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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吴兴华才华横溢，年轻有为，加之心怀坦荡，刚直不阿。“反右”时，他因为反对苏联专家教英文的方法，被扣上“右派”的帽子。
吴兴华被划为“右派”后，除了遭受校内外批斗之外，他的级别连降了两级，从三级教授降到五级，也被取消了授课和发表论著的资格。然而仍有学者慕名而来，求教于他。
失去话语权的吴兴华以自学拉丁文、希腊文，阅读古旧版本图书自娱，再就是默默地协助系里编、校《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他除了校译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全集》外，还为杨宪益先生校订《儒林外史》，也为古希腊专家罗念生先生校对过文稿。此外，他还为李健吾先生翻译大量拉丁及希腊文戏剧理论，但那些译稿都在文革中不知去向。
吴同在《“蜡炬成灰泪始干”——怀念我的父亲吴兴华》一文中写道：
提及翻译，使我联想起父亲在世时，家中四壁图书，然而无一本词典。母亲说父亲翻译时从不借助任何词典；无论是译莎士比亚，还是根据意大利原文译但丁的《神曲》，或是从希腊文翻译荷马史诗。父亲译笔流畅高雅，节奏自然，巧妙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与韵味。他写作或翻译时也从不冥思苦想，只要提起笔来，即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而且信手拈来，便成佳句，从不需另花时间对其文章或译稿加以润色。
父亲堪称“敏而好学”的典范，集天才勤奋于一身。他的学识进度可用“一日千里”来概括。正如所有名垂青史的伟大学者一样，父亲以“好学不倦”终其一生。无论是春风得意身为西语系副系主任，还是深陷泥潭头顶“右派”帽子，父亲始终分秒必争，手不释卷，每天至少读十本书；以致我的童年玩伴在三十多年后仍对父亲“孜孜不倦”的风范记忆犹新。父亲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天赋，令人叹为观止。他后期的作品与译著，例如以柳宗元为题材包罗万象的长篇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以及《神曲》译稿，还有数篇类似《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的比较文学论文，比起《吴兴华诗文集》中那些早期作品，又更上一层楼，更趋完臻、精炼及炉火纯青。只可惜这些后期作品多在文革中佚失，未能面世。
1962年经甄别，吴兴华被摘除右派“帽子”，仍留在西语系工作，论文《〈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得以在《文学评论》1963年第6期上发表。摘帽以后，吴兴华教公共英语。他教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吴兴华也被认为是西语系最好的老师之一。
在四年后的文革狂飙中，吴兴华在劫难逃。
1966年7月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了有数百人的“劳改队”，吴兴华也被“揪出来”入队。
1968年初，北京大学又建立了“黑帮大院”，关押了学校的教师干部等两百多人。在“劳改队”和“牛棚”中的人也被抄家，被封房子，家里的书和画被烧被没收，孩子们也被欺负。吴兴华死以前，他家的门上和窗上都被贴了写有“大右派”、“反革命”的大字报。家里人也知道，吴兴华没少挨过红卫兵的打。
8月3日，吴兴华和西语系其他被“劳改”的教授一起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当时校园里有一条小沟，宽度是小学生也能跳过。学校旁边一家化工厂的污水就从那里流过来。天气十分炎热。当吴兴华口渴要找水喝的时候，有红卫兵按他的头强迫他喝沟里的污水，还有红卫兵把他的头按在刷大字报用的浆糊桶里。吴兴华很快就非常难受，接着又昏倒。在场的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不准送学校医务所。等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半夜，吴兴华的妻子谢蔚英被叫来医院，那时，吴兴华已经死了。
吴兴华病殁了，病因是急性痢疾。而北大的红卫兵却说，吴兴华是自杀的，对抗文化大革命，罪大恶极。他们命令医生解剖尸体以证实这一点。吴兴华的妻子再三解释，说吴兴华不是自杀的，请求不要解剖尸体，可是没有用，尸体还是被解剖。
事实正如卞之琳所说的：吴兴华“没有经受住时代发展的风风雨雨，横受摧折，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才华与工力”〔1〕。被卞之琳视为“难得的人才”、曾为周总理担任过翻译的吴兴华，死时四十五岁，正值壮年。
吴兴华最值得称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重要印迹的，还是他上个世纪的新诗创作。
吴兴华十六岁时即在全国性诗刊上发表技巧成熟的新诗《森林的沉默》，从而一鸣惊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前、中期是他新诗创作的喷发期，从《书樊川集杜秋娘诗后》到《听梅花调宝玉探病》，从《西珈》到《画家的手册》以及大量的十四行诗和无题诗，吴兴华对新诗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极具启示的新探索。他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外另辟蹊径，融合中国古典传统的意境、汉语文字的特质和西洋诗歌多种形式力图实现中国诗的现代转化，为新诗开一条新路。正如当时著名评论家周煦良所指出的：吴兴华“可能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与新诗的路是越走越窄相反，在吴兴华笔下，“诗又恢复为明朗的声音，坦白说出，而所暗示的又都在”，“他的诗是一种新的综合，不论在意境上，在文字上”。吴兴华与穆旦，堪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双璧”。
诗人卞之琳曾指出，吴兴华以中国悠久的诗传统为自豪，着力在写白话新诗时加以传承，而吴诗在“化古”（继承中国诗传统）方面，成就似较大。检视吴诗，可以发现两个最明显的表征：其一，沉迷于格律形式的苦心经营，借鉴古诗形式而建构一种新格律诗；其二，从历史题材中汲取灵感的奥援，辅之以现代派的表现技法，创制一种新文体或曰诗歌类型。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学运动以还，中国新诗作者所面临的一个急务是：如何揖别古典传统而建构“现代性”。自胡适、康白情、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始，新诗作者逐渐远离古诗的文言、格律、意象与诗歌成规，而以白话文为工具，以自由体为形式，从西方诗寻找美学观念与表达技巧，传达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在他们眼里，文言／白话、格律体／自由体，乃是传统诗与现代诗在形式上的本质差异，也是衡量有无“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绳墨，二者的势若水火难以通融，已然成为诗人们的共识。不少诗人持守此一艺术思维，达到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极致，及至“九叶”出，可说是“穷斯滥矣”。相形之下，吴氏试图从五七言律绝和乐府古诗中寻求创意的泉源。因为采分行书写的现代白话文作为语言载体，又使用新式标点以断句和跨行，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而非消极意义上的复古主义，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吴兴华的诗作仍然是道地的“现代诗”。只不过此种“现代性”与求西洋化的主流新诗迥不相侔，而是有着浓厚的本土转向和传统色彩罢了。
诗作之外，吴兴华先生撰写的文章也是中西学两条线作战的，一条是西式的论文风格，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同时兼容了中国的传统扎实考据基础，另一条路线则全是中国式的历史考据、史书汇校。吴兴华先生当然是博学的，但是与其说是博学，不如说是规范和严谨，有一种西方学术之美。一方面，他的博学不是那种杂陈和跳跃，也就没有钱钟书先生那些令人羡叹的“通感”，满纸满书的跃然，但是却总给人西式论证的逻辑力量。例如，他在讨论莎士比亚时代的高利贷问题时〔2〕，却拿出经济学著作、法令档案等资料，烘托出莎翁台词中的社会态度与时代背景的关系，这种论述方式有一种跨学科领域的交叉印证的美感。这种美感最为主要的不是学识渊博造成的，而是研究视角和使用工具的广阔产生的，时至今日这种研究依旧可以作为文科研究生的论文典范。
吴兴华在诗歌创作、学术研究、翻译三个领域齐头并进，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夏志清先生曾有言，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就学养而论，有三位代表人物，第一位是陈寅恪，第二位是钱钟书，第三位就是吴兴华。如果说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内地有论者、五十年代香港也有论者不约而同地推介吴兴华其人其诗，然时至今日，知道吴兴华名字的恐怕已经屈指可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中也绝少提到他的名字。这确实令人遗憾。
夏志清在他专门论述小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还忍不住要对吴兴华带上一笔：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一提诗人吴兴华，他在战时和战后住在北平，燕京大学毕业，对中国和多种西方主要语言的重要诗人，几乎都有深入的研究。在自己的创作中，他尝试创造一种有中国古诗词特点而融会西方诗重要成就的韵律和语法，效果很理想。如果在1949年后他能有机会继续在这方面努力下去的话，他可能已成为一个大诗人。〔3〕
吴兴华还在燕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出版，他提了一些意见，都被钱先生接受，他也因此被同学们称为“小钱钟书”。钱先生因此很器重他〔4〕。钱钟书和吴兴华曾经畅谈古诗源流，钱先生对吴先生的博学大加赞赏，这说明两人的交集在于旧学的根基确实太好，未必不隐含着两人对东西嫁接和交流的异趣。
钱钟书先生既爱才，又念旧。据吴兴华先生夫人谢蔚英回顾，她丈夫去世之后，钱先生对他们家一直很好。她在与钱钟书、杨绛夫妇做邻居的时候，杨绛多次问她生活有无困难，还变着法儿帮助她。当时她的大女儿十几岁，从兵团回来之后没有工作，杨绛便借口要找人抄《堂·吉诃德》译稿，让谢蔚英的大女儿帮着抄，每每抄了一段后，总要付给数倍的稿酬，让人真不知该如何报答才好〔5〕。
（《吴兴华诗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