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此，每当国家面临大的政治方向性选择的时候，就想站出来讲话。不是为了个人仕途的求进，不是为了谋取什么一官半职，而是作为一个〃匹夫〃的这种〃天下〃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记者：您说您有过从仕的机会，请谈谈是什么样的机会？
何新：我讲其中两次给你听。1989年初，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受上面委托，找我长谈一下午。那次交谈的范围很广，从历史文化到当前政治。
在此之前，我有一个好朋友，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的副秘书长，他曾向我打过招呼。这位朋友告诉我，他曾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会上听到一些领导谈论我。
他还关照我，近日可能有院领导受上面委托找我谈话，实际是对我作考察。他建议我出言谨慎，只要谨慎就可能得到重用。但我告诉他，我这个人在重大问题上不善于掩饰自己的观点。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我的个性不适合于从政。
当李慎之与我谈话时，他果然试探性地谈到一种假设：如果邀请你参与某种与政治有关的工作，你怎样考虑？我明确地对李说，我不适于从事政治性的工作。我难以接受一些政治纪律的约束。因此，我宁愿作一个自由思考的学者，以学术来为国家服务。
1991年春，国务委员马洪同志受李鹏总理委托，找我谈话，准备安排我调入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我说，我不愿坐班（每天上班），不能开会，等等。他说这不行。我说那么最好还是不去。此前此后还有一些别的重大的机会，我也都一一放弃了。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以不同身份出过多次国，遨游走访过不少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和欧洲。我也遇到过一些可以留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机会。但是，我都拒绝了。
孔夫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梁漱溟说：〃狂者，志气宏大。狷者、狷介。〃（《梁漱溟问答录》第46页。）狷介即耿介，即刚劲，即强健。君子志气宏大，劲节刚健。我这个人有很狂的一面，但也有有所不为的一面。
5、为国家的长治久安
记者：那么，政协对您作出目前这样一种安排，您认为对您合适吗？
何新：非常合适。我不需要上班。不需要开会。
我能够集中精力做政治经济文化及国际问题的思考和调研。并且有一种比较通畅的渠道把我认为最重要的研究结果直接上报到最高层。
记者：您准备干一辈子吗？
何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目前我已经连任了三届。我现在的工作是中央安排的。我以后也会听从中央的决定。
如果下一届我退休，我会很愉快地缩进我的书斋，但是继续会作我有兴趣从事的研究。
记者：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代中，您认为是否胜任了你自己的职责呢？
何新：自从1990年以来，我每年至少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呈2…3篇有关国内外形势及问题的研究报告，提出我个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
回顾起来，这些年来，我为国家致力的工作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为对抗来自西方的颠覆性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积极的意识形态支持。例如，面对西方的人权攻势，我在1991年提出人权内容不仅仅是个人政治权利，还有社会成员整体的生存权、温饱权。
第二、在近年复杂背景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将我所看到的危险倾向和失误，及时提出警报，为国家献计献策，提示某些具体且可操作的对策与建议。
第三、面对近年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动摇，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寻求支持国家大局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的建设性的理论基础。
并没有人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我是自觉地、也是自主地做这一切的。
记者：您工作忙吗？
何新：忙，也不忙。我不用上班。对我的工作没有硬性的规定、约束或工作要求。我的工作方式是相当自由和自主的。我日常活动主要是在家读书看材料，有时到外面走走。
但是，〃书有不可胜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想读的书，想读取的信息太多，每天还是觉得时日匆匆。
记者：您研究问题的范围是什么呢？有硬任务吗？
何新：我的时间安排很自由，非常自由。我的研究面很宽，从古代文化到当代经济、政治。没有人给我限定任何硬课题或任务。
据说这也是一位老同志的提议。他认为，对我这种人，〃不要约束，不要管他。让他自由思考。〃
记者：但您对自己是否有自律、自我约束呢？
何新：当然。我的自律原则就是国家利益。
6、坚守一种价值
记者：海外一些报刊及媒体认为你是〃御用学者〃。
何新：（笑）御用，对。因为我领的是国家的俸禄嘛。受国之托，则勤国之事。应该说，能为国家服务效力是我个人的无尚荣幸。
这里涉及到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的责任的理解。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似乎首先是某种抽象道义的责任，似乎只应该为某种抽象的价值（如〃民主、自由〃）而工作，而奋斗。似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这是一种假清高。
问题在于，在现实中，一切道义和价值并非纯粹抽象的，而总是具体的。我认为国家利益，社会公众（最大多数的民众）的利益，才是最重大的利益、最重大的价值。
忠实于这种利益，这种价值这就是忠诚，对国家的忠诚。这意味着自觉地、自为地承担一种道义的责任。这种承担、这种承诺并不一定是总有回报的。得到回报是幸运的。得不到回报也无足抱怨。关于这一点，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已经为我们作出榜样。试问屈原要什么回报？文天祥要什么回报？岳飞要什么回报？司马迁要什么回报？闻一多要什么回报？有人说这是愚忠。忠就是要愚，忠就是誓守一种价值。不仅是衣带渐宽终不悔，而且必要时甚至要求个人甘愿为之付出一切以至生命。
回顾我的过去，我认为我是极其幸运的。在我的智慧和学识最成熟的时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有幸际遇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竭忠进言而竟不被见弃，从而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国家、民族效力。
我目睹国家大局如何摆脱了一个至为艰难危险的时期，有幸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并曾在一定的意义和范围内参与了这一段历史。
这种历史契机，在人的一生中只要遭遇一次就是莫大的幸运。
在那些对我的指责中隐涵着一种贬责，似乎认为我是一个逢迎当局的谄媚者。在这十几年中，我曾经反复自省，也曾经回头重读我自1988年以来所写过的那些政论、政疏（所谓〃密折〃）和政策建议。我的结论是问心无愧。无愧于这个国家，无愧于生我育我的这个民族，也无愧于我自身的良知和良心。
事实上，我常常是反潮流，反主流的。一直以来，我对一些现实问题和政策尖锐的剖析和坦率的批评使很多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都会感到震惊甚或害怕。
王安石讲过〃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畏，祖宗成法不足畏〃（大意）。我也有三不畏：学术上的权威不畏。政治上的威权不畏。社会上的人言汹汹不畏。惟真理是从，惟国家与民族之最高利益是从。
好在我的这些东西大部分已结集出版，已经存留在历史中了。就让后人去评说吧！（参看《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为中国声辩》，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致中南海密札》，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新战略论》（政治/经济/国际战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7、忧患意识
记者：您说您常反潮流，您可以举几个事例吗？
何新：1988年赵紫阳主政准备〃闯关〃提出〃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时，我曾上书中央批评他倡导的经济政治方案可能将国家引向混乱以至动乱。
1990年当政府工作报告中认为国内经济主要问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我向李鹏总理进言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原因是由于〃生产过剩〃，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为此我曾被李鹏总理约见而面陈我的观点）。
当主流观点认为冷战后世界已进入〃多极化〃以及〃和平与发展〃局面时，我向中央进言认为真实的国际政治图象现实是美国正在谋求一极化的超强霸主地位，试图以美国一极主宰世界，因此未来的世界局面不会很太平，等等。
我的许多不同意见是直接陈报到最高当局，包括邓小平、陈云、王震、赵紫阳那里，也包括第三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那里。多年以来，我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充满忧患意识。我绝不是那种歌功颂德的人。
我现在所持的许多观点，我下面将向你们表述的许多观点，仍然是非主流而且违背多数的。但是我不会轻易放弃，除非未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我确实错了。如果是那样，那我情愿〃披发入山、埋琴焚书、永不复言〃。（笑）
8、关于〃保守〃
记者：知识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你的观点是保守的。认为你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评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史艳华（Ann Scott Tyson）对何新的采访，收入《东方的复兴》。）安排你的几位老一代领导人，通常也被认为是保守派。你是否知道这些说法？
何新：我知道。当今存在两种力量，两种舆论，两股趋势。一种是力促天下乱，这股力量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