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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俄国人在他们所奉行的政策方针上企图表现得多么克制，不管在把共产主义同失败联系在一起考虑时是多么小心翼翼，他们不能不推行一种新政策，建立一个新政权，而其成败势必要影响到他们的威信。他们可能有此打算，把最初建立的政权当成是“预备牺牲的”，一旦他们的政策需要牺牲或解散这个政权，他们决不会因感情用事而裹足不前。但政权的变更不容许影响其基本性质。不管怎样，德国人对于形式上的细微差别是不大计较的。他们反正把新政府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因为共产党人担当着重要职务，而且因为它是苏联建立的。所以，俄国人对新政府的命运不能漠不关心。这就导致俄国人内部负责索取赔偿的当局同负责与德国人打交道的当局之间，以及在波茨坦的苏军司令部同卡尔斯霍斯特的苏联军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道理很明显，如果无情地实施从德国搬走尽可能多的物资的政策，势必会造成匮乏和混乱，使得极有经验的和地位稳固的管理当局也穷于应付。造成内部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否仅限于此，是值得怀疑的。斯退丁纽斯曾经提出过下列看法：在雅尔塔会议以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曾经遭到政治局其他成员的44批评，说他们对美、英方面太迁就了，并迫使他们规避承担某些义务。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斯大林把占领东德主要是看成巩固俄国的一种手段，而莫斯科以日丹诺夫为首的另一批人则把东德当作一个据点，来策划共产主义对西德的征服，进而征服整个西欧（列宁不是说过“谁掌握德国就掌握欧洲”吗？）。共产党预料战后可能发生的混乱，以及他们深信会妨碍经济复兴的不景气，都将有利于他们的图谋。但是如果他们要想抓住这一时机，东德的政权就必须做出相当好的政绩来。
苏联战争赔偿委员会对莫斯科（也许是对莫洛托夫）直接负责，但是似乎同朱可夫及其后任索科洛夫斯基所领导的驻东德苏军当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宣传鼓动部的领导人图尔帕诺夫是日丹诺夫的主要代表，他受过工程师的训练，二十年代曾经在德国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在战时曾担任红军的政委，一度有人把他恰当地譬喻为“俄国的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他很有才干，冷酷无情；富有幽默感，但是很不善于体察别人对他的看法。此外还有政治部主任兼朱可夫的顾问谢米诺夫，似乎代表第三种政策，谢米诺夫看来象是贝利亚而不是莫洛托夫任命的人。这个人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官员相比，对西方的思想与文化有较深的素养，他必定不会象打了胜仗的士兵或头脑顽固的宣传工作人员那样对苏联的实力和前景有那么大的自信。他对于下列两种政策所孕育的危险性大概早就有所了解：一是旨在使德国分裂，二是企图以东德为跳板进攻西欧。象处在谢米诺夫那样地位的人，很可能认为在不牺牲苏联既得利益的条件下，采取一种保持德国重新统一的道路畅通无阻（不管这种统一是否取得西方国家的同意）的方针更为上策，因为这样的德国最终可能证明比一个违背其自身意愿而共产主义化了的德国更有条件成为苏联的有益的盟友。显而易见，这种政策乃是三国同盟和拉帕洛政策的直接继承。
上面关于俄国阵营内部不同观点的扼要描述中虽然有不少揣测的成分，作者仍然给予一定的篇幅，因为这种分歧对理解俄国的对德政策有所裨益。有些人以为独裁政权的“铁板一块”的特点不仅体现于外表，而且自然地45会导致奉行一种明确一致的单一政策。这些人听到这种内部分歧的存在只会感到吃惊。上述内部分歧在现实情况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阵营内部也会有所反映，而且更为严重，不只限于军事与民事占领官员之间观点上的分歧。但是在西方，人们至少公开承认分歧并且展开讨论。
不管个别的俄国人持有什么见解，他们很自然地会对西方同家抱怀疑态度。斯大林在其权力上升的过程中，对待昔日的盟友的态度是：一旦这些盟友已经帮助他打倒了直接的敌人，他就会予以抛弃。在国际事务中他也同样如此，自属意料中事。更有甚者，他从未摆脱格鲁吉亚农民的特色。在革命领袖人物当中，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最差，他是主张“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当时对俄国这是唯一可行的政策，而且因为这个政策本身有其吸引人的积极方面。如果说斯大林也注视俄国以外的世界，那么他对亚洲的关注并不亚于对欧洲的关注。他生性对外国人不信任，对资产阶级领导人也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对于任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当作真理接受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俄国人的这种不信任已有不止二十五年的历史。拖延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急欲进入巴尔干地区，英国对压制邓尼茨政府犹豫不决，英、美保守原子弹秘密，突然中断实施租借法，美国不给俄国提供复兴建设贷款（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分割德国问题上变了卦，凡此种种，他必然都会用占主导地位的不信任心理去解释，于是它们又进一步成为加强这种不信任感的证据。斯大林很可能在战时获得如下的印象：他的盟国甘愿让他在东欧各国为所欲为，因为东欧各国的友谊对俄国安全是如此必要，还有在东欧建立“民主”政府的事业决不会被解释为建立西方的代议制政权——无论如何，这种政权已证明不适用于该地区。当英国出兵镇压希腊的共产党人时，他曾经保持沉默，为什么对他在波兰采取的行动又那么大肆渲染？俄国人是否一定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原子弹，以及确实会不失时机地巩固自己的地位，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拒不承认客观的态度是可能存在的，因为它把形成各种态度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动机全都归因于经济上的利害关系。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能体会别人的善意，因此把战时在西方建立起来的对俄国的善意牺牲掉，也满不在乎。他认为只要西方帮助俄国而从中得到好处，不管俄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种善意仍然会保持下去，然后却又自动中断，不管俄国的行动如何。由于历史的机缘，罗斯福46和丘吉尔这两位外国政治家在战时同斯大林建立了某种个人的关系，可是在战争结束时，两人又相继退出了政治舞台。
即使有寻求了解的愿望，但在这条道路上仍然是障碍重重。有些作者找到了德国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一事实：德国从来没有为罗马帝国所全面占领（或者用这种理论的更精确的公式来表示，德国从来没有完全接受西方关于自然法则的概念），结果是西方文化在后来当作一种外来物强加于德国的。如果这种说法对德国而言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真理，那么把它运用于俄国那就真切得多了。当然，古典文化的译本经由拜占庭传到了俄国，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俄国文化从西方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然而斯拉夫民族所特有的要素并没有被同化，1917年革命后的孤立状态则又大大加强了这一要素。在这些相互隔绝的年代里，一种西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把俄国与西方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理论在俄国是当作福音书一样向人们不断灌输并要求信仰的，而不是当作一种有待检验的假说。结果是当俄国人在德国同他们的盟友相逢时，在表面的善意和假定一致的目标下面潜伏着一堵互不理解的墙。由于双方对于和自己思想格格不入而为对方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只有非常肤浅的了解，这就使情况越发严重了。占领德国的历史很可以看作是把这种隔阂提高到认识水平的过程。
在互不理解这个问题上，不能忘记语言这个因素。会讲俄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少，会讲英语的俄国人也很少，所以讨论问题都得经过翻译，然而能掌握高度的语言技巧又通晓业务的泽员为数太少了，再说即使有优秀的译员，他们也要休假啊。用第三种语言（通常是德语）相互交谈的办法也好不了多少。还必须指出，俄语远不如法语或德语同英语那样相近。问题远不止是从另一种语言里寻找与俄语单词相对应的字眼（反过来也是如此），因为这种对应的字眼往往是不存在的。象“民主”和“自由选举”之类的词汇对双方人员引起的联想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在于要用一种思想方法去解释另一种思想方法。
由于俄国人表现得特别敏感，而其自尊心又极强，上述的种种基本困难就使得情况越发糟糕了。虽然他们坚信一切行动都为经济利益的动机所决定，但是这一信念47并不影响他们在社交活动中要显得超凡出众来为祖国增光的人之常情。占领德国是他们三十年来参与国际生活的第一桩大事。对于许多参与此事的人来说，这不仅仅是第一次同资本主义世界接触，而且由于他们是革命的产物，往往又是农民的子弟，他们没有祖传的经验可资借鉴。象暴发户一样，他们死命地装出自己懂得一切规矩和礼貌，而其实是一无所知。在谈判中，他们拘泥于遵守严格的程序，除非这样做使他们理亏。他们拒不回答问题，至少有一些情况是由于没有把握说什么话才合适。一方面，他们最不愿意承认自己一方所存在的混乱、不善于随机应变或效率不高等现象，而结果可能正是上述现象造成他们的行动（例如开会缺席）被盟友看作是故意怠慢或存心不良。另一方面，他们动不动就要生气，其实别人并无冒犯之处。有一次朱可夫元帅大发牢骚，原因是一本美国书上曾写到他比他的夫人矮两三英寸，还说他有两个儿子，其实他比他的妻子高，而且只有女儿。这段话使他大发雷霆，他认为这里面包含着“对个人的轻视和贬低”。在占领初期，俄国人曾提出过一次强烈的抗议，理由是柏林的英国当局竟准许一家受英国控制的报纸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