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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吴其昌原本是一上佳的读书种子，他是承继王国维、梁启超学术事业的“接班人”，就在他被清华解聘之后，1932年，被迫转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此后，他仍救国不忘治学，在甲骨、金文等方面颇有建树，当时国内学界最有希望传承王国维学术命脉的，就是吴其昌，当时他已在古文字学、上古史、音韵学等方面相继撰成《殷墟书契解诂》、《金文历朔疏证》、《金文年表》、《金文氏族疏证》、《金文世族谱》、《金文名象疏证》等，此外还撰写了有关音韵训诂、目录校勘、土地制度（古代田制史）、宋明哲学史、边政史及东亚史等方面的许多专题论文和论著。当时他在武大开设的课程“古代文字学”、“商周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宋元明清学术史”等，已在在表现出其导师王国维、梁启超的学术流脉，因此，时人所谓“吴其昌研究学术，继承王国维先生的衣钵；发为文章，则一秉梁启超先生的文心”等就并非虚语了。
然而，在国难当头的局面下，他只能暂时抛却书本，面对社会大声疾呼，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的呐喊作用。随着国难的持续深入，吴其昌先后发表了大量文章，并不断进行讲演，成为舆论界的重要人物。他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如《民族危机的认识和救国治学的态度》、《国家的生命》、《民族复兴的自信力》、《文人对于国家的责任》、《不屈服，即胜利》、《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斗争》、《光明的进程》等，是整个救亡和抗战时期的重要文献，他也成为当时全国所瞩目的一位知识界人物。
吴其昌不仅“说”，他还要“做”。就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际，他向前线的冯治安部请缨杀敌，准备携妻率女一同上前线。岂料，吴其昌最终并没有死于战场，而是却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
梁启超生前曾有一句名言：“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后果然吴其昌也一如其师。1938年，武汉大学西迁至四川乐山，当时体弱的吴其昌不幸染上了咯血症，他“常于吐血之后，发炎之际，工作不辍，偶或晕倒，而稍息即强起工作如常。家属友好有劝其节劳静养者，辄以‘国难严重，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为辞”〔8〕。到了1943年，有一家后方的“胜利出版社”为发扬祖国文化传统、凝聚民族精神，组织编纂《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邀请吴其昌承担其中《梁启超》一书的撰著，吴其昌不顾病势沉重，慨然应允，于是“临命前一月，尚应当事约，作梁任公传，都五万言。力疾从事，气若不属，屡作屡辍，终至不起”〔9〕。
吴其昌为其师抱病撰写传记，成书《梁启超》（上册）。就在1944年1月19日封笔之后，2月23日，年仅四十岁的吴其昌在乐山病逝，结果，这本只完成了半部的传记遂成为他的遗著和绝响。
三
说到弟弟吴世昌，要提一下毛泽东在1964年8月与几位哲学工作者的谈话。当时毛泽东在谈话中忽然提到了《红楼梦》，并提到了“红学”，他说：“《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很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10〕
毛泽东提到吴世昌，后来以“红学家”著称，并曾为英译本《红楼梦》进行过审校。这个“新红学”大家的吴世昌，在兄长的提携下，也是一个读书种子，早年曾从事文学创作，后转到古典文学研究。若说到其人的自负，当年他有句夸口：所谓“当今学人中，要说博览群书的，只有四人：梁任公、陈寅恪、唐兰，再就是我”〔11〕。彼时他在英伦讲学，曾撰写有《〈红楼梦〉探源》，后又著有《〈红楼梦〉探源外编》、《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等，此外还有旧体诗词集《罗音室诗词存稿》等。
吴世昌（1908…1986），早年因家贫辍学，曾当过学徒、店员，后考入嘉兴中学，以工读生名义读书。1927年，他考入南开大学，翌年转入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后获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的资助，终得硕士学位。随即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编辑，后又先后任西北联大、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教授及系主任等。1947年，他赴牛津大学讲学，任高级讲师。
吴世昌在哥哥吴其昌的影响下，也是一位“两栖”的学人——既有淑世的关怀，又有学术的专攻。时间到了上世纪的四十年代，吴世昌像其他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时局的变化特别关心，也从多方面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最早承认了新中国。此后的1954年6月，中英两国又达成了互派代办的协议。当时吴世昌正在牛津大学执教。不久，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开始对海外学者展开工作。1956年7月，时任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交部顾问的周鲠生奉命写信，并委托赴英国参加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举办的亚洲史学史讨论会的宦乡带信给吴世昌，随即又通过吴世昌转告信息给当时也在英国的陈源（此前代表国民政府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希望他回国参观。由吴世昌，再至陈源（后来周鲠生利用赴瑞士开会之际，顺道在伦敦会见了他），以致又通过陈源告知在美国的胡适（并通过与会的胡适的学生杨联陞），这是当时国内传达给海外学者的一个试探性的信息。对此，吴世昌做出了回应，而陈、胡没有立即给予反应。
1962年，据说是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吴世昌放弃了在英国的优厚待遇，举家回到了祖国。当时他的大女儿已是牛津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二女儿高中毕业后也考入牛津大学。吴世昌回到国内，先后发表了《回到祖国》、《回国以后》、《空前强大的祖国》及《我和北京》，随后，他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1962年，按说正是新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末，吴世昌此时返回祖国，立即受到人们的一致赞扬，所谓“子不嫌母丑、犬不嫌家贫”。大概因此他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回国的人文学科的一位专家，也因而在当年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斥责为“假洋鬼子”，甚至在“文革”期间的1969年冬，他竟被赶到乡下去做猪倌了——当时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联以及作协的“五七干校”设在了河南罗山、息县，吴世昌与同仁俞平伯、钱钟书、吴晓铃等都被打发前去，他们的任务是喂猪，显然这与他们学者、教授的身份实难相符。不过，当时他们的思想已经过无数次的“冲洗”，已经变得“纯洁无瑕”，比如他们当中的“汉园诗人”何其芳，这时创作的诗歌就已是《养猪“五字宪法”歌诀》了，诗中写道：“主席指示：养猪重要。品种要好，圈干食饱。粗料发酵，采集野草。小猪肥猪，多加精料。强弱分圈，隔离病号。夏天太热，河里洗澡。新生小猪，防止压倒。注意卫生，防疫宜早。猪瘟难治，预防为妙。其他疾病，努力治疗。”〔12〕所谓诗人，真是斯文扫地矣。
1971年，吴世昌一天突然接到通知，他可以提前返回北京了。离开前，军代表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谈在“干校”的感受。由于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开会的形式，心里又急着打点行装，所以会上发言都很积极，大家既谈接受教育的收获，又为军代表歌功颂德了一番，偏偏吴世昌一言不发。最后，军代表让他讲话，吴世昌却问：“要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军代表不假思索，说：“当然要讲真话。”吴世昌说：“我认为，五七干校并没有什么好处。”此言一出，在场的人惊魂失魄。军代表愣了愣神，又接着问：“为什么没有好处？”吴世昌说：“要我们回去，不是正说明问题了吗？”他的讲话，逻辑性强，说得军代表哑口无言。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吴世昌身上还有许多，正如后来社科院文学所的刘再复对他的评价：“正声满学院。”吴世昌就是这样一个敢想敢说的人。后来他看不惯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说：“中国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比如跳舞，人家贴下脸，我们就可以马上将衣服脱掉。”其性情由此可见一斑。
注释：
〔1〕夏晓虹：
《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481页。
〔2〕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
《清华汉学研究》1994年第1期。
〔3〕《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37页。
〔4〕〔5〕〔6〕《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8、280、281页。
〔7〕〔8〕〔9〕吴其昌：《梁启超传·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0〕龚育之：《听毛泽东谈哲学》， 《北京党史》2003年第6期。
〔11〕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12〕《何其芳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页。
汤先生怒了
？ 刘 超
汤用彤先生是老辈中的大人物，但和晚清民国那一茬个性丰盈的文化人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