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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历史学忽视了农民起义愚昧性的一面
记者：有人说，在文革时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性宗教。
何新：这话不无道理。文革时的中国，受苏联制度的影响，当时情况似乎是政教合一。 记者：什么叫政教合一？ 何新：所谓政教合一，就是政治与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直接结合。 即以宗教理念作为政治工具管制思想文化和社会，以宗教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统治的直接工具。文革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承担了准宗教的功能。 政教合一是与法制主义的精神相对立的。西方古代的罗马教社会、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都是政教合一的体制。今天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是政教合一的。 中国历史传统中没有政教合一。中国历史上有过针对文人的焚书，有过文字狱。但文字狱只是一种政策，而不是制度。中国历史上有过专制制度，但是没有政教合一的制度。 中国历史政治中贯穿着儒家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政治精神。欧洲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才摆脱了政教合一的国家制度，解放了文化、科学和思想。但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又搞起了政教合一。 中国在50年代初期也有人企图搞政教合一。但是没有搞成。毛泽东1956年支持〃双百〃方针，其实就是为了抑制这种倾向。 但到了1966年的文化革命时代，毛泽东在〃5·16通知〃中提出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对资产阶级思想实行所谓〃全面专政〃，这就意味着彻底放弃了〃双百方针〃。 在1966年到1976的十年间，政治意识形态、毛泽东语录，被文革派尊奉为规范政治生活、世俗生活的绝对尺度和指针，把政教合一的制度搞到了极端。 其结果，就导致了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绝对专制。完全扼杀了社会文化的生机。 政教合一的制度在中国找不到主流政治传统的支持。倒是在非主流的造反运动中，为了建树与统治集团对抗的新精神偶象，农民由于其精神与文化的愚昧性，而搞过很多政教合一的邪教。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它一旦与政治运动相结合，就会诱发巨大的破坏力量。如汉末的黄巾、五斗米道、元明的摩尼教、白莲教、明教等，特别是太平天国，都是政教合一的典型。 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对汉末的黄巾、唐代的黄巢、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清末的太平天国这种农民造反运动，过去的历史学评价得太高。人们往往忽略了它们毁灭文化的极端愚昧性的一面。
14、自由主义是瓦解性的精神工具
记者：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政治学说，为什么在中国也会产生宗教性的力量？
何新：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它所面对的内外敌人非常强大。因此，它不得不寻求强大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术的不同之一，就是它不单纯是书斋中的一种学者学说。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是：〃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世界，而问题在于必须改变这个世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有相似点。 宗教与一般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就在于，它既具有天国理想的彼岸性，又具有实践救世的现世性。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实践性，现世性，使之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教义。要知道，只有宗教精神才能使人鄙弃尘俗，现世和自我，而承受自我牺牲以至有代价或无代价的献身。 所以西方自由主义永远不可能在中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革命性意识形态，因为它是现实的、功利的并且是个人主义的。它只是一种瓦解性的精神工具，而不可能是一种组织化的工具。 在20世纪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将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传统经济社会秩序崩溃瓦解而游离出来的亿万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劳苦大众，凝聚成一股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 西方资产阶级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聚沙竟可以成塔。这几亿只从来未被他们放在眼中的蓝蚂蚁，最终竟可以聚结成如此强大有力的一种社会力量、政治力量，将17世纪以来西方开拓东方谋求建立的〃全球化新秩序〃冲了个粉碎！
记者：马克思说，宗教是安慰被压迫者的精神鸦片。
何新：这话流传很广，其实有片面性。这话是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讲的。当时马克思的理论还不成熟。 宗教问题非常复杂。以后我还想专门找个时间与你细聊一聊。但今天我暂时不想深入谈我的看法。
四、论存在哲学
1、回顾与反思
记者：通过前几回的访谈，我们对您的个人经历已有较深入的了解，那的确是十分独特。 人们知道，您治学范围非常广泛，视野也十分开阔。但是，人们还会想了解您的治学历程，也就是您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 您能否只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您的思想的发展历程？
何新：回顾我的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寻求破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寻求立的时期。 破，就是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桎梏。这个阶段从1967…1987，约略为20年。 立，就是在面对文化虚无和意识形态真空的废墟上，探索维系、延伸中华文明生存发展的新价值体系，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寻找连通华夏传统思想与现代革命、华夏传统思想与外来文明，使之衔接连续的桥梁。
记者：从您出版的著作看，您的涉猎几乎涉及人文学术的各个学科。 在这些学科中，究竟什么是您治学的主干呢？
何新：我是《伊索寓言》中那个蝙蝠，因此既被动物界也被飞禽界所驱逐。（笑）
我治学的过程，在70年代，主线是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西方哲学史、宏观中国史与世界史。1980年进社科院后，我得以接触各种西方现代思潮，一度对存在主义、语言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解释学这类新玩意（当时所谓〃新方法〃）颇为迷醉。同时也特别注意西方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 1982年秋，我曾出席在成都召开的〃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研讨会。在这次会上发表的论文中，我在当时首先提出应当进行〃文化反思〃的命题。 但是在那前后黎澍先生的一句责骂：你通读过24史吗？你读懂了13经吗？对我乃如醍醐灌顶。 离开黎澍以后，我即试图以新的学术眼光，包括学习西方人类学、语言分析方法，深入读史、读经。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诸神的起源》等著作就是这一研究过程的结果。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和重新认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同时我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一意义重新解读近代中国革命，我日益相信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承担着伟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并且决心致力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复兴。由此而有了我九十年代的两部重要著作《东方的复兴》（1988…1990），《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1996）。 在此之后，我十分鄙视那种主张引进西方价值改造中国文化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至于一些人指责我的〃保守主义〃、〃反动倒退复辟〃等等，只令我感到自豪。
2、政治启蒙是双刃剑
记者：何先生，我想向您提出一个敏感的问题。您愿意回答就回答，如果不便回答，就不作回答。
何新：（笑）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
记者：您现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您是否仍然真诚地信仰这一学说？
何新：（沉思良久）马克思主义，是19…20世纪，对全人类生活和社会变革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我个人一直在研究它。 至于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都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有人说〃共产主义是幻想〃。但是美国当今向世界传播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自由市场〃作为一种主观意识形态，也是欺人之谈和幻想。凡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美国自己的社会现实就远不符合这种幻想。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多数领域，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直到现在，仍然不是真正客观的科学理论，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主观的，可以由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主观价值偏爱去选择和解释的意识形态信仰。 关于信仰与科学的不同，18世纪的康德已经作过非常深刻的思考。他在研究认识论时，指出感性、理智性（知性/悟性）是可以依赖的。但他认为理性是不可依赖的，因为理性具有借助思维符号（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进行自由构造的功能。因此在理性的推论即理论意识形态中，总是矛盾歧出，而且难以确切地得到事实的检证。正如黑格尔所说： 〃人们以某些思想和可能性为依据，作出这样一种推理；人们也同样可以再提出另外一种推理来与它针锋相对。这两种推理，谁也不比谁更高明。〃（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08页。） 所以康德主张放弃理性，只以感性和理智性作为认知工具。而把理性的领域保留给信仰。 康德是近代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所意识到的问题，即划分知识工具和理性信仰的问题，也就是工具理性和宗教及意识形态的歧异性问题。
记者：那么您今天如何看待启蒙精神？
何新：启蒙即思想解放是两头锐利的双刃剑。 五四激进的启蒙思潮，在反封建的口号下也否定了华夏文化传统的一些基本价值和精神支柱。 《狂人日记》说：〃翻开5000年史书，只看到两个字'吃人'。〃这种彻底否定中国历史传统的看法，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但无疑是非常极端而片面的。 70年代末兴起的〃思想解放〃（新启蒙）也产生了一些极端和片面的东西。例如，彻底否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就是一种片面而幼稚的政治理念。 意识形态不应当随意干预学术自由、文化自由以及世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