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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先生的论点，笔者现将理由一一指出，以与金先生商榷。
首先，关于贺铸的例子。金文明引了张耒《贺方回乐府序》：“予友贺方回，博学业文，而乐府之词，高绝一世，携一编示予，大抵倚声而为之词，皆可歌也。”金氏接着说道：“贺铸去世时，陆游还没有出生。这也足以证明，贺铸自编词集远早于陆游。”的确，贺铸自编词集是早于陆游。更早的唐五代，冯延巳就已自编《阳春集》，宋嘉祐三年（1058）陈世修序有“日月既久，录而成编”之语，但这与章培恒先生的话题毫不相关。章先生是说陆游首次将自己的词编入文集中，并没有说陆游首次自编词集。“自己的集子”意谓作者的文集或全集。“北宋的人不把词编到自己的集子里”并非说北宋人不自编词集，而是说北宋人不像陆游那样自己把词编入文集里。自编词集与编词入文集或全集，这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金文明此文的小标题是“北宋早有人自编词集，陆游根本数不上第一”，又引贺铸的例子，说明他根本没有读懂章先生的话。驳斥对方也得先弄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呀，否则就是无事生非了。
我们知道宋代词集大致可分为三种：丛刻、总集、别集。丛刻如南宋嘉定间长沙刘氏书坊刊行之《百家词》，钱塘陈氏书棚刊行之《典雅词》。总集如敦煌石窟唐人写卷本《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后蜀卫尉少卿赵崇祚编《花间集》；而别集则又可以分两种：一种是词附见作者本集，如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内一百三十一卷至一百三十三卷为“近体乐府”，王安石《临川集》一百卷，第三十七卷为“歌曲”。陆游《渭南文集》也属于此类，其卷四十九、五十为词，共一百三十首。另一种是词别出单行，如苏轼有《东坡词》，辛弃疾有《稼轩长短句》，皆于其诗文集外单行。章培恒先生所谓“把词编到自己的集子里”，即为上述别集中的第一种情况。清人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人别集凡一百三十部，其中附词者四十四部。但这些附词的别集，从现存资料来看，并非都是作者身前自编，唯陆游《渭南文集》可以确定为其晚年手订。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陆游作《长短句序》，嘉定十三年（1220）其子陆遹《渭南文集跋》云：
（陆游）尝谓子遹曰：“剑南”乃诗家事，不可施于文，故别谓“渭南”。如《入蜀记》、《牡丹谱》、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卢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
可见陆游是模仿《欧阳文忠公集》之例，而将自己的词附于《渭南文集》中。词在宋代被视为小道，将其与诗文这种高雅文体合编，似显不类，故“本当别行”。只因将词别出单行容易散失，出于这种考虑，陆游才把词编入自己的文集。《欧阳文忠公集》已开先例，陆游跟着做，便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欧阳文忠公集》并非欧阳修自编，“活人自己把自己的词编进（全集或文集）去，是从陆游开始的”，这句话并没说错。
其次，关于黄裳的例子。金文明引黄裳《演山居士新词·自序》：“演山居士闲居无事，多逸思，自适于诗酒间，或为长短篇及五七言，或协以声而歌之，吟咏以舒其情……”金氏接着说道：“据上序文可知，这本《演山居士新词》……其内容有‘长短篇’（词）和‘五七言’（诗）两类，可见是一本诗词合编的集子。”金文明此处举了一个诗词合编的反例，说明他似乎听懂了章先生的话，听懂了章先生是说编词入文集或全集，而非说自编词集。但是金文明此文的小标题及贺铸的例子，又表明他没有读懂章先生的话。究竟读没读懂实在令我难以确定。贺铸的例子与黄裳的例子，所说明的是两个互不相关的问题，不知金文明何以将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例子用在一处。而金文明说《演山居士新词》“是一本诗词合编的集子”，这也是不能成立的推论。单从集名中的“新词”，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绝不是诗词合编。“新词”这个概念是不包含诗的，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宋人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黄裳只是在序中谈到自己的诗歌创作而已，这并不表明其《演山居士新词》就会收有诗歌作品呀。若序中谈及某种体裁的作品，则集中必收此体裁之作，金文明的这一推断以及将“新词”概念涵盖诗、词，实在古今未有、闻所未闻。
黄裳确实有诗词合编的集子，但合编以后集名叫《演山先生文集》，而非《演山居士新词》。此文集共六十卷，含诗、词、文，为其子黄玠重辑，于南宋乾道二年（1166）刻于建昌军学。然此集宋刻本已失传，现存影宋抄本和源出宋本的抄本，卷三十为词，凡五十三首。这本附有词的文集非黄裳身前所编，故而无法用来推翻章培恒先生关于“活人自己把自己的词编”入文集或全集始于陆游的论断。关于宋人词集的具体情况，读者可参阅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及香港饶宗颐先生《词集考》。
“新词”漫议
？ 万 方
在《谈“自编词集”与“编词入集”——与金文明先生商榷》一文中，韩立平先生以黄裳《演山居士新词·自序》之“集”名中有“新词”，便认为“就可以知道这绝不是诗词合编。‘新词’这个概念是不包括诗的，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宋人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金文明的这一推断以及将‘新词’概念涵盖诗、词，实在古今未有、闻所未闻”。
笔者向来安贫乐道，对专家学者提出的“古今未有、闻所未闻”之常识性问题，自然不愿意卷入来这一混水。我觉得做学问的常识是，要下一个结论，尤其是否定他人说法的结论，至少首先必须查一下工具书，或者上网检索一下，以避免自己在常识性问题上犯错误。其实，《汉语大词典》第六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5页即收有“新词”条，第一个义项便是“新作的诗词”，单以诗，便引用了唐刘禹锡《踏歌词（四首）》之一、清吴伟业《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和民国鲁迅《赠人（二首）》之一等三处诗句例子；倒是词，却只引用了辛弃疾《丑奴儿》一个例子。原书俱在，读者自可查阅。
这里再举几个另外的例子。刘禹锡《踏歌词（四首）》之三：“新词婉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薛能《杨柳枝》：“数首新词带恨成，柳丝牵我我伤情。”以上均见《全唐诗》卷28《杂曲歌辞》。该卷及《全唐诗》卷441还收有白居易五言《小曲新词》二首；另《全唐诗》卷457又收录白居易七言《长洲曲新词》一首。宋元以降毋论，清吴嵩梁之《挽姬绿春》诗亦有“定情诗扇教随殉，谁诵新词遍九泉”语，可见“新词”并非专指“词”而兼及诗，当无疑义。
《旧唐书·李白传》云：“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这里提及李白所造之“十余章”新词，似应包括人所熟知的“云想衣裳花想容”等七言绝句《清平调》三首；而所谓“乐府新词”，指的是供廷音乐机构乐府（梨园）演唱的新诗歌（歌词）了。此即《全唐诗》卷438所收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诗中所说的“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这类“新词”又称“乐府新歌”、“乐府新辞”，此为常识，不赘。而刘禹锡、白居易等所称所写的“新词”，则是为民间曲调（民歌）所填写的“歌词”，体裁还是五言或七言的诗，而不是长短句的词。
回到黄裳《演山居士新词》来。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纂之《宋集珍本丛刊·演山先生文集》提要云：“黄裳平生所为诗文词自编、自序数集，主要有《演山集》、《言意文集》、《长乐诗集》、《演山居士新词》等。……《长乐诗集》乃徽宗政和五年‘以长乐所为词章书刻于石’。《演山居士新词》乃闲居无事时所为长短篇及五七言。”该《提要》所据所引，为黄裳自序中语。黄氏《演山居士新词·自序》所称“演山居士闲居无事，多逸思，自适于诗酒间，或为长短篇及五七言，或协以声而歌之，吟咏以舒其情……”正清楚地表明该“新词”集所收之内容包括“长短篇”的词及“五七言”的诗，而且与刘禹锡、白居易一样也是为“协以声而歌之，吟咏以舒其情”而填写的“新（诗歌）词”。至于《提要》所称“以长乐所为词章书刻于石”之《长乐诗集》中的“词章”，更清楚地表明“诗（集）”乃至“诗文（集）”均可以称之为“词章”。与“词”搭配所组成的可以泛指诗词文的语词还有许多，有兴趣者可以自行查阅有关工具书。
顺便提及，韩立平先生说到：“清人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人别集凡一百三十部，其中附词者四十四部。但这些附词的别集，从现存资料看，并非皆作者身前自编”。何谓“并非皆”？这一未定之辞表明韩先生也拿不定是否还有那么数部不能排除其为“作者身前自编”，怎么接着又自相矛盾武断地说“唯有陆游《渭南文集》可以确定为其晚年手定”呢！看来行文遣字还是多推敲一下好，以免犯史料或语词上的常识性错误。
强作惊人语背后的曲解与悲哀
？ 耿 法
张耀杰先生《〈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一文，没有掌握或发掘出任何新史料，只是凭断章取义地摘录《两地书》中的片言只语，加以曲解，便武断下结论，实在有强作惊人语而违背史实之嫌。
《两地书》中第一封信是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写给鲁迅的求教信，鲁迅于当日即回信，见解坦率真诚而深刻犀利。首先，我们来看看张耀杰先生是如何“引用”鲁迅的第一封回信的呢？请看：“被许广平认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