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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要条件，自由就是一切，这是欺骗人也会害死人的。
8、我不喜欢〃新新人类〃
记者：您知道〃新新人类〃吗？新新人类所体现的现代后现代思潮，哲学基础似乎也是存在主义。
何新：（笑）我的许多观念肯定是缺乏现代性的。对！我不追求现代性。在古典的理性主义思想与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之间，我选择前者。 现代性是什么呢？不过是〃Moden〃（摩登）而已。这些年的许多经验告诉我们，实际上，所谓Moden，即时髦，那不过是一些文化或商业的骗子在一个时期中鼓吹起来的一种趣味和偏好（这就叫〃流行文化〃）。人类所面对的宇宙，存在着两种永恒。一种永恒是过去，一种永恒是未来。而〃现在〃所谓〃现代性〃恰恰是非永恒的。现代性，常常只是一种正在崩溃中的现实。 因此，我不喜欢那种〃新新人类〃，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哲学，包括他们的艺术。虽然我理解他们所追求的某种疏离感与反叛的精神。
9、什么样的人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
记者：然而您谈到命运，接受命运不也是非理性吗？
何新：不。我认为命运就是理性。
记者：为什么？
何新：理性，就是对于某种必然性的确知。命运不正是必然性吗？
记者：您看，不同的人信仰不同的哲学，这也表明了一种选择。
何新：对。什么样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而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古典主义者。在伦理学上，我十分钟情于孔子所代表的古典人文主义、人伦主义，孟子所追求的人格主义以及老子所体现的自然主义。 我酷爱中华文明，因此我也热爱在几千年中支撑或者说哺育了这一伟大文明的中华古典哲学。
记者：那么您是否整体地拒绝西方哲学？
何新：不。早在我的青年时代，我对西方哲学史就作过深入的阅读和思考。西方的伟大哲人，从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马克思，都是我的精神导师。但是在价值观上，在人生意义的求索上，我绝不会孤立地追随任何一种西方理念。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我要走的是我自己的路。
记者：这也就是选择呵，这不是存在主义吗？
何新：（笑）我所拒绝的只是存在主义对人生意义的判断。但是有没有存在主义，人自己的人生中也总是要面对选择的，尽管这种选择是被环境和历史（必然）所局限的。
五、艰难的起步
1、我只上过三个月大学
记者：在您的个人经历中，有一段经历是重要的，但也使人会感到不解和好奇。您没有读完大学，但是您却成为了大学教师。凭什么？
何新：1977年，我参加大学高考。1977年考试，78年进校门。但是三个月后我就退学了。
记者：当时，对你们这一代老知青来说，在1978年能考上大学应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您为什么要退学呢？
何新：在上大学之前，我在东北友谊农场中是一名〃知青〃。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尽管是处在那样的年代中，我并没有荒度我的青春。我一直在自学各种知识，同时写了很多东西。
记者：这与您退学有什么关系呢？
何新：那时我写的东西中有一篇是关于逻辑学革新问题的。1977年我将这篇文章请人转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由于此文，我被《哲学研究》杂志邀请作为列席者参加197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逻辑理论研讨会。
记者：这是好事呵。
何新：然而，福兮祸所伏。其结果是我为此而被我所在的大学除名，最终是我不得不从这所大学退学。
2、试图改革传统逻辑
记者：这个事件在您的个人经历中相当重要。您可以更详细谈谈吗？您那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何新：我那篇逻辑论文的中心论题，是认为有必要对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典形式逻辑体系进行改革。
记者：改革逻辑体系？
何新：是的。你可能知道，约2000年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建立起古典形式逻辑体系。康德说：〃逻辑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手里，这是一门已被完成的科学。〃 这个体系在后来的很长时期里没有取得发展。直到近代，康德提出所谓〃先（经）验逻辑〃的存在，发动起对传统逻辑学革新的潮流。
19世纪初黑格尔从根本上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提出了彻底改革传统逻辑的一系列新的逻辑思想。 但是，黑格尔的逻辑思想一直未得到近现代西方哲学界的真正理解。
记者：这是您的论文的主题吗？
何新：是的。在那篇论文中，我提出了对黑格尔逻辑理论的一种全新的解释，并且认为应当据此改革旧的逻辑理论体系。
记者：这是很奇特也很大胆的想法。你的论文是否发表了出来？
何新：在当时当然不可能。事实上，这些论文直到1980年后才陆续发表出来。有一些发表后收入到1987年出版的《何新集》中（《何新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1987。） 这篇文章发表后，我将它们寄给当时正在倡导研究〃思维科学〃的钱学森先生。钱先生读后似乎颇为赞赏，给我写了回信。并且将我所描述的一种概念系统树（历史概念系统）称作〃何新树〃。（见《何新批判》第33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但还有大部分研究，直到现在我也还未作整理和发表。
记者：那么，你接到邀请以后，去开会了吗？
何新：收到《哲学研究》的邀请信后，我欣喜若狂。就向学校请假，要求去北京开会。你知道，这种机会对一个大学生是很难得的。 我请求学校批准我去。但学校说，你是刚刚考入大学的学生，任务是学习，不同意我出席这个会。这对我是当头一棒。我坚持要去，校方说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那就请你退学。 这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思想斗争了一番。最终我想，机会难得，人生总有要拼搏的关头，不管结果如何，这个会我一定要去！
结果，不顾学校的阻挠，我硬是到北京去参加会议。这是1978年初的事，这个会是在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举行的，我记得当时这个会的主持人中有于光远和李宝恒先生。
3、尴尬的列席者
记者：这个会议开得怎么样？
何新：事实上，我在这个会上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因为我并不是作为正式的会议代表，而只是一个列席参加者。 在与会之前，我本来是抱有一种能够使我那一套新逻辑理论受到重视的期待的。我期望《哲学研究》杂志将会发表我的论文。我也期望我的研究会得到与会者的重视。但是这些期望都落空了。
记者：为什么？
何新：《哲学研究》编辑部觉得我的逻辑观点虽然新颖，但却难以发表，主要原因是两方面。
第一，因为我的身份太缺少权威性。他们认为我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而且这时学校的电话也追过来了，要求会议动员我回去上学。
第二，是因为哲学所的主流学派是罗素的逻辑斯蒂即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派学者根本不承认黑格尔的逻辑思想具有学术地位。 在这次会上我有幸结识了一些有盛名的逻辑学界前辈，例如金岳霖、莫绍揆等先生。但是总的来说我的处境是十分难堪的。在会上我没有得到正式作发言的机会，而且人微言轻，就是讲话，当时也不会引起任何重视。 回到学校，因为我自行外出开会被认为是逃学，校方要给我纪律处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跟学校抗争，我只能选择退学。 所以我在大学里实际只呆了三、四个月，而且这三、四个月里有半个月是在北京开会。
记者：退学后您怎么办呢？
何新：退学后我又退回到了友谊农场。从大学退回到农场，这在当时非常糟糕，是很不光彩的事。
记者：那是当然。
何新：但非常幸运的是，这个时候农场知识青年掀起了返城的大潮。我就到医院去搞了一个有病的证明，作为一个被病退（即因病返城）的知识青年而于1978年末回到北京。
4、遭遇伯乐
记者：您回到北京后应该是失业了。您如何谋生呢？
何新：很幸运，我有一位非常爱我的父亲。我在文革期间写过很 多东西，异端的东西。当时这些东西最重要的读者是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一位处世待人很柔和，但内心则相当有信念，有原则的正直知识分子。文革期间他读我写的那些东西，不表态，只是警告我不要轻易给别人看。但他有时却把它们送给他自己的一些朋友看。 看过这些东西的人中，其中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宁可教授。宁可教授在文化革命前就以研究农民战争史而闻名。他是我父亲的朋友。父亲当时曾请托他帮助我介绍一份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机会。一所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这本来是一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的学校，1978年被国家批准恢复而重新组建。当时师资非常缺乏，这位教授就把我作为一个具备师资条件的人才推荐给中财院。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邓小平提倡人们作伯乐去发现人才。社会上开了这个风气，这正是邓小平的改革带来的。他鼓励大家当伯乐，鼓励破格用人。而幸运的是，在这几年里我先后遇到了几位伯乐。
其中另一位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汉语教研室的领导人闵庚尧先生。宁可先生推荐我后，闵先生看了我的一些文章，对我表示兴趣。他组织几个老师考核了我一下，然后组织人员让我试讲了一次课，人们觉得还可以。于是闵先生说服了学校的人事处，这个学院同意决定破格录用我。 这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破例的。因为我的个人档案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