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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同志讲话
总理刚才讲了一个大体的伦廓，康老着重讲了一个问题的面，我就是补充一下点，供同志们了解一下。今天来的我也不熟，比较熟悉的五团、北影等，八一厂也不太熟，八一厂来了没有？不重复，有的需要补充一点。
要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挂不上钩。当时我们分化王、关、分不开，就把戚分开了。但是六七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我那儿成了罗马大会了，摸到了我的生活规律，对这件事有个认识过程，我们都有个认识过程，同志们就更长了。今天总理、康老讲的这些话对同志们有很大的帮助，要好好学习。追其根，还是刘少奇的黑秀才、武将军，“文曲星”、“武曲星”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他们是一案，最早是从七分钟的闪电开始的，当时对他们不了解。
他们一是串通，二是演习，想到中南海陷害毛主席、总理，也到过林副主席家里，还围攻我。他们很早就勾结，又是黑秀才，我们不知道，怎么接见他们的，一九六六年初，对王力这个人我从来不知道，关锋写的文章我从来没看过，戚本禹写了一个“忠王不忠”我看了。我对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不报告主席、党中央。”这样才搞出来。六六年初春，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革文件起草成员，在上海我和他们有两个斗争。第一个是王、关、戚要求把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拉进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说不了解，没经过中央不能来。春桥、文元同志知道，总理也知道。第二个事情，戚本禹有个政治资本，后来知道是狗咬狗，所谓“八司马”。到四月十六日快起草了，北京搞了真包庇，假批判，他到上海去。他说：“八司马”是主席知道了的，有问题也要留，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温情，坏了要保留，我就打电话给汪东兴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南海工作，后来不知道，他已到了西楼。“八司马”坏了，他就坏了，后来发现把他弄到记者站，才发现的。
我对杨成武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讲过他的坏话，但我和他斗了几次。一次是他假借抓大的，搞饶漱石专案，利用合法专案，搞了我那么多所谓黑材料，这个专案组并没有戚本禹，他呈阅时也写上戚本禹，我把戚本禹用黑笔画了。（问吴法宪是不是？）（吴法宪答：是）后来是我要戚本禹到上海取材料，当时只有我和叶群知道，我说没有，你再搞就是香港，就是台湾了，他就说：我不就成反革命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去吧。戚本禹也利用合法手段，搞了我的专案，就是“北图事件”，从图书馆、报纸、杂志什么都搞。中央批了，这是反革命事件，第二封信是法宪送来的，我一看又是“北图”，我当时就拍了桌子：“你是什么东西，老子不在乎！”这时已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当时七、八、九三个月主席外出巡视，林副主席八月也出去了，只有总理、康老在，他们一下子要端掉我们三个常委，允许不允许呀？（答：不允许。）他们要破坏军队，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因此就这三条，决定把他们捉起来，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报告了主席，先抓了两个，戚本禹没捉，差点把我害死。所以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今天无论如何替同志讲话的，特别是从去年八月份以后，还扭不（过）来就不妥当了。
据我看王力是头头，关锋是第二把手，戚本禹是跑腿的，二月逆流逐渐认识。六七年一、二、三、四月，我就说，你们要和吴传启、潘梓年划清界限，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说了多少次，他们就是不作，同志们有物证，捉戚本禹的时候，身上还有给彭真、翦伯赞、吴晗的信的底稿，总理有一份正式的，这是铁证，他是亲笔。
六六年下半年，我感到他们不对头，他们开始采取的方法是“你们累了，身体不好，不要去了。”举个例子，捉萧华时，戚本禹说不要去了，后来突然来电话，指定要江青来，我当时觉得有预兆，我说非去不可。他们把萧华的党、政、军文件的钥匙，萧华秘书交给一个吹小号的。那里的档案是军队的机密。我说，谁要抢，我就要捉人，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我命令他们把钥匙交出来，后来吹小号的才把钥匙交出来。还有一次抢中央负责同志一类档案，我实在压不住，告诉了总理。他们抢档案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假借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封，实际是偷，一种是利用群众抢，这是非常恶劣的。六六年下半年出我们几个人的丑。把我们几个人的象画在一起，出我们和主席的丑，我提了抗议，后来又出了我一个人的画本，这是破坏我们党，出我们的丑。我说你们不销毁，我要立即采取行动。六六年下半年要从工业、农业，到消费等方面调查一下，王力只是哼了哼，就这样没办法。他们大肆整我们，是在六六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他们要夺财政大权，主席说：财政大权可不能叫人家夺。他们是在六六年底，六七年春开始整我们几个人的所谓的黑材料。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把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副主席讲话和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我们的讲话的录音放给同志们听。六、七、八月他们要下毒手，首先是危害主席，其次是总理，林副主席出去了，主席出去到那巡视，他们就搞，他们想一箭双雕。武汉的问题，陈再道这个人不好，主席回来，给我们说，先作军队的工作，再去做群众的工作，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们完全封锁。王力回来时，我还到机场欢迎了他，他负了伤，我说请医生给护理，他说“不用，杨代总长给我找了。”在北京市革委会筹备时，主席和我、中央文革决定让富治同志主持，戚本禹想去当第一把手，他有什么资格去？他还想把富治同志弄掉，他想把中央文革架空，还有什么周景芳，据说也是萧华这条线上的，还有李广文，也是山东这条线上的。我们对他们的问题，一时挂不上钩，对冲派也挂不上钩，他们把邱会作同志的头都打破了，主席、林副主席说不能这样子，邱会作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象杨成武这样的人怎么敢怀疑？“红小鬼”、“老红军“，从来没有怀疑。但是作了斗争，大树特树，我和他们斗了两次。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这样搞。后来抢档案时，杨、余、傅给了他们解放军的衣服，他们到中央档案馆去偷查档案。我的有一个批件烧了，我说不能抢中央档案，我的“九·五”讲话讲了，其实七月底就讲了。你们可以读一读我的“九·五”讲话还有个八条十条的关系，我说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他们就不高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我，说“你讲的对”。我在九·五讲话中讲了，不能冲英代办（处）。他们还把援越的物资炮弹抢了，在整理文字时他们说这对红卫兵造反不利，不能写。我不同意，说不能去掉，造反在大使馆门前搞，不能冲，这是国际惯例，你搞人家，人家也会搞你，这是完全破坏。
所以说，六七年七、八、九月是我党、我军、全国革命人民的紧要关头，主席到上海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要搞多少万人的示威，整许世友同志，要许世友同志陷害主席，我当晚派文元同志到上海，飞机差点触电。文元到上海后，主席派春桥同志用直升飞机去接许世友同志。他有个怪脾气，但是个好同志，许世友同志当时围困退到了三线，已无路可退。许世友见到主席时感动得流泪。另外他们还整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一句话，要搞乱我们的军队，搞乱我们的党，搞乱我们的革委会。当时我是部队的文化顾问，谢镗忠他们不理我，林付主席写信也不灵了。他们要抓肖力，捉了一个和他差不多的戴眼镜的，否则这个孩子就完了。这是一群非常凶恶的敌人，我在十二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