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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这一时期，大藏经的刻印事业和佛学辞书出版得到进一步发展。上海
商务印书馆继金山寺僧宗仰翻刻日本弘经书院的《缩刷藏经》之后，翻刻了
《大日本续藏经》，并且从民国二十一年（1931年）起，经4年时间，影印
出版了碛沙不版《大藏经》。民国二十五年（1935年），金刻《大藏经》也
由上海列为《宋藏遗珍》而出版了。1941年编印了《华严经疏钞》；1943
年刊印了《普慧大藏经》。各种类型的佛学辞书也先后编辑出版。1919年出
版了《佛学小辞典》；1922年出版了《佛学大辞典》；1934年出版了《实用
佛学辞典》；1939年出版了《法相辞典》。
（4）对外佛教交流
中国的佛教运动与世界佛教运动相呼应，与世界佛教文化交流进一步发
展。太虚作为这一时期中国佛教领袖人物，不仅在国内办学院，讲佛学，足
迹遍南北，四处宣扬，而且还想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佛教运动，主要表现在他
倡议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以及“东亚佛教大会”）和“世界佛学苑”。
1924年7月13日，在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国代
表太虚、常惺、李政纲等十余人，日本代表法相宗长佐伯定胤和帝大教授木
村太贤，还有英、法、德、芬等国的代表数人。会期三天。会上议定明年在
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这是太虚开展世界佛教运动的开端。1925年10
月，太虚率领“中华佛教代表团”到日本访问，受到日本朝野、特别是佛教
界的热烈欢迎 （有多达万人的欢迎会）。代表团到日本各大寺院和各佛教大
学（以及某些公、私立大学）访问、讲学。这次访日，同日本各界（特别是
佛教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1928年太虚游化欧
美成行，8月偕翻译起程，9月15日到达巴黎，正式开始了访问法、英、比、
德、美的活动。在法国时借10月20日巴黎东方博物馆召开会议之机，商谈
发起创办“世界佛学苑”。发起人中有太虚代表中国，法国方面有伯希和、
马格尔等20余人，并商定在中、法各设通讯处。“世界佛学苑”虽未正式成
立，但其名义却沿用下来，如柏林教理院等的前面，均冠以“世界佛学苑”；
而武昌佛学院，后来也改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太虚于1929年4月3
日离美回国，4月29日回到上海。这次欧美之行，历时7个多月，访问了欧、
美两大陆的5个国家，佛学西播，影响很大。
太虚还率团访问缅、印、锡兰。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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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想通过佛教这一关系同南亚各国增进交往，于是便有
组织佛教访问团的酝酿。1939年9月正式组成了以太虚为团长（兼任导师）
的、出访缅甸、印度、锡兰（斯里兰卡）等国家的“佛教访问代表团”。12
月在缅甸访问期间，除了同缅甸朝野以及佛教界领袖人物进行晤谈，朝拜大
金塔等佛教名胜之外，更重要的活动是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宣扬佛教，宣
传中国的抗日活动。1940年1月开始在印度的各项访问、讲学活动。1月31
日太虚同尼赫鲁，在十万群众的欢迎游行中，赴摩诃菩提召开的阿育王纪念
大会，太虚被推为大会主席，与尼赫鲁同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2月份到锡
兰进行访问，出席全锡兰佛教徒大会所举行的欢迎大会，与会者也逾万人。
太虚访问携回的法物中最珍贵的是全部贝叶巴利文藏经。其出访的主要任务
是为了宣传抗战，争取国际支持。
中国佛教界为了促进国内佛学的进步，积极鼓励青年僧人出国留学，考
察和学习各国佛学，吸取海外佛学研究的成果。先后有青年僧人到日本、印
度、锡兰 （斯里兰卡）、缅甸、暹罗（泰国）求法留学。其中以东渡日本求
法留学的僧人最多。从1922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先后有5、6批僧人前往日
本求法。这些僧人和居士学成后回国，传授有关佛法，传译有关国家的佛学
著作，整理有关佛教文献资料等，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
中外佛学思想的交流作出了贡献。
（5）太虚佛教运动
太虚是一位爱国僧人，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能够
挺身而出。抗日战争期间，他号召全国佛教徒时刻准备奋勇护国。在他的号
召下，全面抗战展开后，各地佛教僧众纷纷组织起了“僧侣救护队”，或者
奔赴前线，或者留在后方作救护工作。
太虚的佛学思想偏重唯识，主张“八宗并重”，也就是融会空有、性相，
而不局限于一宗一派，在佛学思想上自成体系。太虚所融贯与适应的思想，
是中国佛学思想史上许多佛学大家极力提倡的内而诸宗融合、外而三教合一
的佛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演变。太虚的佛学思想体系庞博，是
一种时代反映。
太虚佛教运动的真谛，在于提倡一种“人生的佛教”。这一思想受到了
当时一些思想家的重视，导致许多学者名士乐于亲近佛教，并对以后中国佛
教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曾和太虚一起办“觉社”的章太炎，他的佛学主张就
是近代经过“革新”的佛教思想的典型表现。在佛教革新倡导的“人生佛教”
的旗帜下，注重现生问题的各种“新佛教”纷纷出现。
太虚的革新计划并没有得到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近代的社会形势不
允许佛教恢复旧有的地位。宗教的存在和发展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近代经
济政治的变化，使佛教失去了它在鼎盛时期的那种土壤；近代历史发展的趋
向也日益与佛教理论背道而驰，这决不是依靠革新佛教的教理教制等形式就
可以改变的。二是佛教内部强大保守势力的阻挠。守旧的和有既得利益的僧
侣们极力反对革新，认为那是离经叛道。太虚的主张得不到佛教内部的广泛
支持，其主张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视寺产为己有、视法派为私物的所谓“丛
林派” （佛教寺院实力派）的极力反对，而太虚也被视为“异端”。所以只
有偃旗息鼓。但太虚领导佛教革新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佛教对人生的漠视态
度，力图使佛教对现世社会有所俾益，并使佛教内部避免腐败的劫难。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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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虽然在当时未得到完全实行，但后来中国佛教一步步走上的正是所谓“人
间佛教”的道路。
2。日本佛教的发展
这一时期，日本佛教继续兴宗办学，新兴宗教竞相发展，佛教机构相继
成立，佛学研究成果丰硕。
（1）各宗办学
日本一些学僧为振兴佛教而致力佛教教育事业。幼儿时期的佛教教育一
般在幼儿园和保育所里进行，统称为“佛保园”，其教育称作“佛教保育”。
佛保园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最早出现于明治时期。随后，各地逐渐设佛保园，
1929年，全国佛保园的联络机关“佛教保育协会”成立。二次大战时一度瘫
痪，战后重建。星期日学校是佛教教育机制的另一形式，受基督教影响于明
治后期创立。1931年至1935年是佛教星期日学校的大发展时期，战时受到
很大损失。宗立大学是日本佛教界实施综合教育的高等学府和从事佛学研究
的重要阵地。战前的日本宗立大学，实施近似单一的佛教教育，整个校园的
宗教气氛很浓，学生自身的佛教信仰及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水平相对较高。从
明治初年到大正年间（1912—1926）佛教各派兴起不少大学，著名的有净土
真宗大谷派创立的大谷大学，起源于 1665年东本愿寺弟子的修学道场“学
寮”，1896年曾称“真宗大学”，1901年采取文科大学的体制，1922年改
称“大谷大学”。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龙谷大学，最早始于1639年西本愿寺
内的“学寮”，1875年正式成为本派的宗立学校，1922年发展为综合大学规
模，称“龙谷大学”。曹洞宗有驹泽大学、东北福祉大学和爱知学院大学。
驹泽大学的前身为曹洞宗大学林，后称曹洞宗大学，1925年取现在名称。临
济宗有花园大学，临济宗妙心寺派于1872年创办的“般若林”为该校的起源，
1898年为妙心寺派的普通学林高等部，1934年为临济学院专门学校。1926
年，真言宗创办高野山大学；同年，由真言宗智山派、丰山派、天台宗、净
土宗四宗派联合创立大正大学。日莲宗的立正大学源于1580年创设的檀林，
后几经扩建，至1904年发展为日莲宗大学，1924年改称立正大学。此外，
还有净土宗的佛教大学等。
（2）佛教和社会政治活动
明治维新以后，佛教虽然没有以前那种特殊地位和影响，但从整体来看，
它仍依附于君主立宪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为它服务，其中传统教团表现尤
为突出。大正时期佛教僧人获得参政权。各宗管长联合组成“佛教护国团”。
在国家日益法西斯化，向外推行侵略扩张时，一些传统教团表示“护持天皇
制，战争协力”。1940年为适应战争体制，政府公布《宗教团体法》，对各
宗派进行合并统编，把原来的十三宗五十六派编为十三宗二十八派。神道教、
佛教、基督教联合组成“大日本宗教报国会”，作为“大政翼赞运动”的一
环，开展拥护战争的宣传和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