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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论-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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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出入之辨〃明显是个具有精英色彩的问题,庶民在世,一般并不对自己发生出世还是入世的疑问,更不会进行这种抉择。这种抉择有一种精神能力的条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抉择、也能够孤独的。这种抉择也有社会的条件∶ 并不是任何社会都有可以遗世而独立的现实途径,能使一些人相对隔绝于世俗社会。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大量寺院的存在, 使出世看来对一般人也不构成什么大的困难,但在这之前, 出世抑入世却特别为士这一知识阶层所专有,而且, 先前的出入世也不象佛教入中国以后的出入世那样有明确的分断,有外在的形式, 出世更多地带有一种纯粹个人精神上超脱的意味。个人或者是隐遁山林, 或者就呆在世俗社会之中(〃大隐隐于市〃),但心却不在其中,这也就是出世了。 我们现在在这里的讨论,主要是涉及这种出世, 也就是说,主要涉及先秦儒道之间的争论,而不是汉晋之后儒释之间的争论。 
  讨论这个问题对现代社会是不是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已经联为一体,社会组织日益繁复严密,〃合理化〃倾向不断加强,人越来越难逃离社会的控制了。倘若真要在二十五史之后续写纪传体的历史,大概很难再列〃隐士〃这一类传了。那么,讨论出入之辨不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吗? 或者只有作为历史研究的意义?但我们说过,出世与入世除了直接的社会生活层面的意义,还有一种精神生活层面的意义,对待社会的不同精神态度对于个人生活,最终对于社会生活还是很有影响的。出入之辨带有一种精英色彩,但不是别的类型的精英色彩,而主要是文化精英、知识精英的色彩,出入之辨涉及到对于世界, 对于人的生命的根本看法,是人对于这世界,尤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优先和基本的态度。确实,这一分辩并不在许多人心里发生,甚至在少数产生这一分辩的人心里,这种时刻可能也不多见。但是,这一时刻却是人生关键的一刻,是人生沉思,乃至透悟的一刻。 我们可以由此一出入之辨接触到古老人生智慧的根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无作为,或者说将有何种作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首先在这一分辩的基础上决定的。 
  中国的隐士之风其源也远, 其流也长, 《诗经·卫风》中有〃考 〃一诗,描写隐者倘佯山水之间、〃独寐寤言〃的快乐。《尚书》〃微子〃一篇中记载了微子与父师在殷商将亡时, 对进退出处的讨论,微子打算遁逃于荒野,隐居起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莫知其所终〃,〃老子,隐君子也〃。根据一位研究中国隐士文化的学者的意见∶〃自从巢父许由以下,一直到民国初年的哭庵易顺鼎辈,中国隐士不下万余人,即其中事迹言行历历可靠者亦数以千计。〃①梁漱溟把隐士列为中国文化的十四个特征之一。②我们下面就来考察出入隐见的各自理由,让我们从孔子之遇隐者谈起,《论语》中记载了5次这样的相遇∶ 
⒈子路宿于石门。 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论语·宪问》) 
⒉子击磬於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 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未之难矣。〃(《论语·宪问》) 
⒊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 
⒋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於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⒌子路从而后, 遇丈人, 以杖荷 。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论语·微子》) 
  从孔子之遇隐者可见,倒是隐者有些主动,甚至咄咄逼人。他们差不多总是先说话,但说完话又避开,并不真正与孔子对话。他们都是很坚决的隐者,对世界与人生有自己很坚定的看法,这些看法和孔子所持的看法不同,但他们私心又对孔子抱有敬意,所以不免有些遗憾而不忍不言,然多言亦失隐者风度。隐者多有愤世嫉俗之心, 然而,他们没有被当时的世俗完全淹没,在旷野上能遇此等不俗之人,天地间能容此等不俗之人,反而令今人对当时的世界生起一种追思之情,实在说,隐者和孔子在世间都是同一种人,虽然取道不同,其不趋俗不从众则一,所以双方都未免有惺惺惜惺惺之意。 
  这些隐者大都自食其力,他们或荷蒉,或耦耕,或隐于卑微的职业。我们对他们不知其名,(〃接舆〃〃荷蒉〃〃长沮、桀溺〃〃晨门〃〃丈人〃都是就其事而举其〃名〃)也不知其所终。从孔子对他们的态度看,他实在是很想与他们交谈的,他在遇见狂歌之接舆时,特意下车, 欲与之言;在子路遇见丈人而告时,他特意使子路反见之,然却不得见,不得与之言。孔子在听了子路所告长沮、桀溺之言后怃然而叹,夫子其时有不得已乎?其有忧患,其有无奈乎?然而,在此种无奈之后,不是可以见到一种以大无畏行此大无奈之勇者的意志和仁者的情怀? 
  孔子遇到这些隐者,大致都是在孔子55…68岁,为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周游列国的时候。孔子十五即〃有志于学〃,好学好问不倦,在初仕鲁的十余年间,他都是做小官(如〃委吏〃、〃乘田〃),其意主要不在从政,而在谋生,这十余年实际上是孔子的一个〃工读〃时期,至30岁,孔子毅然辞仕而专一讲学,自此至51岁,几二十多年均是讲学期(其间仅适齐一次),如果加上前面的〃工读〃期几达35年,其准备不可谓不长,其积累不可谓不厚。然而,积累到一定时候不能不求用,其救世明道之心随世益颓,道益明而更趋迫切和沉重,并且光阴荏苒,时不我待,故孔子五十再仕鲁时即旨在行道,而在父母之邦不能行其道之后,又周游列国。在周游列国的后期,孔子实在已经清楚道不可行于今世,但仍在努力尽其所欲尽之责。 
  隐者的隐逸当然自有其积极的或正面的追求,但他们劝孔子的理由则主要是〃知其不可而勿为〃。晨门、荷蒉者, 接舆、长沮、桀溺、丈人虽然说法不同,但却可以归结到一点∶今之世道不可为,今之政治不可为。因此,不如避世,〃斯已而已〃。而子路亦承认〃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那么,为什么要知其不可仍为之?因为,命有在天者,也有在人者,在天者可以说是天命,命运、必然性、或者说偶然性,在人者则可以说是使命,大任、职责、道义。在天者之〃命运〃实在说也是在人者, 即在他人者, 在社会者,而在人者之〃使命〃则要落实到自己。所以,天命纵有,亦常常是未定之天,且是在事过、成败之后言之。故世事不可不为,不可不博。即便真不可为,知道了天命巳定,道将不行,个人亦应尽其使命。处不可为之时,亦须有必当为之行。不管这世界会变得怎样,人应当尽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况且,历史未曾没有从一线之天中开出新世界的可能,若人人都仅凭有关可不可为的一己之知就束手不为,人世间将一无可为。隐者活得太象纯粹的智者,而孔子却首先是仁者。 
  子路对隐者的评论基本上是符合夫子的精神的,但就象其性格一样,未免太直、太露、也太逼人。〃君子之仕,行其义也〃,诚然如此;然而,〃不仕无义〃却不尽然。不仕是否就是弃君臣之义?弃君臣之义是否就是弃人群之道?假如人人都学〃丈人〃做一个隐者,人类确实难以合群,巳成的社会也终将解体,但是根据人性和历史的可靠观察,多数人并不会效法〃丈人〃。所以,若以子路此言表示一般的人伦道理尚可,若以此言抨击〃丈人〃则失之过苛。从历史上看,儒者和史家那怕从根本上不赞成具有浓厚道家色彩的隐士,却也认识到他们对于遏制世人的利欲,显示另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的意义。 
  这里最重要的还是孔子所言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大智慧。隐士深契一种隔离性的智慧,我们每个人也都可能在某一时候体会到这一点∶人不是完善的存在,而是有缺陷的,有弱点的,人有时与他人保持某种距离对双方都有好处,甚至包括与应当尊敬和亲近的对象保持适当距离,如〃事君数、斯辱矣, 朋友数,斯疏矣〃。人有时要与他所处的社会,他所处的时代保持某种距离,做出某种分别,不然他就可能是一个陷溺的、沉沦的、缺乏自我意识的人。一个成大事、立大业者亦常有一个退隐期、沉默期、孤独期,这个时期就是一个保持距离、积蓄力量的时期。但是,隐士所持的隔离性智慧却不止这些(在此,我们所说的隐士当然是指真正的、理想的隐士),他们是要彻底地隔离于人世、全面地撤出社会生活,而且终其一生永不复出。 
  隐者这种与社会和时代的隔离当然不是完全消极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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