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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聪明才智可以有更多的道路可供选择。这样，传统儒士的地位也将发生变化。 宋儒詹初曾言∶〃儒者，人之需也，上焉君需之，下焉民需之，前圣需之以继，后学需之以开，故其道大，其任重。〃37现代社会的发展将导致不仅这一历史重任的内容要发生变化，而且其中最重的治道之任也不再是仅仅放到这一社会中的无论那一部分人的肩上，而是放到所有社会成员的肩上。 当然，由于社会环境又必须要由有理性的人去改造，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士或知识阶层又负有当仁不让的优先责任。
所以，即使仅从个人所负的社会政治责任来说，出处之义也仍未过时，若从个人成就崇高的道德人格着眼，那些明辨和严守出处之义的先贤往圣更是放射着永久的光辉，足以为我们的道德行为提供一种永不枯竭的推动力，对我们的道德心灵产生一种巨大而深刻的感召力。
三百多年前，一位儒者吕留良曾说∶〃今示学者似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跟，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 乃足破良知之黠术，穷陆派之狐禅，盖缘德 （宋帝 年号，１２７５…７６年）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先儒不曾讲究到此，时中之义，别须严辨，方好下手入德耳。〃38我们如果消除其言中的门户之见，也可以说，道光以后，更是〃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从而更须讲究〃出处之义〃，站稳脚跟。面对一个空前未有的社会的危机与生机并存，民族的耻辱与希望共萌的局面，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必须起而行动，必须有所作为的时代，然而，愈是如此，我们愈不能急功近利，愈要从道德上考察我们的行为，为所应为，为所当为。只有以正当方式达致的成就才是真正可靠的成就。所以，无论从出处之义的特定历史蕴含还是从其普遍意义来说，它都将给我们以历久弥新的启示。
①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初版。
②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路明书店１９４９年版。
③《论语·里仁》
④《论语·颜渊》
⑤《论语·里仁》
⑥分别见《论语》〃公治长篇〃第２、２１条，〃泰伯篇〃第１３条，〃宪问篇〃第１、３条，〃卫灵公篇〃第１５条。
⑦《论语·泰伯》
⑧这也是墨家的精神。墨子亦是一任者，认为天下愈少义而吾愈要急义，参见《贵义》篇。又见《公孟》篇，其中谈到∶君子有时不扣不鸣，有时不扣必鸣，这不扣亦鸣的时候就是国有大难，上将攻伐无罪之国的时候。
⑨此语两见于《庄子》的〃大宗师〃和〃天运〃篇。
⑩《道德经》第２０章∶〃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末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 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末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11《庄子·天下》。
12《瓦尔登湖》第３０２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13《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
14在６４卦的〃大象〃中，〃君子〃作为主语出现５３次，〃先王〃７次，〃后〃２次，〃上〃１次，〃大人〃一次。这说明都是为上层的治者卜筮。
15《宋元学案》第二册，第１１７２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
16《顾亭林诗文集》，第４０…４１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
17同上书，第４１页。
18《滕文公章句下》。
19《万章章句上》，此章多收为古圣贤辩护之辞。
20《公孙丑章句上》。
21《告子章句上》。
22《尽心章句下》。
23《尽心章句下》
24《公孙丑章句下》中引曾子语。
25《尽心章句上》
26《近思录》卷七。
27《万章章句下》。
28张伯行集解《续近思录》卷七。
29《尽心章句上》。
30《尽心章句上》。
31《顾亭林诗文集》第５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
32《韩非子·难三》。
33《广近思录》卷七。
34《宋元学案》第二册，第２０２８页。
35《霜红龛文》〃仕训〃。岳麓书社１９８６年版。
36此说出自陶宗仪《辍耕录》， 又见《宋元学案》第３０２２页。但查元史刘因本传，仅载其婉拒最后一次召用，辞甚婉，甚温和，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求高名，而实在是因为疾病而不得已。且刘前已有两次应召。
37《流塘集》，参见《宋元学案》第２０４０页。
38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７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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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方法论的一些思考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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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有关方法论的一些思考和评论
我想利用本书最后的这一些篇幅来扼要交代一下我在本书中采取的方法，思考一些涉及方法论的问题，并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方法也略加评论。我在本书中所采取的方法一开始只是朦朦胧胧的几条准则，它们的内容慢慢地才在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清晰起来。成功或似乎成功的感觉使一部分原来的想法明确和固定下来，而失败的体会则把另一些原来的想法隔离和淘汰出来，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三条∶
一、注重思想的意义；
二、力求系统的思考；
三、采取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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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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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有关方法论的一些思考和评论
一、思想的意义
由于本书是考虑传统良知理论的社会转化，所以必然涉及到许多的历史材料，但是，我的主要目的又显然不是要仅仅识读传统的本文，以揭示其历史的真实，或更准确地说，不是要对这些历史材料的性质、内容、背景、关联等，给出一种自己认为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解释。本书的主旨不是要弄清传统良知说的理路，其渊源和发展，不是要叙述它的历史或说明它的逻辑（虽然我也确实做了一些这样的工作），而是要站在一个新的立场上，亦即现代社会的立场上，考虑如果要使传统良知论继续在现代社会里保持活力乃至得到更大发展，它必须经过一番什么样的改造和转化，它的主要局限是什么，应如何突破这一瓶颈等等。这样，我就不能够跟着材料走，跟着历史走，而是首先要自己形成一些确实有意义并且恰当的核心观念，并依据这些观念来选择和组织历史材料。整理这些材料当然要兼顾到历史之真，但我的主要目的并非是求历史之真，虽然我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历史阐释的形式，但目的却不在阐释历史，而是力求阐发一种思想，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具有真理意义的思想。这一真理当然首先是具有时代性的，但同时也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普遍性。所以，很明显，本书主要是一部思想性的著作而非史学著作，主要是论而非史，这是必须首先说明的。
由此，我就面临一个如何处理思想与历史材料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还常常以其它一些方式表述出来并引起学术界持久的争论∶例如史学与哲学的关系、考据与义理的关系、史与论的关系、〃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关系等等，它们所包括的外延虽不尽相同，但在争论的实质问题上基本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就从这种关系着眼，先来对学术著作做一个大致的分类∶
⒈纯粹思想性的、几乎不依傍任何历史材料的著作。
⒉虽然依据许多历史材料，乃至采取历史阐释的方式，但其主旨是要阐发一种思想的著作。
⒊虽然可能依据某些思想观念，但其主旨是要说明其对象的真实历史的著作。
⒋纯粹的历史考证性著作，其主旨是辨别材料本身的真伪，收集和整理它们，说明其性质与含义，对它们进行分类排比，以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大量真实可靠和有序的历史材料。
这些界限并不一定总是能划得很清楚的，尤其是在相邻的两类之间，所以，我们还需再加若干说明∶第1类所谓〃几乎不依傍任何历史材料〃，当然不是说这类思想家就没有从历史上汲取其思想的养料，也不是说在他的著作中就没有对历史，或对他前面思想家的评论，而是说他的著作不是通过引用历史的材料，或先人的见解来正面组织他的思想，他全然不是以整理和排列历史材料来说明他的思想的，而是直接推出一种自我构建的思想体系或中心观念。黑格尔也写过哲学史，而且，黑格尔思想的性质也几乎可以说主要就是有关发展、有关过程，或者说有关历史的思想，然而，黑格尔的体系却是最具思辩性的一种，它所处理的问题具有一种很高的普遍性和永恒意义。
然而，在我看来，这一类著作也不专指处理那些最普遍问题，试图在最抽象层次上思考的哲学著作，它也应包括大量针对时代问题进行独立思考的思想性著作，例如弥尔顿的《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