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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可作如下说明。
如果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整个世界就是个完满运动的钟，包括所有的云，所有的有机物，所有的动物和所有的人。另一方面，如果皮尔斯的，海森堡的或其它形式的非决定论是正确的话，那么纯粹的机遇在我们物理世界中起了主要的作用。然而机遇是否真比决定论更令人满意呢？
这个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的。象石里克那样的决定论者这么写道：“……行动自由，责任心和明智都不能超出因果关系的范围：机遇起作用时它们就中止了……较高程度的任意性＇仅仅意味着＇较高程度的不负责任。”①
① 参见石里克的文章，载《认识》杂志，第5期，第183页（摘自第一段最后八行）。
或许我可以用前面用过的例子来说明石里克的这种思想。说黑字写在我准备这篇讲稿所用的白纸上只是偶然性的结果，比起说它们是物理上预先决定了的，同样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这是更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很容易相信，我的讲稿原则上可以完全由我的物理遗传特征和我的物理环境，包括我的教养，我读过的书，以及我听过的谈话来说明，而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我在向你们宣读的东西只不过是偶然的结果——只是随便把英语的词或者字母毫无目的，毫无考虑、毫无计划和毫无意图地拼凑在一起的。
不是决定论就是纯粹的机遇这一思想，连同有关这个问题的许多观点，由石里克从休谟那里接了过去。休谟断言“排除”他所谓的“物理的必然性”总要形成“与偶然性同样的东西。因为客体或者结合或者不结合……在偶然性与绝对必然性之间绝不可能有任何中间物。”②
② 休谟：上引书第171页，亦见例如第407页：“……自由……就是和机遇一样的东西。”
以后我将对这个重要的学说进行辩论，按照这个学说，唯一能取代决定论的就是纯粹的机遇。然而，我必须承认，这个学说对于旨在解释或至少说明人类自由的可能性的量子论模型而言似乎是有效的。这似乎就是这些模型为什么如此令人不满的原因。
康普顿虽然不特别喜欢这一模型，但却是他亲自设计的。他把量子不确定性和量子跃迁的不可预测性，作为人类重大关头的决定的模型。这个模型包括一个放大器，把单个量子跃迁的效应扩大：这样造成爆炸，或者破坏引起爆炸所必需的继电器。这样，一个单个的量子跃迁可能等于一个重大的决定。但在我看来，这个模型与任何理性决定没有任何类似之处。它倒是不能下决心的人作决定的一种模型，那些人说：“让我们投掷钱币吧。”事实上，扩大量子跃迁的整个装置似乎很不必要：投掷钱币并且根据投掷钱币的结果决定是否要拉开触发器也同样行，而且当然存在带有能产生任意结果的投掷钱币内在装置的计算机，只要有这种需要的话。
或许可以说我们有些决定是象投掷钱币一样，它们是丝毫不加考虑的仓促决定，因为我们时常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一个司机或飞行员有时不得不采取仓促决定，如果他是训练有素的或正好碰巧的话，其结果可能是令人满意的，否则，其结果就不会令人满意。
我承认量子跃迁模型可以是这种仓促决定的模型。我甚至承认在我们作仓促决定时，在我们大脑中确实可能发生象量子跃迁时的放大作用一样的东西，这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仓促决定真是很有意义的吗？它们是人类行动——人类理性行动的特性吗？
我不那么看，而且我认为，我们在量子跃迁问题上不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它们不过是那类似乎支持休谟和石里克的论点——不是完全的决定论就是完全的偶然性——的例子而已。了解人类理性行为以及动物行为所需要的东西，乃是其特征处于完全的偶然性和完全的决定论之间的某种中间物，即处于完全的云和完善的钟之间的某种中间物。
休谟和石里克的本体论命题说，在偶然性和决定论之间，不能存在任何中间物，这个命题在我看来不仅是非常教条的（即使不说是教条主义的），也是十分荒谬的，而且只有根据如下的推测才可以理解，即他们相信完全的决定论，在这种决定论中，机遇除了表示我们无知以外，没有任何地位。（即使那样在我看来也是荒谬的，因为显然存在不完全的知识或不完全的无知o）因为我们知道连高度可靠的钟也不是真正完善的，而石里克（如果不是休谟的话）一定知道，这种现象多半是由于摩擦力之类的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说，由于统计学的或偶然性的效应造成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云并不完全象机遇那样，因为我们时常能够很成功地预报天气，至少能很成功地预报短期内的天气。
XI
因此，我们要回到我们原来的排列上去，云在左边，钟在右边，而动物和人在中间某处。
即使我们这样做之后（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然后我们才可以说这种排列和现代物理学一致），甚至那时，我们充其量只不过为我们的主要问题开了路。
因为很显然，我们所需要的是了解诸如目的、考虑、计划、决定，理论、意图和价值之类非物理的东西，怎么能对物理世界里引起物理变化起作用。对不起了，休谟、拉普拉斯和石里克，但是它们起作用这一点似乎是很明显的。以为我们的钢笔、铅笔或推土机随时造成的一切巨大的物理变化可用纯物理术语来解释，无论是用决定论的物理理论，还是（用一种随机理论）归于机遇，都显然是不正确的。
康普顿很了解这个问题，正如他在特利讲演里所说的一段精彩的话所表明的那样：
若干时候以前，有一天我给耶鲁大学秘书写信，同意在11月10日下午5时作一次讲演。他相信我，因此公布了这件事，说我一定会到那里，而听众也信他的话，按指定时间来到大厅。但是以为他们的信任是正确的这种想法的物理不可几性很大。在那段时间，我的工作要求我到落基山脉并跨过海洋到晴朗的意大利去。向光的有机体＇例如我正是那样，不会很容易地＇……勉强自己离开那里到寒冷的纽黑文去。这时我在别处的可能性在数目上是无限的。作为物理事件考虑，实现我的约会的概率本来是特别微小的。那么，为什么听众的信念是正确的呢？……他们知道我的目的，而且正是我的目的决定了我应该在那里。①
① 比较《人类自由》，第53页以下。
这里，康普顿非常精彩地说明了只有物理非决定论是不够的，诚然，我们必须是非决定论者，但是我们还必须设法了解人也许还有动物是怎么会被诸如目的，宗旨，规则或协定之类的东西所“影响”或“控制”的。
这就是我们的中心问题。
XII
然而，仔细的观察表明，在康普顿从意大利到耶鲁大学旅行的故事中有两个问题。我在这里将把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叫做康普顿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叫做笛卡儿问题。
哲学家们很少看到康普顿问题，即使看到，也只是模模糊糊的。它可以表述如下：
有应邀演讲的信件，公布通知、公开宣布的目的与宗旨、一般道德准则之类的东西。每一个文件，公告或准则都有一定的内容或意义。如果加以翻译或者加以重述，其内容和意义仍然不变。因此，这个内容或意义就是很抽象的东西。然而，它能够控制——或许经由预定日程上的一条很短的秘密通道——人的身体的运动，使他能从意大利回到康涅狄格。怎么能做到这样呢？
这就是我所说的康普顿问题。重要的是指出，就我们是采纳行为主义者的还是精神论者的心理学而论，这个问题在这种形式上是中立的。在这里所作的表述中以及在康普顿论文的提法中，都是按照康普顿回到耶鲁的行为来提出这个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意志之类的精神活动，或理解了、抓住了一个思想的感觉包括在内的话，也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保留康普顿自己的行为主义术语，康普顿问题可描述为抽象意义的世界对人类行为（从而对物理世界）的影响问题。这里，“意义世界”是个速记的术语，它包含允诺、目的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包括各种规则，如语法规则、礼貌规则、逻辑规则，下棋规则或配合旋律规则，还包括科技书刊（和其他书刊）之类的东西，以及对正义感和慷慨行为的要求，对艺术欣赏的要求，等等，这几乎是无限的。
我在这里所说的康普顿问题，虽然哲学家很少看到它，却是哲学上一个最有意义的问题。在我看来，它是个真正的关键问题，比经典的身心问题更为重要，我在这里称后者为“笛卡儿问题”。
为了避免误解，我或许可以提一下，康普顿用行为主义的术语表述他的问题，当然并非有意赞成一种正式的行为主义。反之，他既不怀疑他自己精神的存在，也不怀疑别人精神的存在，或诸如意志，思虑，快乐或痛苦之类经验的存在。因此，他会坚持有第二个问题要加以解决。
我们可以认为第二个问题就是经典的身心问题或笛卡儿问题。它可以表述如下：象精神状态这样的东西——意志、感觉、期望——怎么会影响或控制我们肢体的物理运动的呢？并且（虽然在我们的上下文中，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一个有机体的物理状态又怎么会影响它的精神状态的呢？①
① 我这里所说的笛卡儿问题的批判性讨论可以在我的《猜想与反驳》第12和13章中找到。在这里可以说，象康普顿一样，就我反驳所有活的有机体（作为物理系统）物理上的完整性这一说法而论，也就是说，就我猜测某些有机体的精神状态可以和物理状态相互作用而论，我几乎是个笛卡儿主义者。（然而，我之作为笛卡儿主义者还不如康普顿：甚至总开关模型对我的吸引力也不如对他的吸引力大。）此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