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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年轻一代的作家是不会关注这场争论的。他们大都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对文革的集体记忆比较淡漠，文坛上无休止的主义之争，更是让他们不屑一顾。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自我中心的一代，受过良好的教育，常在作品中表现个人的记忆和存在，要从自为的物化的都市生活中发掘出原乡诗意。这一点，从他们的作品题目中也可以看出来，如朱文的《我爱美元》、何顿的《生活无罪》、张旻的《自己的故事》、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等。在写作上他们已从宏大叙事转向私人叙事，从民族国家话语转向个人话语。主人公往往是作者自我的体现者，世界因他们的感觉而存在。比如，同是女性作者，王安忆在反男权中心文化的同时，还不忘记把它上升为反西方霸权文化的政治高度，而林白、陈染的作品则代表了一种纯粹女性主义写作，通过身体政治性的阐释（比如对女人手淫、同性恋的直言不讳），向男权意识发起挑战。但作家们将“私人自我”从“公共自我”中分离出来，用以对抗集体主义意识，使得九十年代以来日益尖锐的社会与思想矛盾在其作品中全都付之阙如，却又吊诡地失去了我们称之为“现实感”的东西。他们的作品难以使我们产生恒久的感动，因为对生命的世界而言，无论现代人将群体还是个体视作一切价值的基础，都同样是不可信的。
而对于现有的文学秩序，年轻作家们确乎已急于表现出“断裂”的姿态，在他们看来，鲁迅的创作太过于社会化，也太过于现实化，已经成为阻碍今天创作自由的“石头”。还有的作家则是从另一个方面指责鲁迅，比如冯骥才近年就曾用时髦的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指责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拾传教士的牙慧，为西方文化侵略张目。时移世异，中国的传奇作家们终于可以向启蒙复仇了。
启蒙运动的开创者曾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如今，全民的审美品位再一次降到人的水准以下。人们不再迷信思想，而是迷信身体。在这种情况下，欲望成为小说的唯一道德。继女性主义作家以后，一批更加大胆的“美女作家”登场，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突破情欲与道德的临界状态，将身体与政治的关系转变为身体与物欲的关系。她们的芳照被贴在封面上，她们的写作被称为是“用下半身写作”，以招摇过市的情色风靡一时。这些作品大都属于半自传体小说，没完没了地写手淫、同性恋和吸毒，而不追求任何社会文化意义或艺术目的。就文学而言，性题材本身并非就一定是坏小说，决定作品的好坏其实还在作者对性的态度，与世界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的作品不同，这些作品表现的不再是欲望的虚无，而是欲望的充实。然而，道德仍然不是这些作品的真正问题，这些作品的真正问题在于美学虚幻，编造出一个人欲横流且又自我实现的现实世界，没有任何人生的阻碍。她们的出现，使得文坛再次被划分为“严肃作家”和商业作家。“严肃作家”们指责美女作家堕落淫荡，无可救药，但却显得言不由衷。他们当然并不真的以为在今天，文学对社会的道德影响仍然巨大，也不是因为美女作家完全没有艺术目的，或没有将性描写上升为一种政治文化（比如女权主义）。他们恼怒，是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就像张爱玲说的：“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说到底，这种“下半身写作”难道不是从来就没依托过一个真实价值的当代传奇的逻辑发展？
“严肃作家”们早已高扬起欲望的旗帜，像发现真理一样宣称“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余华语）。在先锋派、新生代和女性主义小说中，肉体作为一种虚幻的颠覆力量，被不厌其烦地使用。即使那些偏重民族叙事的作家，也把肉欲视作过去时代的核心经验。因此，就身体写作而言，“严肃作家”与美女作家并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前者叙述的是别人的性欲，后者叙述的是自己的性欲。在陈忠实《白鹿原》、阿来《尘埃落定》等描述前现代社会的浪漫故事中，欲望成为历史的解读物，或者被历史所解读。这与其说是出于生活的逻辑，不如说是出于市场的逻辑。既然中国作家们以前就未曾找到过反抗精神教条的力量，那么今天他们的价值缺失就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因为他们采用的是民族叙事，所以更加缺少个人的体验。构成冲突的人物的阶级性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性和民族性。以前万恶的、卖国的豪绅土司变得有情有义，至少在民族大义上，他们是无愧于心的爱国者。真正的敌人依然存在（尽管这往往被作为背景），但已经不再以阶级来划线，而是以民族来划线。这种历史阐释的视点，与过去阶级斗争年代和新时期初期的小说一样，仍然是主流话语的操作和体现。然而，只要稍微观察一下我们周围就会发现，在民族主义话语高扬的同时，当代人的自我危机都在变得更加深重。
经历了几年的沉寂，先锋派作家纷纷转型，相继推出他们的新作。莫言的《檀香刑》依旧沉溺于久远年代里残酷的诗意，书中对酷刑的展示多出于想像。看多了他的作品，就觉得处处露出伪民俗的痕迹。但我认为，要写出人性的恶，是不需要任何虚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已经表明，在这一点上，精神的展示要比器物的展示更加真切。格非的《人面桃花》在精致纤巧的叙事中向传统回归，作品的弊病在内容贫乏做作，处处袭用旧式小说的语句，还让土匪与人质在雅舍里吟诗作对。评论界对此一致叫好，好像读者不知道文学史上有过鸳鸯蝴蝶派作品，这只能说明当代文学界已经完全丧失了现实感和审美品位。余华的《兄弟》再次写到文革，夸张鄙俗的性欲构成了全篇的主干情节，欲望导致文革中的家庭灾难，又导致患难兄弟在新时期反目，最终造成人亡欲尽的悲剧。作者想对文革和新时期做出马尔卡斯式的百年阐释：一个自为的世俗社会突然遭遇到历史。在作者的心里，依然保留着对“活着”本身的品赏，小说中反复言及李光头偷窥女人下体的情节，便是为了阐释这一点。然而，毫无顾忌地展现欲望并不表明作者获得了内心的自由。由于精神被限制在肉体之内，作品缺乏更高的人生观照，成为一个白纸上的悲剧。艺术的法则从来都是，从永恒的角度去领会现实，而不是相反。如果让欲望主宰我们的心灵，我们看到的将永远不过是欲望的幻象。
中国当代小说一直存在着两个突出的特征：政治和传奇，二者其实都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传统。虽然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从来都不是那么天真，但对于文学却持有一种非常浪漫主义的看法，唯有在小说中我们可以逃避现实，抚慰人生。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其实问题还在于，传统和现代文化缺乏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它造成了中国人为活着而活着的心理。不是活在真实之中，而是活在当下，并以此去想像这个世界。这种文化心理上的结构性缺陷，使得大多数中国作家不能超越自身，发现和描写生活的真相，甚至在处理苦难的题材时，他们也往往会将它写成一个奇特的故事。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部当代中国小说史，缺少的从来都不是传奇，而是生命的写实。
注释：
〔1〕Leung，Laifong； Morning Sun：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
E。 Sharpe， 1994）一书中对陈建功的采访。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十六章第二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第四章，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不忘历史，冯骥才图文书〈三寸金莲〉》，载《京华时报》2004年3月4日。
〔5〕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三联书店1998年版。
越界的身体
——当代女性小说中的同性之爱
？ 任亚荣
如果我们暂时抛开狭义的同性恋文学，只是把同性爱作为一种现象加以考量，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大批女性小说的出场，确实显得很突兀。
这些小说重新审查自身与自身所处的两性关系的实质，与发声于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论述遥相呼应。然而，不同于那个时期女作家如凌叔华、庐隐等人在小说中营构的同性之间的浪漫，只有精神、灵魂而身体缺席的特点，这批小说中的同性爱导引出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那就是身体的出场。
女性同性爱的进入小说首先源于命名冲动。早在1989年王安忆发表的中篇小说《弟兄们》当中，就出现了同性爱的萌芽。三个女性特质并不明显、处处大大咧咧的大学女同学称呼彼此为“弟兄”，长期的亲密相处，使她们感觉到很自足，甚至质疑丈夫们存在的必要，进而对婚姻这种男女在世俗生活中结成的僵化关系感到怀疑、厌倦甚至绝望。“因为异性间是无可避免地要走入歧途，以情欲克服了思想，以物质性的交流替代了精神的汇合，而肉体最终是要阻隔精神的。所以，同性间的精神对话实际上是唯一的可能”。“弟兄们”其实是亲如姐妹的三个女性对彼此关系的命名，她们用这样的命名直接地表达了对男性世界的轻蔑。
显然，《弟兄们》中的三个女性之间的情谊仅止于精神的沟通，身体或者说“性”还是一个无法与情感合拍的问题，女性并没有摆脱传统文化的重负，王安忆企图让这些女性的友谊有进一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