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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大致经历了隋唐、两宋、辽夏金元三个时期，每个
时期前后衔接，又各有特点。
隋唐是中国文化的兴盛时期。
公元7—8世纪，当欧洲陷入分裂、阿拉伯人建立横跨亚、非、欧三洲的
伊斯兰帝国之时，中国隋朝和唐朝相继开拓疆土，建立起东临日本海、西至
中亚细亚、北逾沙漠、南达安南的大帝国，在空前开阔的历史舞台上，把中
国文化推进到一个气势恢宏而壮丽的兴盛时代。
以强盛的国力为基础，以新兴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唐代文化首
先表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在文化政策上，唐王朝统治者不仅在政
治上实行“开明专制”，而且在文学创作上鼓励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奉行
三教并行政策，反对文化偏至主义。对待文人学者，唐王朝也采取比较宽容
的政策，致使“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即
使宫闱秘闻，亦“反复极言”，“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宋人洪迈：《容斋
随笔》）。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唐朝敞开自己的怀抱，广为吸收域外一切对
中国有益的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
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的景教、摩尼教、袄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
术、体育等，无所不收。唐代首都长安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汇聚的中心，成
为一个世界性的都市，在中国和世界文化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文化上的兼容并包括对外开放导致了唐代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作为这一
时代文化灵魂的诗歌尤其如此。这是一个诗情勃发的时代。一方面，诗人辈
出，仅清人所编《全唐诗》就收录2300多位诗人、作品48900首。他们创作
的作品广泛传颂于市井社会，题写于道观、寺庙、驿站墙壁，吟唱于学校等
地，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都充满了创作欲望，使得
“行人南北尽歌谣”（《敦煌曲校录·望无行》），“人来人去唱歌行”《刘
禹锡《竹枝词》），成为一代风尚。
唐朝末年，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土地
国有制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
唐亡后，公元907—960年间中国社会进入了五代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
是战乱不断，内争不已。统治阶层道德沦丧，荒淫无道，而广大民众则深受
其害。
公元960年建立的宋朝结束了唐亡以后的分裂局面。宋朝在继承唐代文
化、反思唐末和五代社会动乱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宋代文化，其显著特点是
理学的兴起和市井文化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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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开国后，胡瑗、孙复等一批学者及其门人在总结唐亡和五代战乱的
教训时，认为唐朝的灭亡和五代的祸乱是由于“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
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日薄”，又加上一部分士人醉心佛、老之
学，隐居山林，不问世事，独善其身，终至国破家亡，一发不可收拾。他们
极力倡导以仁义道德：圣人体用为政教之根本，主张通过讲求经术、治理世
事来砥砺品行，提高人格修养，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浮华消极的风气。后
经周敦颐、邵雍、张载及二程兄弟的不断探讨和推广，至南宋朱熹始集其大
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将儒家的纲常伦理确立
为万事万物之“天理”，而且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朱熹精心改
造了汉儒编篡的《大学》，突出了“正身”、“诚意”的修身公式，为自觉
认识天理指明了途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种将格物、致知作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的做法，实际上将外在行为规范转化为内
在的主动的心理要求，是对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一种规谏，告诫他们要
自律，不要过分纵欲，以免重蹈唐朝的覆辙。这种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
想人格的建树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但其中
某些消极因素被后代统治者用来压制民众的正当要求。
与理学的趋向相一致，宋代的士大夫文化表现出精细、内向的性格。宋
词婉约、阴柔，细腻精致；宋画优雅细密、温柔恬静而不失潇洒高迈之气；
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无不体现出宋代文化中内向的性格。
宋代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市民文化的勃兴。在熙熙攘攘、快节奏的都市
生活中，普通市民无意追求典雅的意境和浓郁迷离的诗情，他们所关心的是
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形式，因此，市民文化从其诞生时起，就显示出一种粗
俗的活力与极大的普及性。市井中流行的傀儡戏和参军戏上演时，台下观众
云集，大声应和，情景热烈。以“市人”为读者群的“市人小说”开始出现。
大都市中产生了固定的市民游艺场所瓦舍，内分多个专供演出的小圈子，称
为“勾栏”，上演杂剧、杂技、讲史、说书、皮影、傀儡、散乐、诸宫调等
节目，热闹非凡。这种不同于贵族口味与士人情调的市民文化的兴起，成为
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宋代文化内向、精致、硕果累累，史所罕见，但其气势却远不及隋唐文
化，主要原因是宋代自建国之始就受到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的威胁，
双方长期对峙、冲突，使宋朝元气大伤。这种对峙与冲突产生了双重文化效
应。一方面，宋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引起
的悲痛和故国之思，渗透了宋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陆游、辛弃疾、岳飞、李
清照等人的忧愤之作，范仲淹与王安石的变法改革，无不是这种文化背景的
产物。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了丰富
营养，使自己的文化发展速度大大加快。
公元 13世纪，另一个游牧民族蒙古人像一股强劲的旋风横扫了欧亚大
陆，在中华大地上长期对峙的金、南宋和西夏王朝在蒙古人的攻击下先后崩
溃。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建号“大元”。在汉族士大夫的影响下，忽
必烈采取措施，使蒙古族“行中国事”，又定宋代的“理学”为官学，对后
来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元代文化的突出之处主要有两个，即杂剧的兴起和中外文化的大规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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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元初，蒙古铁骑把汉族士人文化踏得粉碎，科举制度亦一度废止达数十
年之久，以致汉族文人学士入仕受阻，失去生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甘穷
困潦倒，遂投身于杂剧创作，以求得生存，并表达自己的悲愤、苦闷与抗争。
关汉卿的《窦娥冤》等便表达了公元13世纪前后汉族人民的愤懑之情。也有
的杂剧作品讴歌了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如《西厢记》通过张生与莺莺的忠贞
不渝的爱情故事，向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的宣言：“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杂剧的兴起与中外文化的大规模交流相比，后者无疑意义更大。由于元
帝国版图空前广大，“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
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使中国文化有可能以较大规模展开。
元朝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使中国西部和北部边界实际上处于开放状态。阿拉
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以及拜占庭和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及商人、旅行家
来到中国，带来了各自的文化，尤其是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对中国文化的
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此同时，随着元朝军队的西征，中国文化向外传
播的速度大大加快，火药、印刷术等都于此时随着蒙古军队的征战而传入阿
拉伯、波斯、埃及，然后再传入欧洲，对世界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尽早
走出中世纪作出了突出贡献。
总之，隋唐宋元之间的中国文化显示出的是积极向上、蓬勃发展的态势，
对传统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对外来文化既积极吸收学习，又主动奉献、
输出。所有这些特点都使得中世纪中国文化独树一帜，与西方文化形成鲜明
的对比。
（2）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吸收
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和社会吸引并影响后进国家，这是世界文化发展史
的一条基本规律。由于古代中国经济文化极为发达，常常吸引并影响着周边
国家，因此在中世纪前后这段时间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日本、朝鲜、
越南等国在内的文化圈。
当中国已跨入隋唐盛世、文化高度发达的时候，日本古代的大和国家还
保留着较多的氏族制残余，豪族势力强大，中央政府势单力孤，极不稳固。
为了根本扭转这种状况，日本历代统治者都积极谋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并派人前往中国学习中国文化。
隋朝建立后，日本推古朝的圣德太子于公元607年开始向中国派出了遣
隋使。这些遣隋使中有高向玄理的许多留学生、留学僧等同行，他们在中国
多年，吸收了大量文化。
隋亡后，日本又向唐朝派出命名臣。从公元630—834年的204年中，日
本共向中国派出遣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