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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委员会中英方大多数管理处在各级工作人员中均派有代表，直至区一级，不过政治管理处起初在占领区以下各级并无代表，其他某些管理处的代表只派到州一级。县级管制机构通常仅由六人组成，因此职责不大可能专门化。这种安排导致服从双重领导，例如一个技术官员，他既是支队司令官（或地区长官）的部下，同时又要对上一级有关专业领导负责（象在正规军事组织中那样）。有时候，这不免产生麻烦，但就整个情况来说，指挥系统的工作还进行得相当顺利，虽然命令从上下达颇费时间，占领区总部与基层人员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种紧张关系，总部切望缩小地方的管辖特权，而基层人员则认为占领区总部（更不用说柏林）完全不了解实际情况。
但要了解组织情况的全貌，还必须知道占领区内设有蜂窝般的专门单位，它们仅向占领区总部、柏林、伦敦负责——有时甚至好象是对它们本身负责。在埃森有北德煤炭管制局，在汉堡有北德木材管制局，在比勒费尔德99有管制其他工业的许多机构与铁路总局，在汉堡和科隆有德国人个性研究部，有公共舆论研究所，有广播管制单位，在比勒费尔德附近有一个文具和印刷部门。 此外还有搜集历史文件的单位，有搜集工业情报的单位，有营养调查队，以及其他许多单位，且不提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红十字会之类的国际组织，当然，更不要谈一切与其说和管制工作委员会有联系不如说和军队有联系的许多单位了。每个单位都要求供给住房、粮食和运输工具，而且往往指望获得其他舒适条件。如果供应发生困难，各单位就自己主动设法。一个几乎从无到有的组织在几星期内发展成管理二千三百万人的政府，要对出色的一群专家保持联系并对他们进行监督，不是轻而易举的。谁想要绘一幅完整和连贯的组织图表（如果能跟得上一切变化的步伐），可能会画出活象碎纹石予路那样的东西。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德国人则倾向于放弃这种打算而任其发展。回头来说伦敦，军政府作为一项军事事务，开始是由国防大臣负责的，通过陆军部民事局来过问。但很快就明显地看出，如此紧密地与军事相联系是不恰当的，而外交部又不情愿在本身的许多职责之外再负起管理近五万人的这样一个组织。因此在1945年10月采取一种权宜措施，把责任交给J ·B ·海因德，授与他兰开斯特公爵郡大原这一挂名头衔，并设立一个在他监督下的“德国和奥地利管制局”（在战地很快就以：“海因德营房”闻名）。德国及其管制问题确实是一个柑当大的问题，要求有一个专门的部和大臣来管理此事，但采取的权宜措施却存在着某些缺陷。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乃是一个低级的大臣……负责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工作，它一部分属于军务……很快就和外交部的职责和政策混合起来。这个低级大臣……不得不在白厅中有利害冲突的各方之间求得平衡。其他的部，特别是财政部，准会在最初阶段就插上一手。这位尊贵的先生一定……有点儿象小鱼在大鱼间游荡的感觉。1001947 年3 月帕克南勋爵接替海因德为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并在外交部设有一个办公室，与外交大臣联系比较密切，这时指挥系统便大大简化了。与此同时，仓促成立了一个新的部来解决日常的一大堆原则问题，这样它原来打算结束的混乱情况并未立即有所改变。
管制局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为管制委员会英方提供文职工作人员。当然，军政府的各单位几乎都是由现役军官组成的，但其中不少人已到复员的时候了，虽然可以设法把复员推迟，但违背个人意愿，是不容易办到的，而且也不能无限期推迟。一批军官准备转入管制工作委员会工作，但对其他人，还得寻找一些多少适合资历条件的接替者。在德国和英国都成立了口头审查委员会，但象大多数新程序开始时那样，它经历了若干暂时的困难。候选人员不单要（由那些对于必要的才能有所了解的人）去物色并对之进行口头审查，而且谈条件订合同往往花去几个星期时间，准备行装安排行程也要几个星期。如果来了一道不能说不合理的命令，要求所有参加管制委员会工作的人必须先经过一套基本指导课程的训练，这样准备期又要再次延长了。即使是曾经去过德国的人，也要进训练班，用为他们可以给未去过德国的人介绍情况。尽管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这一品质一般说来颇不易得），但要一个军官从德国回来，复了员，又应募参加管制委员会工作，不出六周时间就以文官身分重返原来的岗位，这确乎是困难的。奥利弗·利特尔顿说的活也许是生动的夸张之词，他说：“招募制度……就其速度之慢来说，几乎在一切公务程序中列为首位。这表明其中定有道理。”但是在1946年10月19日等着去德国的三千六百十三人中，有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已领到六周以101 上的干薪。大体上说，从主要是军人转到主要是文职人员的这一过程已成功地完成了。但与此同时，那些在德国“为了使城镇重新活跃起来而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却得不到什么帮助，由于无从确知接替的主要官员是否会在现任官员离职之前到来，接替者到任之后是否能胜任愉快。虽然有现代通讯设备，却很少有可能从伦敦获得何时派遣接替人员的确切消息，因为开展组织工作的职责是由那么多部门分散掌管的。
招聘人员的主要困难当然在于无法肯定在德国的职业前景如何。虽然那时有许多人信口开河，说什么要占领二十五年，可是财政部却（也许幸而）持怀疑态度。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至少签订了某些长期合同，但期限很少超过七年，而且在这个期间担任文职缺乏充分保障。往往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即从正规部门中抽调固定的官员来解决问题。在不少情况下是按这个办法执行了，把第一流的人员安插到许多重要岗位上去；凡是以正规文职人员为核心的管理处（诸如政治管理处和人力管理处）都是属于做得最有成效的，但只有愿去工作者才能如此抽调，而各部门因为面临着国内的大量问题，并不是都想把本单位最优秀的人员送到从前的敌国去服务的。德国的生活有许多缺陷，但也有若干可以弥补缺陷的优越之处（例如优厚的津贴），这一切并不完全合乎应聘人的心意。而自1939年起出国人员许多都不情愿定居异域，另外一些人则一心想回国，不肯失去获得一官半职的机会，因为国内有那么多文职工作要人去干。为前途焦虑也许是过分了。任何一个在德国干得出色的人很可能会从这个或那个组织得到一系列更多的职务。但是这种焦虑是存在的，从而使提供能够有效地处理管理问题的人员增加了困难。不管怎样，一个新成立的组织总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安顿下来；尽管口头审查委员会精挑细选，还是混进了一些不称职者，不得不予以撤换。配备不当和意102 气不投的情况总是难免的。某些组织形式证明不能达到原来的目的，必须予以改变。但管制委员会就是没有时间能够安定下来。它所要处理的问题都是燃眉之急，而且变化无常。委员会的人员处于经常变动之中，由于情况在变化，人员在裁减（1946年以后），这个组织的确切性质也不得不随之改变。总的说来，英国似乎和其他盟国一样成功地解决了人事问题。
管制委员会中的英方因为规模大大超过其他三个盟国面时常受到批评。然而，俄国人的方法不同，法国人的条件不同，无从比较，因此只能试图和美国作一对比，即使这样，某些情况还必须提醒一下。不错，1946年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中英方的编制总共有二万五千八百十三人，而美国占领区在1945年12月只有一万二千人，次年4 月裁减到七千六百人。但美方的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是由美国军队担任的，、而英方则专门有一批人担任这项工作，人数超过六千五百人。英方的数字还包括情抵处的三千七百八十人，美方则仍由军队担负这一任务。除去这些数字，英方人数大约是一万五千人。还要提醒一下，英占区工业最集中，遭到的破坏也最严重。美方人员编制之小，多半由于迅速裁减人力，方针审慎仅是部分原因。虽然有些人批评英国人过于谨慎小心，长期把持着行政事务而未移交给德国人，但也有些人批评美国人在德国人尚未充分稳固足以发挥效能之前就把行政事务移交出去，使自己处于无法确定政策能否得到贯彻的地位。时隔仅仅十年，现在回顾起来，这一问题似已开始显得无关重要，因为英方编制从1947年以后就逐步缩减了。
美占区的组织方式与英占区大同小异，因为两国管理德国的计划是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于1945年7 月14日解散）内共同制定的。开始时两组军官之间的竞争颇为激烈，一方以军事副总督克莱将军为首，他统帅着柏林管制委员会中的美方，另一方以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为首，他指挥着法兰克福的美军司令部民事103（G5）处的人员。在美占区的两个军区和柏林的美管区都配有附属于地区司令的军政府人员，并通过他们向法兰克福汇报情况。有几个地区司令精力充沛，能独立思考，把自动决定问题的广泛自由使用于军政府，这是美国工作人员守则中允许战地司令享有的权力。其结果是，柏林的决策部门几乎管不了占领区里的事情。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向法兰克福递送备忘录，要求让各级传阅。备忘录如果不作一番改写，下级就不会当作命令去执行，这一困难法兰克福是深知的。撇开这点不谈，法兰克福的人员从一开始就认为决策者是他们而不是柏林。他们接受华盛顿的指令，或者向克莱将军转达以备四国谈判之用，或者向地区司令转达以便在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