学习。另外还要向群众学习，上海批评我们，北京学生多了，太受宠了。另外发动工农不够。
你们表现好的很多，我们不称赞了，现在有的不好，是受教授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受机会主义领导的影响。你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恶性发作了，这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机会主义现在垮了，但是，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教育你们。你们要上求教于毛主席，下求教于工农兵。在革命的实践和劳动实践中提高觉悟。
你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思想呢？是受了影响，坏人的黑手是到处伸的。受了影响，承认了，接受了这个教训，则会增强免疫力。直接受影响的免疫力可能更大些，但是今天在座的不一定都比昨天的免疫力强，因为这是不平衡的。
第二个任务：要爱护解放军。江青同志讲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长城，要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经常讲的。在夺权斗争后，我们提出了八条，主要是讲拥军问题，后来四月又提出十条，主要讲爱民，我们的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错了就改。这样就全面了，两个方面都有了，不能用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这时我们没有好好宣传，后来出了六、六通令，7·20事件宣传上出了错误，提出抓军内一小撮。并不是说军内没坏人，象赵永夫、陈再道……，但是以此乱套，到处抓一小撮，抓赵永夫，抓谭氏人物，抓陈再道，从广州揪到福州。我们的文件纠正了，但是你们还是按错误的估计，以错误的做法，到处设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