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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茫茫难相逢，相爱就要到永久，
阿哥你离开阿妹走他乡，只有忧愁……
然而，不是所有的民俗都是值得尊重和保护的，不是所有的民俗都是值得欣赏和歌唱的。无论在故乡或在他乡，都可能有一些民俗属于陋俗，我们应该保持一份清醒，应该予以甄别。
人类的有些陋俗是科学知识的缺乏造成的，如传宗接代的观念，重男轻女的习俗，在遗传学理论成为常识的今天，已经显得十分可笑。有些陋俗是由统治者的极端自私和残忍造成的，如太监制度、殉葬制度。还有一些陋俗是人性的弱点造成的，如吸烟、酗酒、吸毒、赌博、狎妓，明知其有百害而无一利，却禁不起诱惑。
还有缠足，对于中国人来讲，这简直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民族耻辱！这种给妇女带来极大痛苦和身心扭曲的恶俗，始于五代南唐或者更早，为害一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彻底禁绝。把好端端一双天足，硬要缠成“三寸金莲”，把健康的女子弄成终身残疾，这该死的民俗难道是我们可以歌唱的吗？可是，历史上还真有这种对于残废之足的颂歌，在清代，苏州就流行着这样一首《缠金莲》，表现当时男子极端病态的恋足癖：
娘子啊，
你的金莲长的小，
宛如冬天断笋尖；
又好像五月端阳三角粽，
又是香来又是甜；
又好比六月之中香佛手，
还带玲珑还带尖。
边缘的优势
？ 陈心想
在社会科学里边有一个边陲—中心的依附理论，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支脉。这个理论认为中心是发达的，边陲是落后的，而边陲的落后正是因为中心的剥削。这个理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边缘也有其优势。对历史长时段的考察，往往发达起来的是边陲，是边陲胜过中心，尔后又成了中心，有点河东河西的味道。边陲胜过中心的道理记得顾准曾提到过，顾准在《论孔子》一文中曾说出自己的一个“奇想”：孔子求售其思想和政治主张之所以失败，在于他选取的地方不对，鲁、宋、卫、陈、蔡，都是周的中心地区而不是僻地，满脑子旧秩序的孔子是不懂得新的历史往往是在新地方开头的。战国的强国秦、晋，后来的赵、齐、楚，都是边缘地区，中心“故国”全被并吞。普鲁士、奥地利都是日耳曼的边邦，苏联和美国，五百年前在世界上不占地位。
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是在偏僻的秦国，而商鞅却不是秦国人。新教徒逃离了祖邦大英帝国的种种枷锁和压迫，乘“五月花”万里水渡到达新大陆，成就了当今世界霸主美国。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作为“中心”，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太成熟了，利益的格局形成了，观念的格局也定型了，力量特别大，僵化了人的头脑，也束缚住了人的作为。古代皇帝迁都，其实也是有避开这么一个已经定型了和被关系紧紧束缚住的“中心”。武则天在长安，想有所作为，因为李唐发家在长安，李唐一派贵族的力量很大，作为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包括文化上的话语霸权关系，都让武则天的作为步步受阻，于是聪明的武氏把都城迁到洛阳，重建宫室，长安作为陪都。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后，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南京的格局作为先皇故地，在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上都打上了烙印，不如北京可以摆脱那些关系格局和观念的纠缠束缚，放开手脚。
作为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和作为文化意义上的概念，中心和边缘有着重叠的含义，比如中原地区历史上作为文化中心也是一个国家地理上的中心。一方面，如果只有一个中心，边缘会因为自己受中心主流和传统的束缚力较小，而容易改革和调整自己。另一方面，处于两个中心之间的边缘地带，因为两种文化的碰撞，比较会产生新的文化，广东香港沿海地带，在中国近代史上西风东渐的新文化运动中是典型的例子，改革开放后，竟出现文化北上的现象。世界在变化之中，文化是调整人们的生活的一套观念、方式。中心被关系束缚住了，因而面对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整自己适应环境的阻力较大，因此容易落后。即使在两种文化碰撞的时候，中心位置也是受到这种异文化的冲击较晚较困难。中国作为文明发源地有值得自豪的文明历史，但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必须应付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批判地继承传统。
实际上，我们从被关系束缚住的社会导致落后的角度看，内地落后的问题可以解释，同时走出落后的路子也要从这些原因里发生出来。传统的中国是乡土性的，一个基础特点是从土地里讨生活。如果进一步说关系束缚的社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束缚在土地上造成的。土地不像货币可以自由流动。从土地里讨生计，受到环境、节令影响很大，而且一片土地上一年的收成是有限度的。人力和肥力的投资达到一定程度再增加就不行了。有足够的资本和人力，工业生产可以扩大生产。农田的工作是不行的。土地的不流动造成了人们的流动很小，从而关系在一个地方也就年深日久沉淀下来，形成了格局，束缚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成员。而在这种农业生产方面的边际效益递减的局限，造成了追求财富的强大阻碍。有限的资源和稠密的人口，造成了一部分人想突破这种局限，讨一个富裕生活，于是他们便利用关系和权力剥削他人。权力在关系中，于是各种关系网络编织了起来，当官然后贪污成了苦心积虑地追求。提起来贪污和利用职权的腐败，人人恨得咬牙，而有的人实际上恨的不是贪污本身，而是自己没有机会贪污。这种文化是很可怕的。为了攫取这个机会，极尽拍马逢迎瞒上欺下之能事，取悦上级官员，可以高官得做骏马得骑，从而可以有机会有条件剥削他人了，造成为了个人私利不顾大家死活的价值取向。
再者，被关系束缚住而落后了还容易形成一种落后的文化：小圈子文化。有学者研究美国黑人社区亚文化，发现他们形成了与主流不同的但却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发展的由关系束缚住的小圈子文化。同一社区非裔黑人青年群体，大家都不学习，不愿接受高等教育，如果某人努力学习，成绩优秀，那么就成了整个小圈子的公共敌人，成了小圈子的“叛徒”。这种关系的束缚是一个人发展的大碍。记得怀特在其经典著作《街角社会》里，街头帮的两个头头的不同选择带来的不同命运。脱离了小圈子的头头获得了好的工作进入了体面的阶层，选择了小圈子的那位街头帮头就终老街头了。从这里我回忆起了大学毕业实习时，带队老师曾在闲聊时告诫我们毕业生，选择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离家远些，不然家乡那些关系，包括父母的关心和疼爱，是负担，都会很大地影响一个人的前程。依赖心理会使人倾向于向关系里讨资源，而不是辛苦实干通过竞争去争取自己的福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个人而言，“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就在关系格局外的个人的优势而言，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围棋大师吴清源。郑也夫认为吴清源的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一个边际人：
在日本的围棋传统面前他（指吴清源）是个外来户，虽然他也厮杀在其中，但在心态上他仍处在“边际”，他感不到“传统权威的沉重压力”，这却是“内中人”难于摆脱的，所以这位少女一样秀气的少年能够轻松地把棋子放在本因坊的禁区（如三三）上，而武士一般的日本棋手竟不敢越雷池一步。作为一个边际人，他可以吸取“主流文化”（或曰“中心文化”）的一切长处，又易于保持住自己的客观性、超然性、批判性。永远不接触“主流文化”，便笃定是个“乡下人”，而一旦把主流文化与从它外面带来的特殊禀赋融合在一起，就往往造成一种“特异”的气质和才干。历史上无数成大事者来自中心文化之外，道理即在于此。另一方面看，没有一个民族、地带能长久保持住中心文化、主流文化的地位。要保持优势就要形成格式，而格式一旦形成就不易破除，最后竟往往依赖外部来人去批判地继承。
“不易破除”并不是说人们完全无法作为，落后毕竟可以追赶，保持优势的时间长短也有差别。一个可为的办法就是必须不断“走出去”，同时还要“请进来”。走出去是接受新鲜营养，请进来是输入新鲜血液，以此打破原来的关系格局，重组关系，增加活力。“走出去”和“请进来”都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行，不然，请进来的会被同化，走出去的一旦回来，也会有同样的命运。据说达尔文曾在非洲某部落里带出来一个婴孩，在大英帝国接受了最新的教育，成人后被送回到原部落，他的命运不是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而是被送上了部落的餐桌。
谈“自编词集”与“编词入集”
——与金文明先生商榷
？ 韩立平
《书屋》杂志2006年第9期载金文明《治古典文学者不应有的知识欠缺——读章偶得》一文，该文第四部分的小标题是：“北宋早有人自编词集，陆游根本数不上第一”，文中引了章培恒先生在接受陈村采访时所说的话：
［对于写词］简直是认为不好的事情。所以北宋的人不把词编到自己的集子里。到了南宋，欧阳修的后代请人给欧阳修编全集，才把欧阳修的词编进去。那已经是很晚了。活人自己把自己的词编进去，是从陆游开始的，陆游的《渭南文集》里边把自己的词编进去了……
金文明接着举出两个反例，用以驳斥章培恒先生“活人自己把自己的词编进（文集或全集）去，是从陆游开始的”这一论断。一个是黄裳《演山居士新词》，另一个是贺铸《贺方回乐府》。但是这两个反例，都不能证明金先生的论点，笔者现将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