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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反复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我个人由于工作角度的关系，也由于害了一场重病，医生要我用参加文化生活来锻炼我的听觉、视觉的平衡。这样，我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这大概是在一九六○年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在舞台上、银幕上是一大、二洋、三古；还有香港电影、美帝国主义的电影、苏修的电影、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总而言之，宣传的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就是不为工农兵服务。他们表现的工农兵是歪曲的。就是在一九六二年那一个夏天，我当时不认识刘少奇是个什么人物，我跑到他那儿去说：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情。那一年我同四位正副部长谈话，要求要为工农兵服务，要表现英雄的中国劳动人民，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他们不理睬。开始，争取评论的权利，但是他们也不理睬。所有的新闻机构都被他们控制了。
在一九六二年的冬天，我到了上海，柯庆施同志还在世，他支持我。在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组织一篇评论坏戏、反革命戏的文章。到下半年，我还是继续地要求评论，他们不肯。我将他们的军，那个时候中央正在开会，我说请姚文元同志来。请来了，他们害怕。他们就怕姚文元，他们说姚文元同志是“一条棍子”，我说：姚文元同志是一条无产阶级的金棍子。（鼓掌）这样，他们才拼凑了一个按语，一篇评论，送给主席、给我看了。主席有改动。但他们拿回去又把尖锐批评的地方又改了。改了还不说，他还不再送给主席看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光评论不行了，得要参加艺术实践。就找一些剧本，同时组织评《海瑞罢官》。组织这篇文章是很难的，没有主席的支持，没有柯庆施同志的具体的支持是出不来的。修改了很多次，我都看了三次。那些反革命就盯着，说什么：送录音带就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了。他们说对了，因为他们是混入的一批反革命嘛！我到哪去，他们都盯梢，搞窃听器。对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对我都盯着，控制着，是这样一种情况啊！同志们！（群众高呼！打倒刘、邓、陶！）
一九六四年，我没有告诉别人，也不敢告诉，为了解决京剧武打问题，就是兵的问题，跑到海南岛去“解剖”战士的动作，来解决这个武打的问题；又跑到上海看那个戏搞得怎么样了，因为我知道人家在破坏会演。他们说我们的革命的现代戏，是话剧加唱。他们才无知哪！中国的戏从来就是话剧加唱。他们说我们的戏是白开水。白开水又有什么不好呀！没有白开水就渴死了，有了白开水就可以做出别的东西来了。在会演的时候，主席批转了姚文元同志的一篇文章（名称末听清）叫全体同志学习。但那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只承认我们有两个半戏，哪两个半？《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是半个。在这我要向同志们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康老、陈伯达同志以及广大的人民，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是支持的，他们决心紧跟着主席走的。这些戏都是搞的革命的三结合，都是同时斗、批、改，都是针锋相对。那个时候对我说来，是艰苦的岁月。（群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大特务、大反革命分子王光美去搞了“桃园经验”。也就是在那个同时，反革命分子刘少奇作了公开的报告，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群众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王光美！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一九六五年农村23条，他们继续阻挠破坏。彭真就来了一个刹车，他们搞了农村相当一个部分的资本主义复辟；罗瑞卿这个大反革命就来了个夺军权。（群众高呼：打倒彭、罗、陆、杨！）
到一九六六年一、二月我觉得不行啦！一定要请人民解放军的尊神来啦，无产阶级的尊神来啦。我亲自向林副主席请示，他们多方阻挠、破坏。可是，还是在林副主席的支持下开成了。（鼓掌，群众高呼：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他们同时搞了一个什么《二月提纲》。还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林默涵，把我们座谈会的纪要盗窃去，改头换面说是他的。无耻！这个时候就成立了中央文革起草委员会。中央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起草《五·一六通知》。在这个时候，这个起草委员会的中央文革，刘、邓、陶他们就安下了钉子，我们是不知道的。当时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跟吴传启、潘梓年这些反革命有着关系。我当时只是作一般的党的工作人员把关，劝他们不要跟他们来往。因为我不了解这些人，平时没有听说过什么吴传启。知道有个潘梓年，但也不知道是个大叛徒，那个时候就斗争啦。同志们！那个时候因为工作太累，我半休息，也观察全国的形势。
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不要派工作组，但是，刘少奇他们回来还是派了工作组。（群众高呼：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同志们，我干过这样的蠢事情，我在上海，南京大学出了“6·3事件”我曾替江渭清出这样的主意，叫他出去开个大会，告诉群众，他支持群众革命。但是他不听，我还当他是个好人。那时候接着就是西安的“6·6事件”，接着是北大的“6·18事件”。聂元梓他们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清华大学反对王光美这个工作组。他们是有功勋的。这个时候，红卫兵小将们冲上了社会，破四旧，点火串联，起了很大的革命推动作用。他们这样的功勋是不能抹杀的。这是历史事实。（鼓掌，群众高呼：向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
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夺权。因为在一九六六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尽可能的想挽救他们，但是他们不肯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上海是有120万产业工人的城市，是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城市，因此工人阶级起来夺权啦。但是，接着来了一个“二月逆流”。这个问题同志们不了解，什么叫“二月逆流”呢？就是因为一月夺权，那些不甘心失败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这个叛徒谭震林跳出来，说中央文革一切都作错啦！红卫兵小将一切都作错啦！他说他跟主席革命四十年，到四十一年他不跟啦！他拿起皮包就走。其实，他从来就没有跟过主席革命。（群众高呼：打倒谭震林！）我们现在才知道，当然喽，以后还要更深入的知道些事情。就是当时，王力、关锋、戚本禹、肖华、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他们是勾结在一块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发现了他们跟吴傅启这些坏家伙勾在一块儿，我做多次的思想工作，都碰了钉子，耐心地教育他们，希望他们回过头来，但是他们不听。一下子端出三个人来，要影响群众的，这是大局。所以我们中央文革开会讨论，采取分割政策。但是王、关分不开，戚本禹暂时分出来了。这样小将们也很惊动的。这个天派、地派是人为地给分开的，是王、关、戚，肖华、杨成武、傅崇碧这些家伙在背后操纵分开的，多数小将是受蒙蔽的。我们曾经从去年7月、8月、9月对他们进行多次批评，但是他们听不进去，闹分裂，互相的群众斗群众，敌人就在背后操纵，逃之夭夭。（群众高呼：打倒王、关、戚！打倒肖华！打倒杨、余、付！）
去年的下半年，我们和工人同志开过座谈会，和文艺界也开过座谈会，都讲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多次讲搞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受蒙蔽的小将他就不听。特别是今年的3月24日，就在这儿，我们的林副主席和我们一块，告诉同志们要揪出杨成武这个野心家，傅崇碧，余立金是个大叛徒。（群众高呼：打倒杨、余、付！）在这以前，傅崇碧擅自带着武装，冲我们中央文革所在地去捉人，让我把他打回去了。还有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因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给我们召开了会，就在3月24日开了会。3月25日为卫戍区新的司令员温玉成开了会，因为他们不接受温玉成同志。特别是3月27日我们在工人体育场，开了十万人的大会。在这三个会以后，29日就大搞武斗，这个错误就大了，这时小将们的错误就大了。这个天派跟地派，原来是一派，是他们分裂的。地派在“二月逆流”中是比较站在前面的，抵制“二月逆流”的，天派跟的慢一点。但是反对王、关、戚，杨、余、付，以聂元梓为首的天派是比较早的。这，我要给你们说一说。但是，说不清楚的，就是今年3月29日北大大打，清华也大打，这是垂死挣扎的敌人在背后操纵着他们，控制着他们，他们的这个错误是最严重的。但是也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因为他们读的书，上的学校，还是刘、邓那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或者是部分的是资产阶级思想，要再改造。
7月27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声号令，工人阶级进入上层建筑搞斗、批、改。这些学生，他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搞武斗，脱离了群众，也脱离了他们本单位的群众。《红旗》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从7月27日到9月5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了大部分北京市上层建筑，去帮助他们，从政治上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