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涣鞯拿蜗耄蝗肓鞯淖魑浩狼寤笱Ъ苹�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与秦晖和黄万里这两位有良心的教授呈鲜明对照的是清华的另外两名教授：一个是两院院士、被中国学术界尊为“泰山北斗”的张光斗，另一个是自以为自己是个人物的清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希光。张光斗在五十年代黄河三门峡工程上马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怎么说都不算光彩，与黄万里先生的坚决反对有天壤之之别。（黄观鸿：黄万里生前控告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谎言惑众）。可就在去年，张光斗在中央电视台对全国人民说，他曾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张凯华：张光斗抨击设计错 渭河灾起三门峡）。五十年前靠牺牲学术良心来捞取了半世荣华富贵，到了临死关头却又要把别人的良心硬往自己的肚子里塞，中国的学者怎么这么不要脸？与行将就木的张光斗相比，清华的博导李希光则正处壮年。这位一张开嘴巴就让公众喷饭的传播专家，为中国人民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要求国家立法，不许人民在互联网上自由传播自己的思想。（赵凌：“李希光事件”前后）。正是因为他敢於做缺德、不要脸的事，李希光才能够成为清华园里的大红人。
在中国的学术界，不能讲良心，不论是学术良心，还是社会良心。否则，连饭都吃不上！
6 团结就是力量：组织起来搞腐败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团结就是力量”。学术腐败份子们深知此言不虚，於是纷纷成帮结伙地搞起了腐败。
据何祚庥院士揭露，“曾经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想要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曾伟：科学家要避免误导公众政府）。这哪里是在搞学术，简直就是在明目张胆地骗钱。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工商界，诈骗未遂的案犯也会被判入狱。可是，中国的院士好象穿了刀枪不入的马甲，骗成了就赚了，骗不成就算了。这个案子至今没有下文，中国的公众至今不知道这几个骗子院士到底是谁，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制裁。中国从什么时候起对骗子变得如此地宽容？
其实，这个流产的40亿元欺诈案还不是数目最大的。在非典肆虐大陆之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就拉上了另外21名院士给政府写公开信，要求政府“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可这22人中，有20人的专业与预防医学毫不沾边。＇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续）＇。谁都知道，在自然科学界，学科已经高度专业化，一个人的学术水平的高低只适用于他自己所在专业，超出他的本专业，他的学识很可能连普通人都不如。这就是所谓的“院士院士，出了他的院，他啥也不是”。这个道理，身为科学院副院长的陈竺院士当然不会不懂。那么，他为什么把一帮不懂专业的院士拉到一起来“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呢？他是在搞人多势众，以便趁非典之乱达到窃取、垄断国家的科研资源的目的。（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国难当头，中国的院士却要趁火打劫，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
集团腐败并不仅限於自然科学界。就在去年，喧嚣一时的“贝拉走向世界”案隆重登台，我们看到八名北大清华的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共同参与了这个骗局的策划。（童大焕：学者们也被“策划”了？——评“百万美元买贝拉小说版权”大骗局）。同样在去年，惊天动地的刘涌死刑案，我们又看到了14名“一流法学家”为罪犯的翻案挖空心思。（蒲红果：北大教授为刘涌改判叫好 遭到网友“责难”）。（下详）。
是的，干这些缺德的事，他们也心虚，他们也害怕，所以他们要成帮结伙地干，既给自己壮胆，也要威吓他人。团结就是力量！令人感到恐怖的是，他们总是能够找到大批可以团结的同类！
七 中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是前无古人的
按照中国学术界当权派的说法，学术腐败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风气在大学校园、科研机关的反映”。也就是说，学术腐败的污染源来自社会，是这个“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社会把学术界这块净土给弄脏了。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早在九百多年前，苏轼就曾说道：“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苏轼：范增论）。1668年，意大利医生雷迪（Francesco Redi）证明，肉上的蛆来自肉中的蝇卵。到了19世纪，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更建立了“生源说”，证明发酵来自微生物。也就是说，肉汤中没有微生物，它是不会自发地变味的。因此，“净土”说既不符合科学，也根本就没有事实来佐证。追寻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人们的目光不得不再次直视学术界本身：学术界中没有蛆虫，没有细菌，外界怎么能够把腐败“反映”进去？
1 “学士”和“术士”
学术界是由人组成的，而这些人被统称为“知识分子”。一般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而实际上，“士”的起源是商、周时代的医、巫、史、优。正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司马迁：报任安书）。当时，士虽然身为贵族，但却是贵族中最低等的，列于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后。东周时期，朝纲不振，天下大乱，士的传统地位丧失，於是逐渐从贵族的队伍中游离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也就是利用脑力来谋生的人群。当时的士，可以分为两大支，一支的主要活动就是著书立说，招生授徒，建立学派，也就是以搞“学问”为主，他们可以算做“学”士。“学”士们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但是，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再经过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学”士很快就消亡了，他们的残余成了靠“寻章摘句”维生的“老雕虫”（李贺：《南园》）。
春秋战国时的另外一些士干什么呢？当门客，做说客，搞纵横捭阖，搞挑拨离间，搞鸡鸣狗盗，搞朝秦暮楚，也就是依附于某个大贵族，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识”来博得主子的信任和宠爱。战国时的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每个人都有门客上千人。这些人，主子得势，他们奉迎巴结；主子失势，他们就改换门庭。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他们的主子虽然变成了一个，但读书做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观念却越来越根深蒂固。读书，并不是为了搞学术，而是搏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和捷径。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术”士，是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也是目前中国学术界人士的正源。由於“术”士很多来自俳优，因此他们的一个“遗传”特点非常明显：在主子面前，他们是奴才，是戏子；而主子不在的时候，他们又装主子。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象西方学者那样的独立性。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曾非常深刻、非常形象地把中国知识分子比喻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2 中国历史上的学术腐败
其实，“术”士的行径在最初虽然让人不齿，但经过长期的进化并且逐渐吸收“学”士们的思想和道德，他们最终还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的。“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也。”（司马迁：报任安书）。也就是说，“术”士经过修身、施爱，在取予间见道德，在荣辱间显勇气，最后扬名立万，才能够成为君子。明朝时，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阮大铖。阮大铖才华盖世，所写传奇被后人赞誉为“尽善尽美”，“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但同是这个阮大铖，又是士林中的败类典型：他投靠阉党权奸魏忠贤，官至兵部尚书，崇祯皇帝曾将他贬斥。后来他被南明小朝廷起用，立即竭力迫害自己的对手东林党及其后身复社。清兵南下，他又率先投降。著名戏曲《桃花扇》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贬损阮大铖，称颂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宁死不与阮大铖合流。由此可见，士林在当时羡慕的并不仅仅是高官厚禄和才华盖世。他们还有自己的正义感。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学术界专门继承前辈的糟粕，而摈弃他们的精华呢？
从另一方面看，历史上中国学术界的大规模腐败莫过於科场舞弊。有清一代，科场案频频发生，著名的就有顺治十四年的顺天乡试案和江南乡试案、康熙五十年的江南乡试案、乾隆十七年的顺天乡试案、咸丰八年的顺天乡试案，等等。而清王朝对科场案的制裁手段也步步升级，在这几个大案中，共处死了三十多人。清朝康熙五十年，在江南江南贡院举行的乡试中，主考官收受贿赂，阅卷人通伙作弊，实际上是把举人的功名卖了出去。事情泄露后，江南举子群情激愤，把“贡院”二字改写成“卖完”，并且把财神爷的泥像抬到了孔子的庙里。康熙闻讯，立即派员到江南查案。几经周折，最后撤了两江总督的职，而参与科场舞弊的案犯一律斩首。咸丰年间，“上召廷臣宣示戊午科场舞弊罪状，依载垣、端华所拟，主考官大学士柏葰坐家人掉换中卷批条，处斩。同考官浦安坐听从李鹤龄贿属，罗鸿绎行贿得中，均处斩。” （《清史稿·文宗本纪》）。堂堂正一品大学士主考官只是因为调换“中卷批条”、考官因为受贿、考生由於行贿，同时被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