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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插话：铁道部的领导人吕正操一伙人发了50万传单，支持鼓动工人罢工。）
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刚才社论说了，敌人如不向人民投降，就叫他灭亡！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同意，鼓掌）现在有一小撮搞阴谋诡计的人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已经被揭露了，例如大街上贴的，“打倒陶铸！”陶铸是在刘邓路线推行时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在十一中全会上有人揭发过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让他过来，挽救他。但十一中全会以后，他没有过来，没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并且继续推广了。他和王任重所领导的中南局出现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镇压革命的事件。在武汉逮捕了相当大量的革命群众，这是在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过。我们想帮助他，但帮不过来。他的世界观，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批评过他，十一中全会批评过他，大家批评过他，但是他的灵魂没有被触动，好象是不是我们帮助不够呢？在他看来可能是这样，在我们看来，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就帮助过他。在那时，他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就帮过他，希望他成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当然那时我们劝阻比较婉转，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就闹，我们就公开摊牌了。他说：“这样摊就好了，不然我就不安了。”街上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叫作“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我们文革小组的过错，或者是我陈伯达的过错？他后来写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并不合适。什么“咎由自取”？！事实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所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线，我们想帮忙帮不上。
除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吧，至少！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能治就治，但是有些病是不可以救的。当然，能够治的，尽量治好，但是有的是的确治不好。大街上的标语那么多“打倒陶铸！”但是还是要看看他，这几个月来他的表现是够呛的了，有群众压力可能会好一点，看吧！也有的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能过得来，但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要有许多人过不了关了。《人民日报》有过一篇社论，社会主义革命须要经过许多阶段，譬如说推翻国民党，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为国营企业，他过关了，三五反时他马马虎虎过关了。公私合营、三大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也是马马虎虎过关了，一九五七年后反右斗争因为没反到头上，他没沾边，他也马马虎虎过关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告诉我们是一个长时期的，是几十年，几百年的事。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不能设想很快就没有斗争的。剥削阶级总是企图死灰复燃，事实上资本主义因素在我国还是存在的在思想问题上就更不用说了。剥削阶级几十年了，它的思想影响是很深远的，不能低估。所以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这个大关就有相当多的人过不了，当然也是一小撮啦（江青同志插话：跟七亿人口比就很少啦！）当然跟东欧、外国比较就是一个大国啦（江青同志插话：是一个中等国家。）它的影响逐步缩小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应有更高的警惕性，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每个人都要受考验，能不能过关还要继续受考验，所以我们是在斗争中前进的，是一片大好的形势。我讲的是否太长了，请周总理讲。（周总理说：不长）
如果我们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就要犯大错误，有时候有些人有些修，看不出来，他是隐藏着的，可能麻痹人。譬如上海、黑龙江、西安、重庆等很多地方，他们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看情况不妙了，他就拿出钱叫你北上“告状”去，好多地方如此，上海就是这样。（总理：好多地方，铁道部就是这样，假装同情职工，结果铁路中断，这是我们原来没预料到的，现在恍然大悟了，上海事件给我上了一课）现在我的话完了。
伯达补充：
再补充几句，免得犯片面性，虽然这样，但不要搞乱了，乱抓一通。没有全面考查一个人就抓，这样也不一定合适，对你们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吧。譬如在我们中央里面有很多经过长期考验的同志，譬如你们现在想要抓的谭震林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谢富治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徐向前同志、余秋里同志等。（江青：抓谢富治同志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很坏的，跟你们坦白地说，我们是支持谢富治同志的。他不抓西城区纠察队一小撮人，就会失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部门的责任了，很有许多人功过要全面的比较，余秋里也作了很多工作，谭震林等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好同志，我们和同志们对他们是有好感的，他们不搞阴谋。他们说错话，作错事，写错文章是有的，但是同大是大非区别开来，）这是不是折衷主义呀？（众：不是！）
（外语学院同学说陈毅还有许多问题未揭出来。）
（江青：陈毅的问题是同志间的问题。）
（总理：陈毅正在写检查。）
江青同志讲话
今天这个会有各方面的同学，也有的同志写信来说自己犯错误，不知道怎么办。按照大方向和反动路线作斗争，检查自己的错误，我想你们会归队的，大家也欢迎你们归队。今天可能工人少些，因为最近我们接见工人较少，一时提不出名单来，大多都是同学。今天我想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你们，在大方向一致前提下，走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反对刘邓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斗争锋芒应该集中，不要到处这儿攻一下，那儿扫一下，否则会扰乱我们的阵营。目前在全国有两个大问题：
一，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经济主义和我们作斗争，刚才发给的三篇材料，有两篇是上海的，一篇是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社论，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我不想多说，提醒一句：敌人想腐化瓦解我们的队伍，收买贿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这就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如铁道部的吕正操是自己跳出来的，本来就是桃园三结义的人，揭发彭真时保护了他一下，他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铁路职工，使铁路不能正常运输。他采取的手段就是这样，经济上有，政治上也有，有的乘务员受气挨打，这应该解释。他挑动铁路职工，以至于许多重要交通枢纽不能出车，他们利用经济主义来破坏国家生活，使国计民生都要遭到困难，用这个抗拒毛主席的领导，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在北京也是相当普遍存在的，在数字上没有上海那么厉害，四、五天以前我们采取了紧急措施，除了特殊需要外，冻结资金，否则，他就要使我们工厂，什么地方都破产了。
我们要牢住毛主席的教导，艰苦朴素闹革命。例如市委送给北航十辆自行车、两辆摩托；余秋里给地质东方红二十五辆自行车、五辆摩托车、一辆吉普车。他们哪里来的？我说还不是国家的，我希望你们退回去，（众：回去马上就退！）有的单位都喜欢搞宣传车，满街跑，吵得人睡不着。（总理：工厂区有问题，它是三班制，用广播车去广播不合适，希望同志们注意）。当前主要是击溃他们的经济主义，他们破坏经济，破坏文化大革命，抗拒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他们哪里来的钱？还不是人民的。刚才伯达同志对这个问题讲得较多，我想补充一点，斗争锋芒对准军队、中央及国务院的好同志，我说的好同志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和错误，他们甚至有些人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他们应该向你们承认错误，你们也可以批评他们。你们不要上当，有人想把水搅混，伯达同志举的例，例如陈毅同志说过错话，写过诗词，说话有过头的，有不正确的，我跟他当面争执过，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他有错误就改，他可以和我争得面红脖子粗，最后承认了。但陶铸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后搞我们，甚至镇压我们，所以这种情况能不能一样？（群众答：不能！）对陈毅同志不能采取对刘邓、王任重、陶铸那样的做法。他外交部不能停，天天来来往往，外办问题大，那好办。他本人，我过去不太了解，这几年看，他很坦率，在会上他说过了头，但事后他又说：“说错了话。”广州会议他实在说得不好，六二年他做了自我批评，他又说“和稀泥了”、“失言了”。对此要善于区别。他在历史上有功勋，比如新四军项英支持王明的错误路线，陈毅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后来这支军队又发展到了二十万人。你们都知道，陈副主席和刘（伯承）副主席在淮海战役中他们在前线都是有名的，战上海打得很漂亮，这是谭震林指挥的。谭震林有时说话过头，错了就错了。我不了解他，这一个时期跟他接触，他好，还是王观澜好？他好，王观澜不好。他好还是王震好？他好，王震不好。十一中全会中央委托谭保过王的，那就应向人民赎罪，他的打手张仲瀚（大地主）耍阴谋。谭震林很坦率，也不是两面派，并很赞同你们造反派，你们这点是不知道的。
李富春也是这样一个同志，他粗，思想方面，思想方法有错误，他随大流，他是跟着毛主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