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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1世纪后的一千数百年中，汉语言文字在朝鲜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严
谨、精炼、深奥难懂的古代汉语基本上是一种书面语言，只有学者文人官僚
贵族才能使用，一般人难以问津。更重要的是，朝鲜民族是一个喜欢“乡歌”、
能歌善舞的民族，而用汉语写出的诗文却适于吟诵，而不适于传唱，难以表
达朝鲜人内心丰富的感情世界。
三国时期，出现了一种利用汉字的音、义标记朝鲜语的方法，即所谓的
“乡札标记法”。新罗王朝统一三国后，大学者薛聪对这种记录朝鲜语的方
法进行了系统的加工、整理，使之趋向正规化和统一化，经他整理过的记录
朝鲜语的方法又叫“吏读”。三国时期的一些朝鲜语的诗歌，如《薯童谣》、
《彗星歌》、《来如哥等，就是靠着这种方法记录下来，保存于《三国遗事》
之中，成为朝鲜早期珍贵的国语文献。保存于《三国遗事》中的新罗王朝统
一时期的11首乡歌，包括《安民歌》、《遇贼歌》、《慕竹旨郎歌》及《怨
树歌》也是用这种方法才得以记录保存下来的。直至公元15世纪中叶，参照
汉语言文字而创造的拼音字母“谚文”的诞生，才取代了“吏读”，成为朝
鲜正式的文字，并一直沿用至今。
同朝鲜一样，越南古代也没有自己的文字，长期使用汉语言文字作为正
式的官方文字。公元13世纪末，越南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以汉字为
基本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字“字喃”
即“南国的字”，用以记录和表达越南语言。“字喃”代替过去长期使用的
汉字，促进了越南民族文化的普及和发展，也更便于越南人民表达自己的情
感。但“字喃”书体繁复，一般人把握起来困难较大，因此，后来逐渐被越
南国语所代替。
上述日文、朝鲜文和越南文或其早期形态的诞生，是东方文化发展史上
的大事，标志着这些国家在积极主动地研究和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初步
形成了具有各自国家特色的新文化，它们与中国文化一起，使东方文化迈上
了一个新的台阶。
3。东方各国的新闻出版
新闻出版事业的发达是否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信息和知识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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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状况，是文化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中世纪前期，与中国隋唐宋元四朝
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相适应，中国的新闻和出版事业也取得了惊人进展，并
带动了周围日本、朝鲜等邻国的发展，使东方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1）新闻事业
与中世纪前期西方主要靠教会中的教区牧师以口头方式传播消息的方式
不同，中国在唐朝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就创设了官报，由各地派驻
长安负责呈进奏章和通报消息的进奏院和进奏官们分别向各个地方抄发。
从宋代起，官报发布制度日益完善，出现了 《邸报》，由诸路州郡派驻
京城的进奏官负责传发。当时常驻京城的进奏官有一百数十人，受上都进奏
院管辖。他们按规定每日、每5日、每10日或每月发报一次。发报前由门下
省给事中负责检查、审核。《邸报》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起居言行、政
府法令公报、官员的章奏疏表、边防军的战报等。
宋朝政府对《邸报》传发控制极严，规定凡“事于机密”或有关“军机”、
“边机”事宜或某些不宜公开的内容，一律不得传报，否则将“以违制论”，
会受到严惩。同时，为了防止漏泄机密，又制定了“定本”制度，即由枢密
院事先审查样报，通过“定本”，然后方准向外传发。邸报正本只发至各级
政府部门的长官，长官以外的官僚和士绅一般只能看到抄件。邸报大部均系
抄写，只有一小部分稿件以“镂版”方式印发。
南宋时期，首都汴梁（开封）和临安（杭州）等地开始盛行不定期的小
报，有的小报以“新闻”为其报名，使新闻与报纸联系了起来。小报的发行
者一般是各地驻京的进奏官、使臣、政府机关中的中下级官员和书肆主人，
材料大多取自政府机关内部通报新闻的“内探”、“省探”、“衙探”等，
主要内容是政府没有公开的“朝廷机事”及《邸报》不准备发表或还未及发
表的皇帝诏旨、大臣表疏及官吏任免等事项。小报大部分为手写，小部分为
雕版印刷。
小报的出现和盛行加快了新闻的传播速度，扩大了新闻的传播面，但由
于小报所刊载的内容有些是统治者不愿公诸于众的，遂被加上了“撰造浮
言”、“乱有传播”等罪名，受到严厉查禁。
元代设有通政院，专门负责官文报的收递工作。凡皇帝和内阁同意发布
的文件和朝政消息，均由他们向各地传报。除上述内容外，《邸报》对于社
会消息，如火灾等，也时有收录。
报纸的出现使重大消息的传播趋于高效、准确、规范化，避免了因口头
传播而可能造成的失真及误传。这对于治理唐、宋、元这样的大帝国尤其意
义重大。反过来说，它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世纪中国文化的博大而精确、
高效、有序的特性。
（2）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出版事业的普及
公元7世纪初，当阿拉伯、拜占庭等地的大批学者以及西方基督教会中
人士忙于用羊皮纸或中国纸抄写书籍时，先进的雕版印刷术却已在中国问
世，并开始印刷佛教经典、纳税凭证、历书、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
纬、字书小学等书籍。现存唐印本较早的是1966年在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
大陀罗尼经》，系公元690年武则天制字后刻印，而为新罗僧携回，刊印年
代约在公元704—751年间，即唐朝武后长安四年至玄宗天宝十年之间。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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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发现的咸通九年 （公元868年）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著名。
五代期间，尽管中国社会因唐朝的灭亡而陷入分裂状态，但刻书事业仍
相当流行。影响最大的是后唐宰相冯道发起，从长兴三年 （公元932年）开
始在国子监雕印儒家经典《九经》。后蜀宰相毋昭裔明德二年（公元935年）
起在成都雇工雕印 《文选》、《初学记》、及《九经》诸书。
到宋代时，雕版印刷进入了鼎盛时期，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刻书事业受
到中央政府和地万高度重视；刻书地点遍及全国各地；刻本内容丰富；印本
字体纸墨装褙精美。
宋代开国后，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对刻书尤其关心。京城开封府设
有与出版有关的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国史院、编敕所等机构，南迁后
又在杭州设立了类似的出版机构，负责有关图书编篡、出版事务。
除开封和杭州外，宋代著名的刻书地区还有成都、福州、湖州、建宁等
处。其中，成都于宋初创刊了第一部佛教大藏经 《开宝大藏经》共5048卷，
为后来各佛藏之祖本；福州先后刊刻佛藏《崇宁藏》和《毗卢藏》各6000
余卷及道藏《飞天法藏》5481卷，成为佛道经典出版中心；湖州雕刻《大藏
经》5480卷，又刻《唐书》、《五代史》5940卷，外刊佛经5940卷。
宋代所刊书籍内容丰富，既有《十七史》及古史、当代史、总志、地方
志等史志类书，又有古代诸子及新刊印的《算经十书》等科技书等子类书。
政府重视医书，一再校正刊行中医典著，并颁布太宗《太平圣惠方》、徽守
《圣济总录》等。集部如韩愈、柳宗元等人的诗文都有多种版本刊行，《苏
东坡集》的版本达20余种。纸币、票据、契约、版画等印刷品也大量出现。
与宋朝对峙的辽、金、夏政权也积极刊印典籍。辽朝的出版中心在燕京
（今北京），设有印经院，各大寺庙也印造经籍，曾在房山刻有佛藏石经，
又木刻了两部《大藏经》，一部是5048卷的大字卷轴本，一部是不满千册的
密集型小字本，另刻有《肘后方》、《蒙求》等普通书籍。金代印书规模庞
大，除从宋朝京城开封索取国子监印版、释道经版印行《六经》、《十七史》
等图书外，又新刻《苏东坡奏议》、《金藏》等书籍，中都天长观（今北京
白云观）还根据宋代《道藏》经版，另加新访求来的遗经千余卷，刻成《大
金玄都宝藏》6455卷。金代《道藏》经版众多，仅京城一地就有六、七副之
多，成为道教出版史上的盛事。西夏统治者曾于建国之初分数次用马匹向宋
朝换得《大藏经》及国子监所印之书。西夏仁宗赵仁孝一次散施佛教即达5
万卷或10万卷，皇后也印书散施。西夏还用国书翻译了《孙子兵法》、《六
韬》、《孝经》、《尔雅》等，并编印了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
至元代，京城大都 （今北京）设编修所、广成局、兴文署等中央出版机
构，刻写经史书籍。国子监、太医院、民间书坊也分别刻印《伤寒论》、《圣
济总汇》及元杂剧剧本。除大都外，平阳、杭州、建宁、吐鲁番等地也是元
代和重要的出版中心，其中，吐鲁番曾发现有6种文字印刷的经典。所印书
籍中， 《大藏经》有多种文本，除《普宁藏》、《碛砂藏》外，还有《高丽
藏》、《蒙文大藏》、《藏文大藏》、《西夏文大藏》等，从汉文翻译为蒙
文的著作有《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