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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唐绍仪是怎样一个人？
唐绍仪（1860～1938），广东香山人，是孙中山的同乡，长中山6岁。他二人在近代中国政坛上虽都位至极品，但二人所走的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前，二人既不相识，亦无往还。民国成立之后，二人始渐成莫逆。绍仪有一叔父曾任香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买办，认识容闳（1828～1912）。因此容闳在清末同光之际主持幼童留学事务时，在香港就读英国学校、年仅14岁的唐绍仪便被选入第三班，于1874年送往美国留学。绍仪在美一住七年（1874～1881）。21岁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Columbia College）尚未毕业，清廷嫌“幼童”过度西化，乃悉召回国。翌年唐遂奉命随总理衙门洋员，德国人摩伦道夫（PGvon Mollendorff）去朝鲜，为朝王整理财政，颇有成绩。时袁世凯（年23岁，长唐1岁）亦刚随军入朝，是为二人订交之始。后来袁氏在朝一帆风顺，做了小钦差，唐氏则紧跟其后，做了小钦差的二把手，主持最重要的外交与财政。其后袁氏在清朝政坛不断升迁，唐亦随之水涨船高。在外交、金融、铁道各部门，累任要职，终至邮传部尚书、奉天（今辽宁）巡抚等一品大员。迨袁被摄政王开缺，回籍养痾，唐亦不免。至袁氏东山再起，唐亦再度出山，做袁之和议代表，已详志于前一章。如今袁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唐之官拜责任内阁之首相，也就顺理成章了。
根据唐绍仪的资历、见识和人际关系，他倒是个很理想的责任内阁的首相人选。他具有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国际知识和经验，他和袁的长期友谊，也赢得了袁的高度信任。孙中山对他的尊重和乡情更是难能可贵。同盟会中的高干对唐也表现得极其友好，并竭力邀其加盟。由黄兴与蔡元培介绍，唐也于3月30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宣誓加入同盟会。因此唐内阁也可算是个同盟会（后来扩充改组为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了。有唐内阁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竟然连三个月的寿命都维持不了，则民国政府的问题何在，便不是历史学家三两篇文章就可以说得清的了。容当慢慢深入探讨之。
外交总长是首席总长
另外袁政府还有个特殊现象，虽只是个历史性的承继，与袁本人无关，然亦不妨略述始末。在前任孙文政府里的首席部长，原是陆军总长。那是军事第一，革命时期的革命内阁的组织。如今唐内阁则是国家恢复正常之后，依法（包括对外条约）行事的和平内阁。为赢得列强对民国的承认，则民国政府就不能做违反国际条约之事。在前清，中国中央政府的首席部长，原是外交部长。因为这是那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明文规定的。那时列强由于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组建的中国政府，为便于随时可与中国政府交涉，他们要求把外务部提升为首要部门。外务部尚书等于是内阁中的第一副总理。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那个风雨飘摇、变化无穷的中国政府，随起随伏，都无损于他们的利益。洋人既如此要求，中国官僚又何敢说一个不字呢？因此在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里，外交总长也是内阁里的首席总长。其后，北京政潮起伏，直如儿戏，而做外交总长的往往都做了署理阁揆，甚或实授阁揆了。像后来的陆徴祥、王宠惠、顾维钧，都做过内阁总理，就是这个道理。
再者，那时搞外交的职业官僚（technocrats） 一般都各有其国际背景。他们平时以纯技术本领，徘徊于中国各实力派政团的夹缝之间，干禄公卿，等候雇用。那些横行中国的军阀们，谁都不敢开罪他们，有时还要倚赖他们来寻找通洋之道呢！在那个时代，中国国内的任何政治派系都竭力寻找国际路线，以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有的甚至为此不惜丧权辱国。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时代，知道这项内幕运作的专家，莫过于三朝元老的顾维钧先生了。他腹笥之广，笔者不知有第二人也。可是顾公本人也卷入其中，未便畅所欲言。然笔者每从旁代为点出，顾公亦微笑颔之，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嘛。笔者当年亦曾把他们的故事尽量加以发掘，并写入《顾维钧回忆录》的英文原稿。不意这些故事后来竟被核稿人通统删除，因为万页原文已嫌太长，容纳不下题外之言，为之奈何哉？
第二部分黄兴留守南京收拾烂摊子
上述袁、唐新内阁的另一特点，便是黄兴所主持的所谓南京留守了。今且谈谈他在南京留守任上的职责，再及其他。
南京留守，事实上是收拾烂摊子。辛亥革命虽然只革命了83天（从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元旦），也并没有打过几场热仗，但是却把个处处有啼痕的东南弄得遍地皆兵。处处皆自认为对革命有功的开国革命军，自然也包括安徽拿两个“咸鸭蛋”就光复了芜湖的一批革命小将。那时的东南各省是遍地黄花开。你如能聚众两三百人，就可自封都督，有时甚至泛滥到一省九督的程度。清军既不来剿，他们彼此之间为着争地盘，往往就互相砍杀了。在上海，陈其美杀了陶成章；在长沙，谭延辏绷私勾锓澹辉谖浜海柙榧偈衷揽丈绷苏耪裎洹Ｕ庑┒际堑笔备锩笥凶韵嗖猩钡睦印�
这样有功于革命的大小部队，当时在南京留守管辖之下的总共有30万人之众。黄留守如是个野心家，或生就个军阀胚子，那他大可乘势学学袁世凯的小站前科或蒋介石的黄埔经验，将这30万留守部队，汰弱留强，提炼10万精兵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上与袁氏争半壁河山，下与阎锡山、唐继尧、陆荣廷同步，裂土封疆，做个民国藩镇、一省军阀，又谁曰不可？然字习东坡，文宗韩柳，熟读圣贤之书，高风亮节的大革命家黄秀才，有所为，有所不为也。贤明读者批览拙文，可能嫌在下对黄大元帅过誉了。其实不然。吾人遍读近代中国革命史，对我革命先烈，实有由衷之崇拜。试问黄花岗上七十二先烈（其实不止此数），何一而非黄秀才哉？黄君身在前敌，指断未死，固亦幸存之活烈士也。再看我抗战八年，前仆后继之数百万将士，其死国之惨烈，可胜言哉？朋友，为着民族生存，为着人类公理，我千万先烈，死且不惧，区区裂土封侯之虚荣，美妇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恋？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黄兴一类的贤人烈士，才能抵制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而未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试溯旧史，辄至感慨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已。历史学家也是人嘛！虽尽量压抑人皆有之的情感，仍难期其入至善之境也。读者贤明，当能体验之。
恩饷与外债
长话短说，黄兴那时在南京留守任内，他所真正致力的，便是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遣散这些烂部队，好让革命后的国家有个喘息的机会，来从事和平建设。吾人要了解，革命就是打天下。革命党如今打了天下，从积极方面来说，他们有建设国家的任务；从消极方面来说，他们也有参加朝政，甚至升官发财的权利。谁知他们打了天下之后，革命果实竟被一个前清老官僚一手揽去。当初的革命者在孙中山解职之后，竟弄得四大皆空，无事可做。如今黄大元帅既然还留守在职，南京应该是失业革命家和相关人士谋取一官半职的帅府。因此求职人士挤满金陵客舍，弄得留守官邸也八行盈尺（旧时代的书信格式是每页八行），黄留守头大如斗。求职者挥之不去，只好登报声明，不能徇私，无职可给。
黄留守官署这时估计，要遣散30万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饷（遣散费），非250万两不可。留守处哪有这笔巨款呢？依法报请北京国务院索饷，初上任的唐总理也两手空空，除举外债之外，别无财源。但是外债又岂是好借的呢？清末列强为着筑路、开矿、谋取特权和厚利，原有所谓四国银行团（英、美、德、法）和六国银行团（另加日、俄两国）之组织。这些列强对中国原来是要搞领土瓜分的嘛！例如，英国要占西藏，俄国要占新疆、蒙古、满洲，日本要占南满和闽南……但是它们彼此嫉忌，分赃不均，弄得各国势力相持不下（under the balance of power），英、美两国因而推动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列强利益均沾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后来，列强以义和团杀了洋人为借口，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最后我们竟能只赔款，不割地，也算是李鸿章办弱国外交的一个奇迹吧！
这次唐内阁由于样样需钱，而财源无出，不得已乃向四国银行团商借外债白银8500万两。在签约之前，并乞先垫3500万两，以济燃眉。四国原已答应垫款，然日、俄闻报抗议，坚持分润，中国不得已乃改向六国银行团商借。可是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盖满、蒙早被日、俄两国视为禁脔。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应让四国银行团乘机介入。而四国行商，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纵允借款，亦应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斯非稍有立国尊严之任何主权国家所能承受，而环伺列强，对中国则视为当然，辱华之甚，不忍卒言。后来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终因无法对付内外夹攻，在政、经两途俱走入绝境之时，任职未及三个月，便失踪而去，此是后话。笔者在编撰《顾维钧回忆录》时，曾搜罗有关中外史料，与顾氏细论之。盖顾为唐绍仪的东床快婿，斯时又职兼国务院与大总统府双重机要秘书，熟知其内幕也。借款故事说来话长，得暇当以专篇处理之，此处暂时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