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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的意识，这一点可能与五四时期有所不同。对于处在执政地位的本党而言，他以党内元老身份努力消弭内争，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力促团结御侮，显示出为国家为民族的远见。因此，周恩来赞誉其“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揭示了蔡氏基本价值观的稳定性。
至于蔡元培与最高当局蒋介石之间微妙起伏的关系演变，目前仍缺乏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资料，从一些迹象推断，二人关系似经历了由合作到疏离的变化过程，只不过彼此关系并非一味恶化，大体是分分合合不甚协调而最终亦未决裂。不论是反蒋军人抑或“第三党”似曾有过推戴蔡氏作为魁首另立一帜的政治设想，如陈铭枢晚年回忆所提及的那样〔6〕。但这毕竟仅仅是“设想”，且极有可能属于“单相思”性质，蔡本人是否知情且同意尚是疑问。蔡确乎一度信任像杨铨这样的助手，但杨的政治意图并不能完全代表蔡的主张，至少在直接“证据”阙如的情况下，某些暮年忆述“孤证”恐怕还难以采信。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与宋庆龄虽然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可是二人的基本动机尚有差异，近年刊布的《胡适日记》附有当年胡适“退盟”时与蔡的往来信函，显示蔡、胡之间的“灵犀相通”之处〔7〕。蔡元培具有国际声望，有时就不免成为国内外各种势力争取和利用的对象，这与蔡本人的主张和倾向未可完全等量齐观。
注释：
〔1〕张挺、江小蕙：《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2〕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7～88页。
〔3〕王世儒编：《蔡元培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9页。后文所引当年报刊资料均出自该谱，页码分别为555、567、579、727～728页，恕不另行注出。
〔4〕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四期。
〔5〕《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2页。
〔6〕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
〔7〕《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
“恐惧的美德”及其他
？ 张宗子
先主武侯
刘备貌似仁义，而气度狭小。略具奸雄的特质，而无奸雄之智。故曹操虽谬称之为英雄，并不太把他当回事。否则，他既身入樊笼，岂能容他轻易脱身？
劝曹操杀吕布，一方面说明他有眼光，另一方面，见其为人之刻薄。刘备素以义气为世所称，但义气有限，及于亲而不及于天下，甚至不及于他标榜为鱼水之亲密的诸葛亮。
草庐三顾传为佳话，只是个愿者上钩的钓鱼故事。吴起爱惜士卒，士卒之母哀哭，不是出于感动，是知道儿子死期不远了。受人恩惠，当抵死相报。诸葛亮只有一条命，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有别的选择吗？
君臣遇合，以天下相托，不要说姜尚遇文王，就到孙权待鲁肃的分儿上，诸葛亮就算幸运。然而刘备的野心，只在自己做个皇帝，这和后来的李自成、张献忠一班强盗草寇毫无二致。看到兵马，看到地盘，城头大旗一竖，一夜之间便龙飞九五。至于国计民生，想不到，也不懂，也不想。
王夫之感叹说，刘备的草头大王瘾，惟关羽之流最能理解，所以始终最能相得。《读通鉴论》卷十：
谈君臣之交者，竟曰先主之于诸葛。伐吴之举，诸葛公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公之志能尽行于先主乎？悲哉！公之大节苦心，不见谅于当时，而徒以志决身歼遗恨终古。
公之心，必欲存汉者也，必欲灭曹者也。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此心也，独子敬知之耳。孙权尚可相谅，而先主之志异也。夫先主亦始欲自强，终欲自立，与关羽相得耳。故其信公也，不如信羽。
所谓鱼水，过去常说水之冷暖鱼能自知，鱼的冷暖，水能知道么？
刘备又善做戏，俗云“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演义中，徐庶归曹，刘备送别，下令士兵尽伐丘上树木，自言树木阻挡了视线，不能一路望徐庶远去。何其矫情乃尔！但纯是矫情么？当然不是。戏不是演给徐庶看的，徐庶已去，等于废物。戏是演给身边的那些还需要他们卖命的人看的。
刘备义气，关羽也义气。置兄弟间的私人义气于国家大事之上，焉得不败！刘备最信关羽，可怜赫赫战神的关玛法，连一个要命的荆州都守不住。
汉朝的屁塞
鲁迅的小说《离婚》中，写到爱姑去见七大人，七大人“正拿着一条烂石似的东西”，在自己的鼻子旁擦，并向身旁的客人炫耀：“这就是‘屁塞’，就是古人大殓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可惜是‘新坑’。倒也可以买得，至迟是汉。你看，这一点是‘水银浸’……”
七大人玩的“烂石似的东西”，可惜爱姑不懂，是新出土的汉玉，相当珍贵的。文人雅玩，不仅放在鼻子上擦，还可以穿了绳挂在胸前，爱之成癖的，或有拿舌头舔一舔的，据说是鉴定真伪的一个方法。
报上看到编译的古代笑话，有一条与此类似：
有个魏国人善于识辨古物，偶然捡到一只铜器，形状如酒杯，两旁饰以花纹，铜花斑驳，精致可爱。魏人高兴，招来朋友欣赏，并以古杯斟酒劝饮。这时候进来一位客人，见此情形大为惊讶，说：“这是古时摔跤的人用来保护生殖器的‘铜裆’啊，怎能拿来喝酒呢？”
前些年，北京周围吧，建筑工地很挖出几批烧制的男性“那话儿”，有素瓷的，有彩陶的，粗精不一。记者也许在征询了专家意见之后议论道，这种整齐的成批的有意埋藏，显示了我国古代的生殖器崇拜，云云。
其实呢，黄永玉早在文章里讲过，明清的太监，死后下葬，讲究个全尸，一些太监当初阉割之时，就把割下的物件小心收好，死后一同入棺，那些没有这样仔细的太监，只好用人工制品代替。据说烧制此物，已有相当的市场规模，产品也形成不同档次的系列。
烹狗论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汉武帝很可能是第一个认识到，人才是杀不完也糟蹋不完的人。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每一个重要的位置，都有成千上万的合格候选者；每一个行当，都有无数英才。他们哪一个都不比别人差。
比起睿智的汉武帝，开国老祖宗刘邦终归不过是一个运气特别好的小流氓而已。刘邦的小聪明，加上没有道德束缚的阴狠，不过搞出了一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俗套。可是，前有句践的首创发明，后有朱元璋的变本加厉，不前不后，还有赵匡胤春风化雨式的杯酒释兵权，和他们比，刘邦算是哪个林子里的鸟啊！
杀钩弋夫人以绝后患，把亲情和政治的关系处理得无懈可击。这一步棋，不管是想不到，还是想到了却于心不忍，刘彻之外，我不知道谁还走出过。刘彻的了不起，更在于他能超越皇帝们的定势思维，把一项最珍贵的权谋遗产弃之如敝屣。狡兔死绝，才可以杀掉猎狗吃肉吗？太不会变通，太胶柱鼓瑟了。兔肉吃腻了，走狗随时可以杀掉；不想吃狗肉，随时可以撵走。须知天下的好猎狗多如牛毛，还怕再出猎时无狗可用吗？
汉武帝的几十年，文臣武将走马灯似的换，地球没有因为某一个人的消失而停转，武帝的文治武功反倒辉映青史，治下人才之盛，也为后世艳称。想想那些良相佐国一佐几十年的狼狈结局吧，就是诸葛亮这样的旷世奇才，仍旧无力回天啊。
陀斯妥也夫斯基
多年来，一直没找到机会把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读完。耿济之的译本，自大学毕业便压在书箱里，在可预期的将来，大概还将压在那里，直到奇迹发生。回想从前读过的几部陀氏著作，最喜欢的是两部手记——《地下室手记》和《死屋手记》，至于那些大部头的小说，虽然因其伟大的名声而敬服，却始终喜欢不起来。这样的话说出去，是要被人笑话的，幸而发现鲁迅也有类似的偏见，而他提出的理由，尽管我并不真的很懂，却不妨顺手借来一用：
一读他二十四岁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斯陀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绝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废书不观。
我不知道鲁迅的感觉，但我自己，极端厌恶像“拷问”这样丑陋的词。我既不需要自我拷问，更不容别人来拷问。报刊上屡见“拷问灵魂”的说法，我倒要问，是谁赋予你如此的权力呢？你凭什么要拷问他人的灵魂呢？
拷问官的快乐，不是单纯用施虐就可以解释的，其实还是权力之暴力的快乐。而罪人的苦恼，也不是单纯的受虐倾向，其实是对权力之暴力的屈服和认可。
无独有偶，罗素在论述尼采时，也表达了对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不满：
必须承认，也有某类的基督教伦理，尼采的酷评对它可以用得上而公平合理，巴斯卡尔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在品德上都有某种卑劣的地方。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正当的自豪”是无缘的。他要犯罪，为的是来悔改和享受忏悔的快乐。我要承认我和尼采有同感，认为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