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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材料上。中国学者是把这方法用在故纸堆上，用在对历史文字材料的考证上，西方学者则是用在自然科学上，故成绩有绝大的不同。不过，虽然他说中西学者的方法相同，却也出历史文献的考据方法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一个差别∶前者只能发现证据而不能创造证据；而后者则可以用实验的方法，不受现成材料的拘束，根据假设的理论，造出种种条件，把证据逼出来。也就是说，两者使用的方法也毕竟还是有些不同，虽然也可以说这是由于不同材料、不同科学的性质所致。最后，胡适希望一班少年人不要跟着自己向故纸堆乱钻，而希望他们走研究自然科学的活路。
胡适为什么不将近三百年来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与近三百年来西方人文学者的方法相比较，而是与西方自然科学家的方法相比较呢？这是颇令人奇怪的，因为我们知道，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有所不同的。但是，由此我们却也可以看到∶胡适所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历史的考据学，主要是用于整理国故，其运用的材料主要是历史材料（尤文献材料），其目的主要是要求得一个个历史事实的真相∶从一个字的古义，到一本书的真正作者等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胡适能够把清代学者所用的方法与自己现在所用的方法看作是相同的，只不过他认为清代学者没有自觉地概括他们的方法而已。 同样，也正是在追求事实之真的意义上，胡适可以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与西方自然科学家的方法进行类比。确实，正是在这一点上，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方法最为接近，过此就很难说了。
我们后面还要分析一下“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方法的意义，这一方法也许可以解释得容有较大的思想空间。但是，关键的是，我们从胡适提出这一方法的背景，他对这一方法的比较和说明，以及他对这一方法的大量举证来看（包括他晚年在台大讲 “治学方？法”），他看来主要把这一方法自限制在历史考证的领域之内了。他那样地重视方法，而他最自觉、也最著名的“十字诀”方法被理解为几乎只是历史考据的方法，他的精力也就越来越投向考证，并把许多学者的兴趣也往历史考证上引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当然是可以扩大其应用范围的，人们可以将“假设”理解为“假说”，可以不仅对一个个的事实，而且对它们的联系，对一组事实的总体提出一个系统的假说，理论的假说，然后再通过实验来验证。自然科学就主要是通过这一形式来发展的。人文与社会学科实际上也是如此，只不过人文与社会学科并不能够象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实验得到确切的证明。但是，人文与社会学科也是能够有一种思想的实验的，我们前面讲到的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就是这样一种思想的实验∶即在抽象思维中假设某些条件，看看能逻辑地引出什么结论，然后又改变某些假设条件，再看看能逻辑地引出什么结论，这种思想实验不是想求得片断事实的真相，而是想求得一种系统的人文意义上的真理。胡适充分认识到实验在自然科学中的意义，但他似乎没有考虑过对人文学科也可以进行一种虚拟的系统思考，即一种思想的实验，他在谈到人文学科的方法时，几乎总是执着于仅对一个个的事实，一个个的材料提出假说，胡适说他的假设还是“小胆的假设”，他确实“小胆”，但在我们看来，他这“小胆”主要是表现在不敢对一系列史料或事实提出一种比较系统的假说，他确实是过于谨慎。人文与社会学科当然也要把一个个的事实分别弄清楚，但这并不是它最重要的使命，它还应当对事实的联系和总体提出一个系统的解说，还应当对人生和社会的意义和安排提出一种系统的解说，人们总是要对这类意义和安排提出种种解说而不提出，就等于放弃了对我的理性的一种最重要的应用，就基于把解说权拱手让给了别人。
胡适并不完全排斥“系统”， 他在与陈寅恪论佛教的信中曾经说∶“于无条理系统中建立一个条理系统， ……此种富于历史性的中国民族始能为之。”（《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三册），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提出今天研究古学的三条意见，其中一条就是∶要“注意系统的整理”。但是，他注意的仅仅是“历史的条理系统”而不是“思想的条理系统”，是对历史的索引、结帐和专史式的整理和说明，而非构建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中曾提出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罗素为何不如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大？当时的中国为何未能成熟到接受康德？他认为罗素与康德是均以知识论为中心的，而杜威却不然，他重视实用、实践。这正好可以把我们引导到解释胡适为何不曾建立系统的思想体系这个问题的一个更深层次，即胡适实际上是承继了中国思想传统的一个特点棗相当强调思想的实用性而轻视抽象的思维。
胡适对“抽象名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感。他在1919年的“题与主义”之争中之所以反对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主张”若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成了一个抽象名词”，因而空谈主义是极容易的、 也是无用和危险的。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他说“十部《纯粹理性的批判》，不如一点评判的态度”。在《研究社会问题底方法》一文中，他说“须除掉抽象的方法”。在《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一文中，他强烈地批评以一个抽象名词替代具体事实，以一串抽象名词替代推理，他的批评并不是全无道理，但是如果以此阻塞通向系统思想的道路则又是没道理的了。思想不可能没有抽象，没有抽象就无法对事实做出概括，就无法使思想上升到体系的地步。
胡适当然也不是不重视思想，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还专门谈到思想的三步工夫∶⒈从种种事实找出病症；⒉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案；⒊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然后，依据推想的效果拣定一种解决办法。这种方法的过程看起来相当类似于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但有一点根本的不同∶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是抽象的、虚拟的，不是要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要选择一个社会普遍的正义原则，而胡适的方法始终是扣紧一个个具体问题，始终是要从这个或那个问题着手，因而其解决的方案也只是一个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看到，胡适并不反对“思想”，更不反对分析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他也不反对“系统”，不反对给历史一种系统的整理和解释；他反对的实际上只是“系统的思想”或“思想的条理系统”。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赞同他的这一意见，还是坚持必须系统地去思考呢？
⒈思想只有系统地组织起来才能发现问题， 才能看出片面和遗漏。只是分析一个个的问题是不容易看到其它地方的空白的，只有以一种系统的眼光去观察，才能发现各处的欠缺；
⒉思想只有系统地组织起来才能够分出问题的等级和先后次序，只有在一种宏观的视野下，我们才容易看到那些问题最重要，那些问题不太重要，应该先解决那些问题，后解决那些问题；
⒊思想只有系统地组织起来思想本身也才能比较清楚、 比较连贯、比较丰满、比较展开，我们甚至于只有在一种系统的眼光之下才能进行比较细致的分析。
前两点比较清楚，最后一点我们可以再打个比方来说明。一个小的图书馆分类是不可能太细的。图书馆越大，反而愈有可能进行比较细致的分类。在一个很小的图书馆里，只能有大致的、粗糙的分类，而只有在一个很大的图书馆里，才能进行很细致的分析、比较、鉴别和归类。所以，我们的眼光确实应该尽量放大，那怕我们下手的题目可以很小很小。而就是在这很小的题目上，我们也应当有一种“小而全”的追求棗这一点，我想是王国维、胡适都会同意的，但我所指的，还不是仅仅指占有材料的“全”，而是指一种思想眼光的“全”，我也不仅仅是要以这种方法来说明历史材料的真相，还要以这种方法来构建一种思想，即我所下手研究的这个小题目不应只是孤立的一个有关事实的环节，我还把它看作是我思想体系的一个环节，我知道这个环节在我所要构建的“思想之网”中的位置，我还要努力地、分别轻重缓急地一个个地去连接起这些环节，连接这一个个“小而全”，而要能够做到恰当地、合理地连接它们，没有一种“大而全”的眼光无疑又是做不到的，而且最后我就有可能编织出一张这样“大而全”的“思想之网”，无论它能否有用，它都是思想的一个成就，我还可以说这应当被看作是思想的最高成就。
所以，唐德刚、余英时对胡适思想方法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唐德刚认为∶胡适的考据治学方法不能够支持他的政治思想的发展，胡适对自由的阐释没有一种社会科学家而非哲学家的“价值连锁。”（《胡适口述自传》，收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册第144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唐德刚又说∶“胡氏的正当工作应该是在新兴底社会科学的光芒照耀下，把三千年中国历史的经验作一总结，从而抽出一条新的东方法则来，以成一家之言，然后，有系统地引导我们底古老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将来。”（《胡适杂忆》第58页，华文出版社1990年版）余英时认为∶胡适代表的新思潮之所以抵挡不住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这决不是因为他的“浅显”，而在于他的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不能提供改变世界的迫切要求，不能提供对中国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