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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与自幸
——我的国文启蒙
每个人的童年未必都像童话，但是至少该像童年。若是在都市的红尘里长大，
不得亲近草木虫鱼，且又饱受考试的威胁，就不得纵情于杂学闲书，更不得看云、
听雨，发一整个下午的呆。我的中学时代在四川的乡下度过，正是抗战，尽管贫于
物质，却富于自然，裕于时光，稚小的我乃得以亲近山水，且涵泳中国的文学。所
以每次忆起童年，我都心存感慰。
我相信一个人的中文根抵，必须深固于中学时代。若是等到大学才来补救，就
太晚了，所以大一国文之类的课程不过虚设。我的幸运在于中学时代是在纯朴的乡
间度过，而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也宜于学习中文。
一九四○年秋天，我进入南京青年会中学，成为初一的学生。那家中学在四川
江北县悦来场，靠近嘉陵江边，因为抗战，才从南京迁去了当时所谓的“大后方”。
不能算是甚么名校，但是教学认真。我的中文跟英文底子，都是在那几年打结实的。
尤其是英文老师孙良骥先生，严谨而又关切，对我的教益最多。当初若非他教我英
文，日后我是否进外文系，大有问题。
至于国文老师，则前后换了好几位。川大毕业的陈梦家先生，兼授国文和历史，
虽然深度近视，戴着厚如酱油瓶底的眼镜，却非目光如豆，学问和口才都颇出众。
另有一个国文老师，已忘其名，只记得仪容儒雅，身材高大，不像陈老师那么不修
边幅，甚至有点邋遢。更记得他是北师大出身，师承自多名士耆宿，就有些看不起
陈先生，甚至溢于言表。
高一那年，一位前清的拔贡来教我们国文。他是戴伯琼先生，年已古稀，十足
是川人惯称的“老夫子”。依清制科举，每十二年由各省学政考选品学兼优的生员，
保送入京，也就是贡入国子监。谓之拔贡。再经朝考及格，可充京官、知县或教职。
如此考选拔贡，每县只取一人，真是高材生了。戴老夫子应该就是巴县（即江北县）
的拔贡，旧学之好可以想见。冬天他来上课，步履缓慢，意态从容，常着长衫，戴
黑帽，坐着讲书。至今我还记得他教周敦颐的《爱莲说》，如何摇头晃脑，用川腔
吟诵，有金石之声。这种老派的吟诵，随情转腔，一咏三叹，无论是当众朗诵或者
独自低吟，对于体味古文或诗词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现在的学生，甚至主修
中文系的，也往往只会默读而不会吟诵，与古典文学不免隔了一层。
为了戴老夫子的耆宿背景，我们交作文时，就试写文言。凭我们这一手稚嫩的
文言，怎能入夫子的法眼呢？幸而他颇客气，遇到交文言的，他一律给六十分。后
来我们死了心，改写白话，结果反而获得七八十分，真是出人意外。
有一次和同班的吴显恕读了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佩服其文采之余，对纷繁
的典故似懂非懂，乃持以请教戴老夫子，也带点好奇，有意考他一考。不料夫子一
瞥题目，便把书合上，滔滔不绝，不但我们问的典故他如数家珍地详予解答，就连
没有问的，他也一并加以讲解，令我们佩服之至。
国文班上，限于课本，所读毕竟有限，课外研修的师承则来自家庭。我的父母
都算不上甚么学者，但他们出身旧式家庭，文言底子照例不弱，至少文理是晓畅通
达的。我一进中学，他们就认为我应该读点古文了，父亲便开始教我魏征的《谏太
宗十思疏》，母亲也在一旁帮腔。我不太喜欢这种文章，但感于双亲的谆谆指点，
也就十分认真地学习。接下来是读《留侯论》，虽然也是以知性为主的议论文，却
淋漓恣肆，兼具生动而铿锵的感性，令我非常感动。再下来便是《春夜宴桃李园序》、
《吊古战场文》、《与韩荆州书》、《陋室铭》等几篇。我领悟渐深，兴趣渐浓，
甚至倒过来央求他们多教一些美文。起初他们不很愿意，认为我应该多读一些载道
的文章，但见我颇有进步，也真有兴趣，便又教了《为徐敬业讨武里檄》、《滕王
阁序》、《阿房宫赋》。
父母教我这些，每在讲解之余，各以自己的乡音吟哦给我听。父亲诵的是闽南
调，母亲吟的是常州腔，古典的情操从乡音深处召唤着我，对我都有异常的亲切。
就这么，每晚就着摇曳的桐油灯光，一遍又一遍，有时低回，有时高亢，我习诵着
这些古文，忘情地赞叹骈文的工整典丽，散文的开阖自如。这样的反复吟咏，潜心
体会，对于真正进入古人的感情，去呼吸历史，涵泳文化，最为深刻、委婉。日后
我在诗文之中展现的古典风格，正以桐油灯下的夜读为其源头。为此，我永远感激
父母当日的启发。
不过那时为我启蒙的，还应该一提二舅父孙有孚先生。那时我们是在说来场的
乡下，住在一座朱氏宗祠里，山下是南去的嘉陵江，涛声日夜不断，入夜尤其撼耳。
二舅父家就在附近的另一个山头，和朱家祠堂隔谷相望。父亲经常在重庆城里办公，
只有母亲带我住在乡下，教授古文这件事就由二舅父来接手。他比父亲要闲，旧学
造诣也似较高，而且更加喜欢美文，正合我的抒情倾向。
他为我讲了前后《赤壁赋》和《秋声赋》，一面捧着水烟筒，不时滋滋地抽吸，
一面为我娓娓释义，哦哦诵读。他的乡音同于母亲，近于吴侬软语，纤秀之中透出
儒雅。他家中藏书不少，最吸引我的是一部插图动人的线装《聊斋志异》。二舅父
和父亲那一代，认为这种书轻佻侧艳，只宜偶尔消遣，当然不会鼓励子弟去读。好
在二舅父也不怎么反对，课余任我取阅，纵容我神游于人鬼之间。
后来父亲又找来《古文笔法百篇》和《幼学琼林》、《东莱博议》之类，抽教
了一些。长夏的午后，吃罢绿豆汤，父亲便躺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细览他的
《纲鉴易知录》，一面叹息盛衰之理，我则畅读旧小说，尤其耽看《三国演义》、
《西游记》、《水浒传》，甚至《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七侠五义》、
《包公案》、《平山冷燕》等等也在闲观之列，但看得最入神也最仔细的，是《三
国演义》，连草船借箭那一段的《大雾迷江赋》也读了好几遍。至于《儒林外史》
和《红楼梦》，则要到进了大学才认真阅读。当时初看《红楼梦》，只觉其婆婆妈
妈，很不耐烦，竟半途而废。早在高中时代，我的英文已经颇有进境，可以自修
《莎氏乐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by Charles Lamb），甚至试译拜伦
《海罗德公子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片段。只怪我野心太大，
头绪太多，所以读中国作品也未能全力以赴。
我一直认为，不读旧小说难谓中国的读书人。“高眉”（high…brow）的古典文
学固然是在诗文与史哲，但“低眉”（low…brow）的旧小说与民谣、地方戏之类，
却为市并与江湖的文化所寄，上至骚人墨客，下至走卒贩夫，广为雅俗共赏。身为
中国人而不识关公、包公、武松、薛仁贵、孙悟空、林黛玉，是不可思议的。如果
说庄、骚、李、杜、韩、柳、欧、苏是古典之葩，则西游、水浒、三国、红楼正是
民俗之根，有如圆规，缺其一脚必难成其圆。
读中国的旧小说，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认识旧社会的民俗风土、市井江
湖，为儒道释俗化的三教文化作一注脚；另一则是在文言与白话之间搭一桥梁，俾
在两岸自由来往。当代学者概叹学子中文程度日低，开出来的药方常是“多读古书”。
其实目前学生中文之病已近膏育，勉强吞咽几丸孟子或史记，实在是杯水车薪，无
济于事，根底太弱，虚不受补。倒是旧小说融贯文白，不但语言生动，句法自然，
而且平仄妥帖，词汇丰富；用白话写的，有口语的流畅，无西化之夹生，可谓旧社
会白语文的“原汤正味”，而用文话写的，如《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与唐人
传奇之类，亦属浅近文言，便于白话过渡。加以故事引人入胜，这些小说最能使青
年读者潜化于无形，耽读之余，不知不觉就把中文摸熟弄通，虽不足从事甚么声韵
训诂，至少可以做到文从字顺，达意通情。
我那一代的中学生，非但没有电视，也难得看到电影，甚至广播也不普及。声
色之娱，恐怕只有靠话剧了，所以那是话剧的黄金时代。一位穷乡僻壤的少年要享
受故事，最方便的方式就是读旧小说。加以考试压力不大，都市娱乐的诱惑不多而
且太远，而长夏午寐之余，隆冬雪窗之内，常与诸葛亮、秦叔宝为伍，其乐何输今
日的磁碟、录影带、卡拉OK？而更幸运的，是在“且听下回分解”之余，我们那一
代的小“看官”们竟把中文读通了。
同学之间互勉的风气也很重要。巴蜀文风颇盛，民间素来重视旧学，可谓弦歌
不辍。我的四川同学家里常见线装藏书，有的可能还是珍本，不免拿来校中炫耀，
乃得奇书共赏。当时中学生之间，流行的课外读物分为三类：即古典文学，尤其是
旧小说；新文学，尤其是三十年代白话小说；翻译文学，尤其是帝俄与苏联的小说。
三类之中，我对后面两类并不太热衷，一来因为我勤读英文，进步很快，准备日后
直接欣赏原文，至少可读英译本，二来我对当时西化而生硬的新文学文体，多无好
感，对一般新诗，尤其是普罗八股，实在看不上眼。同班的吴显恕是蜀人，家多古
典藏书，常携来与我共赏，每遇奇文妙句，辄同声啧啧。有一次我们迷上了《西厢
记》，爱不释手，甚至会趁下课的十分钟展卷共读，碰上空堂，更并坐在校园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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