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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无〃权〃便成固执，或偏于狂狷，有〃权〃无〃经〃则成乡愿。〃权〃中要有〃经〃，〃权〃要不离〃道〃，〃经〃是第一位的，所以宁成狂狷也不做乡愿，孔子说，得不到中行之士与他相交，那就必须与狂狷交往。而在狂狷中，又宁失之于狷，也不失之于狂，因为有所不为更为重要。乡愿表面上最接近于〃圣之时者〃，最接近于〃中道〃，在实际生活中两者也确实不易分辨，所以，孔子、孟子最讨厌乡愿，因为乡愿会混淆道德，贼害道德。 乡愿非〃圣〃，而仅仅是〃识时务者〃，是媚世者，媚俗者，貌德而非德。朱子说∶〃人有些狂狷，方可望圣人。思狂狷尚可为，若乡愿则无说矣。 今之人才说这人不识时之类，便有些好处，才说这人圆熟识体之类，便无可观矣。〃28
孟子虽强调〃任〃，强调〃出〃，但他又反复申言遇有命，君子退处亦自有所安，自有其乐。君子之乐不在广土众民，性不在定四海之民。〃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29君子要尽心、 知性、 知天∶〃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30最大的快乐源泉是在自己的心里，这种快乐是无待于一切外在条件的，关键的是要〃诚〃。具体说来则是〃君子三乐〃，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己心灵的诚意之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围绕此核心的是另外两种快乐∶ 一是〃父母俱在，兄弟无故〃的天伦之乐，一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讲学之乐。 它们都可以看成是第一种快乐的流衍，它们仍然不脱一个〃我〃字。后两种快乐自然要依赖一定的外在条件，但不是普遍的，而是较具私人性质的条件，而且即使没有它们，也还有一种心不愧怍的快乐是任什么东西也夺不走的，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也就是说，如果在为社会尽力之后，即使是〃时命大谬〃，劳而无功，自我依然是可以得到快乐的。甚至在儒家内部，儒者也有退路，而不必退向道、退向禅，虽然此时两者只差一间。
我们不想再谈快乐，应该说，即便个人真能独自〃得道〃，并享受〃得道〃的欢乐，那么，纵使个人已经尽力，面对人间的苦难，心灵仍然不免要留有深深的缺憾，从而使这种享受并不能成为真正欣悦的享受。更值得推崇的也许还是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在穷困中〃若将终身〃，在利达中〃若固有之〃，这是一种坦然的态度，它不止是〃宠辱不惊〃，当然更不是一种避免失态的镇静工夫，而是一种把个人外在的一切看得很轻很淡的基本人生态度。北宋范祖禹从蜀入洛，从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在首都十五年，不事进取，后迁著作郎兼待讲，直言时事，无所顾避，别人劝他，他说∶〃吾出剑门，一范秀才耳，今复为布衣，有何不可！〃后果遭远谪，卒于边地。总之，坦然不同于快乐，个人的一切遭遇都可视为过眼烟云，但人世间的一切却不可如此看轻看淡，不可视尧舜事业也如〃一点浮云过目〃，因为人间的苦难不可等闲视之。人间的份量如果依然沉重地压在心上，就会阻止这种坦然变为快乐。
有了这一份坦然垫底，自然就不易在出处之断中受私利的诱惑，而是唯以道义为归。秦汉以后，虽然乡愿之臣层出不穷，胡广、冯道之辈迭居高位， 但也涌现了许多坚守出处之义的名节之士，狂狷之士，以及有经有权、出处有道、能够建功立业的中行之士。宋明大儒虽然多谈心性，但其出处也大都灿然可观，虽其后学流弊亦不可掩。二程、象山、朱子、阳明的拯世胸怀与个人节操皆令人感佩不已。迨至明未清初，一代名儒如顾亭林、王夫之、黄宗羲等都坚持不肯仕。顾、黄二人拒应博学鸿词科， 拒出修明史。顾亭林说∶〃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七十老翁何所求！只欠一死，若必相逼，
则以身殉之矣！〃31王夫之更是窜身瑶洞，贞固自守，不与外界通声气，晚年居于一荒芜山岗十七年，以其间顽石名之为〃船山〃，自书堂联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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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出处的历史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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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为为
五、士人出处的历史困境
然而，纵观历史，我们已注意到这样一种趋势，即真欲坚守道德原则的士人儒者越来越强调〃处〃，强调〃守〃，强调〃狷〃，强调〃默〃了，这当然与〃君子难进易退，小人易进难退〃的个人品质有关，但主要还是社会条件起了变化。韩非曾有言∶〃明君不自举臣，臣相进也；〃32他反对当时君主的礼贤下士，甚至引姜太公杀居士为例，说明不能以赏罚动者均可杀之。耐人寻味的是，在这方面，不是孟子的理想，倒是韩非的理想在后世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后来，不仅先秦时那种君主为迎贤〃拥彗先驱〃、〃侧行撇席〃的情景不可再见，两汉时那种对处士馈赠致问、优礼有加的现象亦不复能睹。姜太公杀居士尚属传言，明太祖杀隐者却是实事。这是不是说明，不仅出仕行道越来越难，退处守道也颇不易了。
张南轩说∶〃三代以下，上日以亢而下日以委靡〃。33这看来也可以用作对士之出处演变情况的一个恰当概括。对这种趋势我们当然不宜以今人的眼光感情用事地急于评判。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君主专制下的精英等级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文化的传播、发展和下移也密切相关。先秦两汉时期，如公孙弘、朱买臣一类民间的读书人毕竟寥寥可数，而到了明清，则真有村村可见方巾，处处可闻〃琅琅〃读书声的气象。文化大大地发展了，也世俗化了，士人大大地增加了，也混杂了，而真正受到社会尊重的进身之路又只有政治一途，就难免争先恐后，趋之若骛了，所以朝廷亦不再待之如宾，而是防之如贼，科举场屋如〃市井〃、如〃畜栏〃，所以，不能不令识古者扼腕。但是，这种演变实在有它自己的逻辑，并在自身中包含有自我扬弃的种子。
我们在这里不再分析这种趋势产生的原因，而是承认这一事实∶即士之出处之路确有越来越窄的趋势，可以迥旋的余地越来越小。尤其是出仕难有所为，难以不屈道。朱子门人黄勉斋说〃今之出仕，只是仰禄。〃34清初富有才华的学者傅山说∶ 〃仕不惟非其时不得轻出，即其时亦不得轻出，君臣僚友，那得皆其人也！仕本凭一志字， 志不得行，身随以苟，苟岂可暂处哉！不得已而用气，到用气之时，于国事未必有济，而身死矣。但云酬君之当然者，于仕之义，却不过临了一件耳。此中轻重经权，岂一轻生能了。〃35我们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到士人的尴尬处境和深深失望。 留在士人手里的主动权越来越少，出仕之路自唐以后主要是科举一途，及第之后，面对日趋硬化的制度又难有作为，所以，从宋儒开始加强的向自我心性儒学的转变，也可以从这种对制度的失望中找到原因。在一个王朝期间，出处越来越成为一个仅仅暂时去就的问题，而在王朝更迭之时，才出现较多根本不仕的遗民，但在这个时候，遗民所面对的与其说是一般的政治，倒不如说是异族异姓。〃出处〃被局限在一个〃民族气节〃的范围之内。 而且，即使是遗民，也不能不〃及身而止〃，遗民并不世袭。
据说，元代的两位大儒许衡与刘因，一个出仕，一个不肯出仕。有人问许衡∶〃公一聘而起，无乃速乎？〃许衡回答说，〃不如此则道不行〃。又有人问刘因为何不肯出仕，刘因回答说∶〃不如此则道不尊〃。36此两种态度从经权独断的观点看自然无可厚非，甚至客观上可以互补。但许衡的〃行道〃看来主要只是在教化方面有效果，而刘因的〃尊道〃则更只能确立个人的尊严，而难以扭转整个世风和士风的趋移。后儒实际上越来越难于〃志伊尹之所志〃，而只能〃学颜子之所学〃；只能〃明道〃、〃守道〃而难于〃显道〃、〃行道〃； 只能〃为后世立法〃而难于〃为当世立法〃；只能〃为往圣继绝学〃而难于〃为万世开太平〃。这就令人产生深深的疑问∶如果情况总是这样，甚至每况愈下，那么这〃道〃是否真的已经弄明白了？或者，这〃道〃是否适合作为〃治道〃？如果一代代圣贤都只能〃为后世立法〃，那么谁〃为当世立法〃？而已立的〃当世之法〃又是什么法呢？
对这些问题的探求当属另一个范畴即制度伦理的范畴，我们在此要说的只是∶无论如何，历史上的优秀士人越来越趋于退守，越来越重视气节， 虽然其高风亮节至为感人，但从客观的社会观点来看，却不能不是一种悲剧，不能不令我们感到一种遗憾。对气节的重视反衬出社会环境的险恶，气节之士越多，越是说明制度的不完善。所以，从整个社会看，理想的状态不仅是考验气节的境况较为罕见，甚至整个出处的问题也不应再具有头等的重要地位。出处的问题总还是带有某些精英论的色彩，而现代社会正日益朝着平等的方向迈进，职业分殊，职业多途，并且，各种职业不宜再有高下贵贱之分，而是都应受到社会的尊重。进取之路并不只是从政一途，政治才能也决不应凌驾于其它才能之上。一个人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以有更多的道路可供选择。这样，传统儒士的地位也将发生变化。 宋儒詹初曾言∶〃儒者，人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