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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革后涌动的新思潮
记者：这种以人性复归和人道主义为目标的共产主义，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共产主义，特别是鼓吹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似乎有某种不同。
何新：你说得对。正是这种差别，引发了50…6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最初思潮。 1957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发起非斯大林化运动，在秘密报告中尖锐抨击斯大林时代的官僚体制，随之发生匈牙利事件。异化问题，成为东欧哲学家批判苏欧体制的重要话题。东欧一些哲学家如卢卡契用这一话题讽喻官僚主义制度下人性的扭曲和人性变态。而这个话题以及人道主义的话题，在60…70年代的中国，则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理论和政治禁区。
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出现，随之出现反思文学。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从理论上反思和批判文革。人性问题，人道主义问题被引人注目地重新提了出来。 同时西方〃战后的废墟文学〃，特别是与存在主义有关的〃荒诞派〃作品等现代派艺术，与存在主义哲学一起渗透进来。 一些作家和艺术家们开始自觉地模仿这些现代派作品（戏剧家中如高行健，小说家中如王蒙、张辛欣及后来的徐星、刘索拉等），接受了并开始传播存在主义思潮。 最近高行健在香港发表演说，主张〃文学远离政治〃。了解他的人会说他这是欺人之谈。其实，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是很难分离的。高某本身的文学创作过程，与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更是紧密相关。没有他的弃国出走，没有他以〃异化〃主题对中国制度和社会的长期反讽与攻讦，他怎么可能得到西方授予的〃文学大奖〃呢？（《高行健戏剧集》，群众出版社，1985，7。）
又例如王蒙的《蝴蝶》，使人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一部以〃异化〃为主题的中国式现代派作品。还有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描述生与爱的荒谬性，抒写女性的内闭心理与孤独感，也是一个文学存在主义的主题。记得辛欣当时曾对我说过，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波伏娃对她的创作影响极大。 在这个时期，我与刘心武、张洁、王蒙、张辛欣等许多作家有过联系，与其中一些人还有比较深密的接触。在思想上互相影响。张辛欣的《疯狂的君子兰》，就是我和她曾深入探讨过的关于异化问题的一个主题，后来被她写成小说。 在这个期间，我不仅写作了一批美学论文，还写了一些小说评论。特别是对王蒙的作品，我是最早指出他具有追求现代主义创作倾向的评论者之一。我将他的《夜的眼》等小说归类于〃意识流〃小说。（见何新〃什么是意识流〃？《北京晚报》1980年7月28日。） 我对王蒙小说的这种评论当时在报刊上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这些争论后来被收入王蒙本人编的关于《夜的眼》及其争鸣的文集中）。 我当时的许多文章，发表后得到各种报刊的转载，包括影响很大的《新华文摘》。这些文章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注意，也引起了一些政治家的注意。
4、异化理论引起政治风波
记者：但是，异化问题为什么在政治上会引起轩然大波呢？
何新：到1981…1982年，〃异化〃问题在理论界引起日益热烈的讨论，在文艺中也成为非常热门的题材。除小说外，电影中也出现了〃太阳和人〃（导演彭宁），那也是一部表现甚或控诉文革时代人性异化而具哲理性的批判性艺术作品。 与东欧和苏联发生的情况相似，这种讨论很快就越过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代，而深入到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真正本质，以及关于其目标与理想的实质的讨论。 一些具有离异体制倾向的知识分子，不仅以理念的共产主义批判现实的共产主义，而且有人开始以发达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人性方面（表层的政治民主，对个人自由包括自由表达的相对肯定，发达的科技与生产力等），来批判处在物质短缺（〃贫穷、个性被制度束缚、极权制度〃）阶段的、现实中的〃粗陋贫穷的社会主义〃（所谓〃农业社会主义〃）。 而恰在此时，在整个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以波兰为先驱，出现了〃团结工会〃等反体制的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运动。 国内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中的这种种新现象，引起了高层政治家们（政治局）的关注。由此产生了两种反应。 一方面是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试图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进而维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本身。 另一方面，这些在哲学、文艺和政治经济思想中涌动的寻求突破旧体制的新锐思潮，则得到另一些政治家的庇护和支持。 1983年，胡乔木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工作班子撰写批判〃异化〃理论与宣扬非阶级化的〃向人道主义回归〃论的长篇论文。（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1984年1月27日《人民日报》。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文汇报》1983年1月17日。）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开展在思想和文艺领域中〃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但是，实际上这个运动只搞了很短的时间（两、三个月），就自动中止了。
记者：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你当时处于什么立场？
何新：当时我刚被解除作为黎澍助手的职务，正停职待调。我所在的近代史所领导本来就对我很不满意。当清污运动山雨欲来的时候，我前期所发表过的那些文章，立即就被一些人抓住，被上报为〃散布精神污染〃的重要〃污染源〃之一。 清污运动开始的来势很猛。当时上面作了部署，对思想理论、文艺中鼓吹〃自由化〃的东西进行全面清理。中国社会科学院也组织了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对院内人员几年来所发表的论文进行清理。 我的一系列论文和文艺美学评论文章，包括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文、关于异化问题的论文，关于美学形式主义的论文等，都被作为具有较严重〃污染〃倾向的论文，而被近代史所列入待清理和批判的名单。
记者：你挨整了吗？
何新：没有。事实上这个运动很快就结束了。
5、我所了解的胡乔木、邓力群
记者：您是否认识胡乔木和邓力群呢？
何新：不仅认识，而且很熟悉。他们都是我非常敬重的政治家。
记者：他们是否了解你？
何新：我认为是了解的。胡乔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邓力群曾是副院长，还曾担任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 早在80年代初，当我在科研局工作的时候，就在会议上见过他们。后来，有人把我介绍给他们。尽管他们也听闻到关于我这个人如何落拓不羁的许多传闻，但是，作为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他们一直比较看重我，认为我有才能。 还有后来担任院长的胡绳先生，对我的成长也给予过非常深厚的关怀和扶助。1988年，当时我还没有找到可以直接向中央、向邓小平、陈云同志进言的管道，胡绳让他的一位秘书为我提供了这种管道。
记者：有一个问题令我感到不解。有人认为，胡乔木、邓力群都是很〃左〃的正统派领导人。你的政治思想中，特别是你前期发表的那些论点，都具有明显的异端或者说〃自由化〃倾向。在〃清污〃的时候，你不是已被列入〃搞精神污染〃的名单了吗？他们怎么能容忍你？
何新：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这显示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年代中，精神、政治和文化生态的复杂性。人们的思想已不再是统一的、纯一的、清一色的。与文革的时代已不相同，思想和艺术的自由空间已经存在。 还应当指出，关于我在清污时被列入名单，确有其事。但是，这只是近代史所搞的，报上去以后上面并没有回应。甚至从来没有人找我就此谈过话，来指责或批评我写过的那些东西。
记者：您见过胡乔木吗？
何新：见过多次。这位老人给我的印象是十分温和，讲话不多。钱钟书说过，与胡乔木同座，如沐和（春）风，我有同感。 许多人说他〃左〃，我却常感到他思想深处似乎很〃右〃。89年事件后，有一次在他家中吃饭。老人问我是否了解李泽厚、刘再复、严家其等人的近况。我讲了些关于他们在国外的传闻。老人沉吟良久，说：这几个人是有才能的，走错了路。 实际上，正是胡乔木主政中国社科院期间，在他的提携下，一批后来急剧向〃右〃转的知识分子（我熟悉的如赵复三、严加其、苏绍智、刘再复等），都被他委以重用，由文革时代的蹉跎而飞黄腾达，名噪当时，担任了重要的学术领导职务。 钱钟书也是由他提名而由一个普通研究员跃升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
6、钱钟书与〃钱学〃
记者：你和钱钟书先生不是也很熟悉吗？
何新：我和钱先生从1980年就认识。我在科研局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局里派我去接他老人家来院里开会。那时他还没有搬到南沙沟的部长公寓，家中居住条件很差。 一路上他和我闲谈，由天气谈到古今掌故。我感到这位老人很亲切，很健谈，也很幽默。知识极为广博。 后来我发表了东西，就寄给他请教。老先生有信必回，对我奖掖有加。还邀我到家中作过长谈。 我在研究生院学报作编辑的时候，曾主持发表了钱先生的几篇很有名的论文。我认真研读过他的《管锥编》、《谈艺录》等名著。
平心而论，就学术论，我认为，虽然钱先生博闻强记，学富五车，但自身却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哲学或主义，缺少一个总纲将各种知识加以统贯。所谓〃七宝楼台，拆碎只见片断〃。他也缺少一套宏观的方法论。所以现在一些人鼓吹的所谓〃钱学〃，我认为是一种缺乏根基的学术炒作。我想钱先生自已对此也不会感兴趣。 在同属一代的老辈学人中，我认为陈寅恪、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更值得推崇。因为他们不仅有学问，而且有理论。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