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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客观或者逻辑意义上的理论可以还原为理论支持者的精神状态的观点，通常采取这样的形式，即认为理论仅仅是思想。可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它没有对“思想”一词的两种意义作区分。在主观意义上，“思想”一词描述精神的体验或者精神过程。然而，两个精神体验或者精神过程虽然可能彼此处于因果关系之中，却不能彼此处于逻辑关系之中。
因此，如果我说某些佛教观念符合叔本华的某些观念，或者说它们与尼采的某些观念相抵触，那么，我并没有论述到这些人的精神思想过程，或者思想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是，如果我说尼采受到叔本华某些观念的影响，那么，我确实意指尼采的某些思想过程因为阅读叔本华的著作而受到影响。因而，我们实际上就有这样两个不同的世界，即思想过程的世界和思想过程之产物的世界。前者可能处于因果关系之中，而后者则可能处于逻辑关系之中。
某些理论彼此不相容的事实是一个逻辑事实，并且不管是否有任何人注意或理解这一不相容性，它都成立。这些纯客观的逻辑关系是一些实体的特征，我称这些实体为客观意义上的理论或知识。
这还可以通过这样的事实来看到，即理论创立者可能经常不理解所创立的理论，因此，有可能在不产生悖论的情况下论证埃尔温·薛定谔并没有完全理解薛定谔方程，无论如何，直到麦克斯·玻恩给薛定谔方程提出他的统计解释为止，或者论证开普勒的面积定律没有被开普勒所适当理解，因为他似乎不喜欢这条定律。
事实上，理解一个理论有点象是一件无止境的工作，所以，即使有些人可能对一些理论的理解非常深刻，我们还是完全可以说决不会充分地理解一个理论。理解理论确实很相似于理解人的性格。我们可能清楚地知道或理解一个人的意向系统，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预测他在众多不同情况下怎样行为。可是，由于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情况、无数的变化，完全理解一个人的意向看来是不可能的。理论也一样，完全理解一个理论等于说知道该理论的所有逻辑结论。然而，在并非浅薄无用的意思上说这些逻辑结论是无限多的，确实存在许多无数变化的情况，理论对它们也是适用的，就是说，该理论的一些逻辑结论对它们也有影响。许多这些情况还未被考虑过，可能还未发现它们的可能性。然而，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了解理论固有的全部可能性，不论是它的创立者，还是设法掌握它的人都不行。这个事实又一次证明了逻辑意义上的理论是某些客观的东西，而且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可以研究并设法掌握的东西。说理论或思想是我们的产物并且我们不能完全理解它们，并不比说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产物和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他们更自相矛盾，也并不比指出蜂蜜是蜜蜂的产物而得不到蜜蜂的完全理解更会自相矛盾。
因此，研究我们的理论或者思想的历史——而且给予所有人类历史大体上是我们的理论或者思想的历史这样的观点一个好的实例——应该使我们都成为多元论者。因为对历史学家来说，所存在的是处于物理的、社会的、精神的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境况中的人们，是创立了借以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想，并设法掌握、批判和发展这些思想的人们。
思想史的研究者会发现思想是有生命的（这当然是个比喻）；它们可以被误解、拒绝和遗忘；它们可以重新肯定自己，然后复生。如果不使用比喻，我们可以说它们并不等同于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或信念。即使普遍地遭到误解和拒绝，它们依然能够存在。
所有这些可能使人想起柏拉图和黑格尔。不过，这里存在很大的区别。柏拉图的“理念”是永恒的、不变的概念或观念，黑格尔的是辩证地自身变化的概念或观念。我认为最重要的思想根本不是概念或观念，它们并不对应于词组，而是对应于陈述或命题。
跟柏拉图和黑格尔相反，我认为关于世界的试探性理论——即假说及其逻辑结论——是思想世界中最重要的公民，而且我不（象柏拉图那样）认为它们那奇异的非暂时性特性使它们永恒并因而比那些衍生的、遭受变迁及衰亡的事物更为真实。相反，正由于这个缘故，能够变化和消亡的事物应该被接受为表面真实的事物；甚至幻象，作为幻象也是真的幻象。
在关系到时间和变化的问题时，这是重要的。
我想，一个历史学家不可能接受时间和变化是幻象的学说，不可能接受象巴门尼德，韦尔和薛定谔等一些伟大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所支持的学说。没有任何比事件、事变更真实的东西了，而一切事件都涉及一些变化。
在历史学家生活的多元世界里，单个的人们在其中过着单独生活，设法解决各自的问题，生儿育女并形成关于他们的思想，抱着期望、忧虑、欺骗自己以及他人，总是谈论理论并且经常寻求幸福和真理——说这个多元世界应成功地“还原”为某种一元世界，在我看来完全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并不是我在这里说的观点。我的观点是：只有承认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东西的多元性，我们才能认真地开始应用奥卡姆剃刀。我把奎因那精彩的表述倒转过来①：只有当柏拉图的胡子足够硬并由许多实体纠缠起来时，才值得我们花时间使用奥卡姆剃刀。至于用在这件艰巨工作上的剃刀刃会磨钝，那是意料之中的。这件工作无疑是痛苦的，但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① W。V。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修订第2版，1961年，第2页。
3。物理学上的实在论和主观主义
近代物理学有两个重要领域，物理学家不仅已容许主观主义介入其中，而且让它扮演主要的角色：玻尔兹曼关于时间方向的主观性理论，以及海森堡把测不准公式解释为观察者对观察对象干扰效应的下限。
当爱因斯坦为了阐明相对论而在几次想象的思想实验中引进观察者的时候，也存在另外一种主体介入或者观察者介入事件，不过，这个范围中的观察者被爱因斯坦本人慢慢地、平稳地驱逐掉。
我不准备进一步讨论这一点，也不打算讨论时间的主观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试图告诉我们时间和变化都是人们的幻象，却忘记了它们是十足的真幻象，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把它们还原为任何其他东西（而我猜测它们经不起还原）。我不讨论这些是因为我不久前已讨论过，我只想谈谈海森堡公式及其解释。
这些公式通常是用相当复杂的方式推演出来的。例如，有一个有趣的推演方式是由韦尔②提出来的，另外一个相当复杂的推演方式是由玻恩①提出来的。
② H。韦尔：《群论和量于力学》，1931年版，第72页和第393页。
① M。玻恩：《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1949年版，第189—191页。
但是实际上，关于能量的海森堡公式既不依赖于波动力学，也不取决于海森堡的矩阵力学，我们也不需要变换关系（根据希尔②的解释，变换关系不足以推演出海森堡公式来），海森堡公式根本不取决于1925—1926年的新量子力学，而是直接来自1900年普朗克的旧量子假设：
② E。L。希尔，载《心，物和方法》，1965年版，第442页。
（1） E=hv．
据此我们直接得出：
（2） ΔE=hΔv。
利用谐波分辨率原理，得出，
（3） ΔE≈ 1/Δt；
从（2）和（3）我们得出：
（4） ΔE ≈ h/Δt，
并且马上得出：
（5） ΔEΔt≈h；
这便是所谓的海森堡测不准公式的一种形式。
用完全相同的方法，从杜桓原理（它和普朗克定律的相似之处最近由阿尔弗雷德．兰德着重地提了出来）我们得到关于位置和动量的海森堡公式，即：
（6） Δpi≈h/Δqi。
根据兰德的观点，这公式可以解释如下：一个具有空间周期数Δqi的物体（象光栅或晶体之类的东西），可以Δpi∽h/Δqi的倍数来改变它们的动量pi。
从（6）我们马上得到：
（7） ΔpiΔqi≈h；
这是海森堡测不准公式的另一形式。
考虑到普朗克理论是一个统计理论，海森堡公式可以十分自然地解释为统计的发散关系，象我在三十多年前所提出的那样，①也就是说，海森堡公式没有谈论可能的测量精确度，也没有谈到我们知识的极限。然而，如果它们是发散关系，它们便告诉我们某些关于量子物理状态的同质性的极限，因而也间接地告诉我们这种同质性的可预测性。
① K。R。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年版，1968年版，1972年版（德文第一版，1934年），亦见K。R。波普尔：“没有‘观察者’的量子力学”，载《量子力学和实在》，1967年版。
例如公式 ΔpiΔqi≈h（它可以从杜桓原理得出，就象ΔEΔt≈h可以从普朗克原理得出一样）就简单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决定了一个系统（例如一个电子）的坐标x，那么，经过重复实验之后，动量便会发散。
现在，怎样才能检验一个判断呢？使用固定的光闸口Δx进行一系列的实验，测定每个单一情况的动量px，如果这些动量象预测的那样发散，这条公式便经受住了检验。不过这说明为了检验发散关系，我们实际上每一次都用远大于Δpx，的精确度测定px，否则，我们便不能说 Δpx象px那样发散。
所提到的那种实验每天都在所有物理实验室中进行，不过，它们反驳了海森堡的测不准解释，因为测量（虽然预测并不以此为基础）比这个解释所容许的精确度更精确。
海森堡本人注意到这样的测量是可能的，但他却说，这是一个我们是否给这些测量以某种意义的“个人信仰”或者“个人爱好”的问题。自从海森堡提出这个评语以来，这种测量一直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