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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枪杀于上海。此后两派斗争无已时。光复会老同志逐渐与老立宪派结盟以抵制同盟会。凡此皆可看出中山当时的妥协性。孙中山是位个性倔强、胆大泼辣的革命者，不是个轻意妥协的人物。他这次之所以如此妥协者，实在是他知己知彼也。只有这么大的实力，得大位已逾份，不妥协又如何呢？
外长一职，众意应属伍廷芳。伍氏粤籍，然出生于新加坡，按理曾为英属海外公民（British subject）。伍氏精通双语，受法学教育于伦敦，并领有英国律师执照。后来在香港开业，为英籍华民之第一位律师。后又被选任为立法局议员，亦为香港华裔之第一人。然伍氏在一全白的殖民体系中，做一个低声下气的二等官僚，显然心有不甘，乃转回祖国之大清政府任职，竟累迁至头品大员，任外务部右侍郎（相当于今之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后又外放为钦差大臣、驻美公使，可谓官高位显，一帆风顺。然伍君深入“酱缸”（且用一个柏杨术语），目睹清廷官僚之不可救药，武昌炮声一响，乃立即附义，并出任军政府对外交涉之总代表。此一要职，当时革命阵营中，伍老之外无第二人也。迨中山出任总统，乃改任伍氏为司法总长，而以外长一职畀之刚从耶鲁卒业之毛头小子王宠惠，而王自知两人经历不能相比，不敢接任。其实中山暗中有意自主外交，而欲王氏挂其名，佐理之而已。王遂成为当时最年轻之总长。
第一部分总长取名，次长取实
中山这个新政府，虽难免是个革命与立宪各派的大拼盘，毕竟还是同盟会的成员更有朝气，更有组织，也更有群众，因此在黄兴的积极筹划之下，他们乃舍名取实，把部长以下的位置，由同盟会会员一举包揽。试看上列次长级名单，便知次长级人选，除汤芗铭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年龄在三十上下的同盟会青年骨干。
其实汤芗铭亦同辈中人，1904年留学巴黎时，曾入盟于中山之革命组织，继而后悔，与同伙偷割孙公皮包，窃回文件，颇为同学、同志所非议，因与革命党绝缘。然汤亦才士，冲幼进学为秀才，17岁中举。后来又入北洋海军学堂习海军（一说为福州船政学堂，似不可信）。旋由鄂督端方资送法国留学。割破中山皮包之后，遂潜往英国续修海军。回国后在海军提督萨镇冰之下任职。武昌起义时，萨镇冰奉命率海军舰艇，溯江援鄂，芗铭亦随往。此时其长兄汤化龙（1874～1918年，1903年进士，曾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武昌起义后，在军政府任民政总长）乃致书芗铭，嘱其策动萨镇冰率海军附义。萨虽未接受，然终于弃军而去，所余舰艇数艘，遂指定由资望较深的海筹舰长黄钟瑛与汤芗铭统率，加入革命阵营。沿江助战有功，此时乃由黄兴荐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为次长。黄初提名时，同盟会会员对汤曾有异议，卒因中山不念旧恶，乃得列名内阁。
其他次长也都是同盟会中的杰出才俊，如蒋作宾、居正、马君武、于右任等，在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中，多据决策高位。历史学家对他们还有得说呢，在他们锋芒初露之时，就犯不着多加交代了。不幸革命党人内在的分化，这时亦已渐趋明显。孙公这个新内阁，虽然少长咸集，而革命首义地区的武汉，以三武为代表的先锋人物中，除一位历史反革命黎元洪之外，几乎全部见遗于圈外，难免给民国以后的历史埋下了矛盾的种子，此是后话。
在这个临时政府所谓的国务委员中，尤其是次长级的激进分子，他们都是和孙大总统同进退的，在袁世凯着着逼人的形势之下，从中山开始，全部阁员，自始即深具五日京兆之心。中山早在返国途中，盱衡国事，计较各派实力，便深知将来总统一职非袁莫属。及抵国门，听取诸家议论，所说尽同，因此孙公后来虽当选总统，并正式就职，仍立电袁世凯，告之备位以待。发了数通中文电报不算，孙公还以英文投书《字林西报》，公告国际，以昭信守，促袁反正。用心纯正，溢于言表，至为感人。记得《史记》上有段故事说，刘邦与项羽本有“先入关者王之”之约。后来刘邦先入了关，但衡量一下实力，却不敢“王之”。在鸿门宴之前，他拜托项伯，捎信给项羽，解释说：
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见《史记·项羽本纪》）
吾读民国元年孙公致袁世凯诸电文，真如幼年所背诵之《项羽本纪》也。刘邦、项羽、孙文、袁世凯都非等闲之辈。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岂不信然？只是刘项之争，纯系个人权位；而孙之让袁，治史者平心而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未可与刘、项、袁三人等量齐观也。
总统制乎？内阁制乎？
正因为临时政府的过渡性太重，在袁氏赞成共和逐渐具体化，继任总统的愿望已非常明显之时，孙公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便是确立一个怎样的制度，以约束这位飞扬跋扈的下届大总统了。
按法制常规和宪政学理，只有宪法才能对总统加以约束。但是民国体制原是模仿美国的总统制建立的，总统权力甚大。当初建制之时，宋教仁曾力主采用法国的内阁制，而中山以为不可。盖内阁制原为架空皇帝或独裁元首，以首相当国（如英、法和日本）的虚君制。宋教仁，这个年仅30岁的小家伙，那时雄心勃勃地想做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所以力主内阁制。但是中山认为，既然建立民国是要驱除鞑虏、推翻王室，则中国政府就没有再设虚君的必要，所以坚持采取美国的总统制。如今眼看孙公就要让位于袁，袁可不是个省油灯，要他削减权力，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恐怕是与虎谋皮。革命党人认为在袁氏就职之前，就应立法加以约束，好让袁老四去做个虚君。因此就通过约法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了。谁知这一改，就改出纰漏来了：袁世凯抵死不做虚君，宋教仁却又拼命想做首相。政治矛盾要用枪杆解决，民国因此逐渐变成军阀的天下了。悲夫！
第一部分《民元约法》之诞生
上一节已说过，中山出任总统的法律依据是各省都督代表会于1911年12月3日所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因此在临时政府行政部门的组织逐渐就绪之时，立法部门亦在逐步建立。孙公就职未几，各省都督代表会即决定组建临时参议院为最高立法机关，并通知各省，每省选参议员三人至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在独立诸省之参议员有半数以上抵达南京之后，参议院乃于1月28日正式成立。先后到直、奉、豫、江、浙、闽、皖、赣、晋、陕、湘、鄂、粤、桂、川、黔、滇等17省参议员38人。公举福建参议员林森为议长。集会逾月，制定各项法律规章数十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当然便是由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改订的暂代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了。
这项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了极大作用的所谓《民元约法》，内容共有七章五十六条。除了现代民主共和国所应有的主权、人权、政权、治权、疆土、法院，以及模仿美制上下两院的国会等一般条文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临时政府的模式由原有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法国式的内阁制了。约法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因此大总统就变成虚位元首了。此一约法几经研讨，终由孙文大总统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
这一着明显地是针对袁世凯而设计的。将来中山如让位与袁，袁大总统的职权和现在孙大总统的职权，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实质上，这是同盟会所掌握的参议院对未来的大总统所投的“不信任票”，如同大相国寺菜园里的一群张三李四想对新到的和尚鲁智深来个下马威，乘他立足未稳，便把他摔到粪窖里去的一厢情愿的安排。谁知力有不逮，反而助长了和尚在菜园里的权威，其结果实非动议人始料所及也。
不过，在孙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为时不足三月，建国架构便颇具规模。不论总统制也好，内阁制也好，三权分立，像模像样，上至宪法人权，改历易服，下及放脚剪辫，巨细靡遗，法制粲然，虽百世可知也。立国创制，虽是群贤合力，究竟是一人领导，功不可没。
袁世凯的养敌、逼宫和摊牌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也算一个悲剧人物。两千年帝王专制的政治传统，绝然不能转变于旦夕之间。因此他纵想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不但他本人无此智能条件，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他如要回头搞帝王专制，甚或搞君主立宪，这些形式在当时的中国也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marginal politician）不论前进或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的悲剧人物。然这一形势，百年之后的历史学家虽洞若观火，百年前之当事人则身在庐山中，当局者迷，不自知也。因此当中山于民国元年不懈地为将来的民主政治搞百日创制之时，袁某却在为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造势。袁世凯的政治智能多半离不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武昌起义导致袁氏东山再起时，袁的政治方略便发源于传统模式。大体言之，其政治方略可分三步，那就是养敌、逼宫和摊牌。
袁氏知道，革命派只可养，不可剿，剿则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气数已尽，是扶不起的阿斗；纵是可扶，他也无扶清灭孙的兴趣和义务，而且不论做皇帝还是做总统，都少不了他一份。要达此目的，则他的前辈和老师——王莽、曹丕、刘裕、朱全忠、赵匡胤，都曾明白地告诉过他，正常的程序应该是：乘势抓权，然后逼宫受禅。继位之后，那就与原先助势的造反派——如今的革命派摊牌：或做你们的总统，或做寡人的皇帝，因势制宜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