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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介绍的…并极力主张其他学科的代表人物去模仿的那一套东西”是不一样的。
考虑到这么多的自然科学家已经接受这种科学主义的哲学，上述那一点就可以理解了。然而人文科学学者本当更好地了解这点。科学毕竟是学问的一个分支；科学研究是象修建大教堂那样的人类活动。当代科学无疑过分专门化了，有过多的专业特性，从而使当代科学成为非人性的，但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对当代的历史学或心理学也适用，几乎同自然科学一样。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领域（也许是最重要的领域）——人类思想史，人类知识史，它包括宗教史、哲学史、科学史。关于科学史，这里想谈两点。一点是：只有理解科学（即科学问题）的人才能理解科学史。另一点是：只有对科学史（科学问题境况的历史）有一定真正理解的人才能理解科学。
在划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上费力劳神，长期以来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且已经成为一种麻烦。解决问题的方法即猜测与反驳的方法，是这两种科学都采用的。它用于恢复一篇破旧不堪的文本，也用于建立一个放射性学说。①
① 当然，差别是到处存在的。但是很少有什么东西象猜测性地修复一篇破坏不堪的文本那样更类似理论物理学中的某种程序。这种猜测甚至是可以检验的，有的已经遭到了反驳＇比如参见《柏林古抄布》（Berlin Papyri）9777号，J。U。鲍威尔把它跟更古老的奥克西朗丘斯古抄布（Oxyrhynchus Papyri，xvii，2075，fr。i）合在一起，这就可能反驳某些猜测性修复品＇。但看来这是少有的情况，通常是：“＇大多数＇历史解释……的检验”（J。W。N。沃特金斯：《霍布斯的思想体系》， 1965年版：或我的《开放社会》卷1，第248—253页、第319页及其他地方，都可以找到这种情况）“绝不可能象检验＇物理＇假说那样严谨”，如我在上述著作第171页中所说：我早该把宇宙论假说这种最有趣的假说排除在外，在宇宙论假说中，有些当然是可检验的，有些甚至一直精确到足以经受反驳的程度。但是另外一些，而且是十分有趣的假说看来是不可检验的，并且可能一直这样下去（关于检验的可能性，参见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年版：它的第1版发表在1934年，书名为《研究的逻辑》）。
但是我还想进一步，至少要责备某些职业的“科学主义”史学家，他们企图抄袭自然科学方法，但又不是按自然科学的实际情况，而是按他们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误解去抄袭。这种想当然的、并不存在的方法是：收集观察结果，然后从中“引出结论”。这种方法是有些史学家所盲目模仿的，他们相信自己能收集相当于自然科学的观察成果的史料证据，从而为自己的结论形成“经验基础”。
这种想当然的方法决不会收到效果，因为你如果不先有一个问题，那就既不能收集到观察成果，也不能收集到史料证据。（一个证券收藏者收集证券，但很少收集到历史证据。）
把某种可靠的或权威的知识（上述那些历史学家把它误当成科学的理想）当做偶像崇拜，甚至比企图应用一种不能应用的方法更糟糕。②当然，我们人人力图避免犯错误；如果我们出了错误，一定是难过的。然而避免错误是一种可怜的愿望，因为如果不敢去碰几乎不可避免错误的那种困难问题，那就不会有知识的增长。事实上，正是由于有了我们那些最大胆的理论，包括错误的理论，我们才学到最多的东西。任何人都免不了犯错误，重要的是从错误中学习。①
② 比较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第85节。
① 这是我的《猜想与反驳》的主题；参见该书的前言。
12．与科林伍德的主观重现法比较
为了说明境况分析在历史上的应用，也为了将它跟第二世界的主观理解法对比，我想先引用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学家科林伍德的一段话。
我之所以要引用科林伍德这段话，是因为我与他在相当长的路程上（虽说不是全部路程）是同伴。我们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问题上——选择主观方法还是客观方法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了。（我们在承认问题境况的重要性上是一致的。）科林伍德对待事物的心理学方法决不只是表达问题。更确切地说，它是科林伍德的理解理论的重要部分（如同狄尔泰的理论一样，虽然狄尔泰企图排除主观性，因为他怕犯主观武断的毛病）。②
② 这是狄尔泰的主要问题之一；他特别谈到需要超越历史编纂学上的主观主义和怀疑论的倾向。在这段上下文里，可以提到狄尔泰和其他人称之为“理解循环”（“the bermeneutic cicle”）的著名问题。这问题是：（一篇课文，一本书，一部哲学著作，一个时期的）整体只有当我们理解了各部分时才能被理解；而反过来，这些部分只有当我们理解了整体时才能被理解。看来人们还不是普遍知道，这观点被培根表述得十分精彩（《论科学的增进》，VI．x．vi）：“从所有的词汇里我们必须引出一种意义，在这种意义上每一个单词可以得到解释”（“解释”在这里只是简单地指“阅读”：见本章最后一个注）。这种观点还以一种过分生硬的形式出现在伽利略的《对话》（前引著作第108页）里。在这里，据说辛普里修说：为了理解亚里士多德，人们必须把“他的每一条名言经常放在心头”。
如科林伍德这段话所说，他的论点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在于重现过去的经验：
假如……他（历史学家）正在读狄奥多西法典，而且他面前是皇帝的某条法令。仅仅阅读与翻译这条法令的语言，还不等于知道其历史含义。为做到这点，他必须想象到皇帝试图对付的境况，而且必须束皇帝想到的那样去想象那个境况。然而他自己必须清楚（似乎皇帝的境况是他自己经历的）如何处理这种境况，他必须找出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所以那样取舍的理由，因而他也就必须经历皇帝在决定这个特定事件时经历的过程。因此，他是在自己的头脑里重建这位皇帝的经验，而且只有他这样做了，他才能对这条法令的含义有历史的知识——后者与纯语文知识明显不同。①
① 比较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1946年版，第283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你会看到，科林伍德特别强调与我所谓的问题境况十分相当的境况。但这里还是有差别的。科林伍德意在说明，理解历史时重要的不是分析境况本身，而是历史学家重现的精神过程，即对原来经验的共鸣重复。对科林伍德来说，分析境况仅仅是对这种重现的一种帮助——种不可缺少的帮助而已。我的观点正好与此相反。我认为重现的心理过程并不重要，虽然我承认它有时可能是对历史学家的一种帮助——对其境况分析的成果的一种直观检查。我认为重要的不是重现而是境况分析。历史学家对境况的分析是他的历史猜测，在上述例子里是关于皇帝的思考过程的元理论。这种历史猜测由于跟皇帝的思考过程处于不同的层次上，所以不能把皇帝的推理过程重现出来，但试图对这个过程进行理想化的和经过推理的重建工作，略去那些不重要的因素，也许还要增加些东西。因此，历史学家的中心的元问题是：在这个皇帝的问题境况中决定的因素是什么？历史学家在成功地解决这个元问题的限度内理解历史境况。
所以，作为历史学家，他必须做的事情不是重现过去的经验，而是整理客观论据来证明或者反驳自己推测性的境况分析。
甚至在任何重现的尝试都必然遭到失败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也可能是十分成功的。因为有许多行为在许多方面超出了历史学家的活动能力，因而也就超出了他的重现能力。要重现的行为可能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残酷行为。或者它可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英雄主义行为或一种卑鄙的怯懦行为。或者它可能是远远超过历史学家能力的某种艺术的、文学的，科学的或哲学的出色成就。应该承认，如果他在自己试图分析的领域里的能力不够，他的分析将是无益的。但是我们不能（象科林伍德那样）要求历史学家兼有恺撒、西塞罗，卡图鲁斯和狄奥多西的才能。没有一个艺术史家能成为伦勃朗，艺术史家中很少有人能复制一件伟大的艺术珍品，
在一些最有趣的场合下，重现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做不到的，在另一些场合下，重现也许是完全可能然而完全多余的。我这里想的是不胜枚举的那些平常情况，在那里，境况一旦分析，行为者的行为显然是以平常普通的方式适合于这个境况。
所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这样去重建行为者所遇到过的问题境况，使行为者的行为变得适合于问题境况。这跟科林伍德的方法非常相似，但是这一点正好从理解理论和历史方法中排除了主观的或第二世界的因素，这因素对于科林伍德和绝大多数理解理论家（释义学家）来说正是其显著特征。
我们对境况的猜测性重建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发现。这种重建可能解释一个迄今未解释过的历史侧面：并且它可能为新的证据所确认，比如为如下事实所确认：这种重建也许引起我们对某些过去被忽略或者未被解释的引喻的注意，从而增进我们对某一文献的理解。①
① 除了前面讨论过的伽利略潮汐理论和伽利略与开普勒的关系，这里还可以提到另外一个关于解释的例子，在《猜想与反驳》第13…15页，我讨论过培根的“interpretatio naturae”，指出它的意思是“阅读或仔细理解自然之书”，而“interpretatio”这个词具有与现代用法不同的法律意义，它在培根那里意思是：如实准确地（对外行）“宣读”或“解说”法律。（我的这一解释完全是从上引《论科学的增进》得出来的，并且对《论科学的增进》中这一整段话——而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