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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地，准备上山打游击，潘梓年，年纪大了打游击不行，就把他送到太湖养起来了，就这样暂时停下来。他们矛头国务院是我，中央文革是康生、江青同志。这些坚持立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就反对，他们搜集材料，反对康生、江青同志，想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打倒。
六七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现以查清“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文件有一个宣言，七月一日通过的，另外“616”跟着发表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的口号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很反动，正好在这时开始有二月逆流，传到社会上，他们把矛头对准中央各部委，对准解放军。武汉事件发生后，他们就变成了什么角色，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依靠的伟大长城，六、七人闹的最凶。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总之这个问题摆在面前，当时的政策是割断联系，在北京有少数拘留起来了，吴传启到处乱跑，从西安到武汉，用飞机把他捉回来，潘梓年老了，从太湖把他捉回来，另外告诉他们组织有坏人，自己抓，有的连名字都告诉他们了，是为了把他们和群众隔开。第一是本组织自己抓比较好，第二是不要扩大化，第三是引导到斗、批、改上，第四是不允许二月逆流翻案。过年后，杨余傅的问题出来了，牵涉到更多，要更谨慎，要小心，所以没有广泛的讲，“3。24”、“3。27”讲了，只是一般的讲，要大家警惕就行了，没有今天讲的详细。当时还不知道这么多的内幕，到下半年解决天地派的问题，还有工人进驻上层建筑，工作转到这方面来了，深挖“五·一六”工作冷了一阵，同志们来了后，对“五·一六”不清楚，更不知四条汉子的问题，三十年代的问题，“二流堂”问题更不清楚，象今天这样对宣传队没有讲过，你们来了，我们的责任没有把他们讲清楚，去年八月以后，有的单位动的早，有的晚，有的人不敢下手搞，有一碗水端平的问题。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坚持三个原则，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支持，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斗争，（江青同志插话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无所谓一碗水端平，因为他是秘密组织，是颠覆我们党，颠覆我们的军队，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六九年“九大”以后，新的党中央成立了，在斗、批、改阶段，在清队中，要把这个案子清出来，搞清楚。好的、坏的分不清楚，是非不清，有的是敌我问题，不清楚不行。学部搞了几百人，现在数目很大。（江青同志插话：一定要注意。）必须弄清楚才能定案。不能逼、供、信。要有旁证，但一定要发动群众和群众结合，不给群众讲，就没办法搞清楚。样板团发动群众比较好，有的单位没有发动群众就搞不清楚，今天承认了，明天又翻案，（江青同志插话：要搞政策攻心。）样板团的文艺战士顶住了。“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两面派，他们活动时间不长，有的有证据，有的没有证据。所以要搞清，不搞清对无产阶级专政不利。在北京，有很多人参加，极“左”思潮，烧英（国）代办处，违背了毛主席的外交方针，当时群众受蒙蔽，要把黑手抓出来教育群众。
现在给你们讲清楚，我们耽搁一下子，希望你们认真讨论，要发动群众，宣传要和革委会，大联委互相联系，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干部，教育后代是有利益的。不能用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搞反革命专政，这种人夺了权，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为了小团体、阴谋集团，怎么许可？不揭发清楚总是不利的。
总之，希望其他同志讲了，大家回去很好地讨论，这次会比十月份的动员，江青同志八月份讲话更进一步了。
康生同志讲话
我看讲话也要有的放矢，今天参加会的好多单位，不大清楚，其中有一个单位就是专案单位，我还比较清楚，不想多讲，将来把材料弄准确，详细一点，专门讲一讲，我想简单笼统讲一下，从文化大革命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斗争中，经常想到值得注意三点：
第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过：“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舆论准备。”当时中央对周杨这些人的讲的，这种舆论准备，就是抓文艺、教育、宣传，同志们大多数在文、教、学，在支左，必须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主席这一教导，来看党内所有叛徒、反党集团，他们也是首先在教育方面特别是造舆论，所以同志们的岗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岗位。
第二件事是反革命要反我们，他们一是抓舆论，另一方面是抓机要，要抓我们的核心机密，刘邓叛徒集团利用杨尚昆、罗瑞卿等人，完全掌握我们的核心机要部门，主要在中央办公厅、公安系统、调查系统。他们叫杨尚昆抓，他们要搞阴谋，就必须把这些掌握在他们手里。
第三件事：从斗争中看，反革命进行阴谋活动，掩盖他们的面目，一定是要抓档案的，他们为了掩盖他们的反革命事实，投降、叛变材料和阴谋活动和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行为，首先从各方面抓档案，这件事刘少奇、安子文在全国一解放，首先抓敌伪档案，他们从北京图书馆查出叛变材料、自首启事，他们从报纸上全部挖掉，刘少奇、安子文他们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去，南京、上海、苏州、武汉查这些单位的敌伪档案，销毁他们的罪证，但他们没有想到，全国的报纸是挖不完的，怎么能够挖掉呢？（江青插话：连报纸都是销毁，报纸是烧不完的。）（总理：全国那么多报纸，他们知道哪个登？哪个不登？）今天讲王、关、戚、杨、余、傅，萧华，他们搞反革命阴谋，也不外乎走这个道路，抓文艺、机要档案。刘少奇、王、关、戚，他们有共同的手段。我们搞专案的同志，要得到这样一个教训。关于“五·一六”问题，不是5月16日的问题，刚才总理讲“五·一六”这个问题，不仅是67年5月16日通知发表，在这以前，从各方面情况看，说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王、关、戚、杨、余、傅、萧华是怎样阴谋篡夺机要大权，这是“五·一六”专案的主要问题，大概是六六年十一月中旬、末旬开始作准备工作的。大家记得这时正是十月工作会议开完后，刘邓面目一揭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没有传达，他们的问题是在林付主席讲话后公开的，还有刘邓很不象样的检讨，刘少奇司令部垮台了，王、关、戚想代替这个司令部。他们的口号最集中的就是一个“权”字。“王八七”讲话，王道明可以当外交部长（江青：主席看过的文件，他们可以在上面写三个揪军内一小撮。）六七年一月戚本禹说：现在二十四级的干部可以做部长，意思说，老家伙都不成，就是他们这些人掌权，来上台了，军队也不成了，这是他们的基本纲领，戚本禹这一段完全是同主席、中央方针针锋相对的，他们想把无产阶级的人都赶下去，他们上台。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汪东兴同志负责，他们想把汪东兴同志打下去，他们来搞，还要夺机要部门的权。六六年十月总理有一个讲话，就是机要大权是中央的，党的，毛主席的，这个权不能夺。发电报不能什么人随便都能签发，这些单位最核心的机密，不能夺权串联。第二方面讲这些部门不能串联，要不两串联，不就把机密串掉了吗？这些核心部门和别的单位不同，核心机密是毛主席亲自抓的。可是戚本禹老婆邱良英勾结了一些机要部门的人来冲机要部门，戚本禹在六七年一月十四日讲话时，特别煽动要夺机要权，这是反革命报告，成了全国机要的行动纲领，煽动群众说“为什么机要大权不能夺？”他的报告是攻击总理，实际上是攻击毛主席。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六七年一月五日，王力有的讲话，特别攻击总理不能到机要部门串联的指示，戚本禹到机要局煽风点火，在戚本禹的煽动下，他们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中央机要局的大权。他们掌了二十八天，夺权以后怎么办？他们一方面联络北京的外交部、联络部、冶金部、交通部、调查部一齐夺权。另一方面，当时全国机要人员大多数都来到北京串联，特别是武汉所谓造反派一千多人，就住在中央机要局，这样的地方我们都不能随便去。（江青：电台已经夺了权。）同志们要记住这个教训，这是有党以来，有机要工作以来第一次。第二方面叫反革命夺了我们的机要权，抵消了总理关于机要人员不许串联的指示，他们夺权后，就向全国、全世界发电报，真是反革命。王、关、戚这家伙，要不是留他们做活口供的话，都应该枪毙。就这件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