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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们之间的不协调不止于风格；其中还有具体的怨愤。艾登和杜勒斯在两年以前曾经为法国的印度支那战争发生过冲突。艾登曾经推动外交解决而杜勒斯对那种和平解决并不感兴趣。现在，在苏伊士问题上，他们又交换了角色。
1956年8 月，国有化发生以后的几天，杜勒斯重新向英国和法国外交部长保证“必须找到一个办法使纳赛尔吐出”运河。那种措辞随后的几个月里总是在艾登的耳朵里回荡，给他安慰。但是美国人却提出了若干在英国人看来是不现实的外交策略——或者如果以更怀疑和挖苦的眼光来看像是旨在推延英国人和法国人方面要采取的更为直接的行动。
事实上，美国的政策不是由杜勒斯而是由艾森豪威尔制定的。从一开始，总统就对美国应当采取什么立场这一点丝毫无疑；在他看来，使用武力既没有保证也没有依据，政策的实质是阻止英国人和法国人进行军事干预。总统认为这两个欧洲国家简直不能在埃及建立一个能生存下去的顺从的政府。与此同时，任何这样的军事干预的意图都会激起不仅是阿拉伯人，还有整个发展中的世界起来反对西方并且反而使苏联人占便宜，让他们（用艾克的话说）声称持有“世界领袖的衣钵”。再者，他向艾登说，“纳赛尔靠做戏起家，”最好的方法是让那出戏渐渐销声匿迹。艾森豪威尔对他自己的顾问们抱怨说，英国的思想“不合时宜”，而纳赛尔则体现了这个地区人民“把白人打翻在地”的要求。对埃及进行袭击肯定会把纳赛尔变成整个发展中世界的英雄并削弱那些友好的阿拉伯领袖，从而危及中东的石油供应。艾森豪威尔一再严肃地劝告伦敦不要使用武力；对他和他的顾问们来说，美国的政策是一清二楚的。然而事件的发展将证明，美国的政策对政策所指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来说并不是一清二楚的。
但是对艾森豪威尔最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看起来并不与（即使是间接地）似乎是要回到殖民统治时代去的主张有关联。相反，埃及的局势也许会显出它能提供一个在发展中国家的圈子里获得支持的机会——即使它能带来与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和法国分离的后果。在听完了艾森豪威尔的声明报告之后，纳赛尔对他一个助手开玩笑地说，“他究竟站在哪一边？”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艾森豪威尔准备参加1956年11月的连任大选。他的政府刚上台时就结束了朝鲜的战斗，他是作为一个和平者参加竞选活动的，现在他最不想看到的是出现可能会吓倒选民和威胁他的竞选运动的军事危机。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真正地把美国总统竞选的日程表作为因素考虑在内。
一方面公开的外交表演在继续进行，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第二条轨道上秘密地工作着。
他们正在策划在运河区进行军事干预，虽然他nl都还没有充分作好采取这个行动的准备。英国人发觉他们在旅游高峰期间必须征用远洋班轮，甚至必须要求一家私人搬运公司皮克福德公司用车来运输坦克部队。
“我们不想被人扼死”
伦敦和巴黎都强烈地倾向于进行军事干预。法国人认为纳赛尔对他们在北非的地位是一个威胁。这位埃及领袖不仅怂恿在阿尔及利亚的反叛者，他们在两年以前已经开始争取独立的战争；还向他们提供训练和供应。法国人决意要挫败纳赛尔和重新争回德。雷赛布曾靠法国资助而建筑起来的运河。他们已经同以色列人开始了一个军事对话，因为以色列人有他们自己的理由来打击纳赛尔。那位埃及总统也在建立军备，表面上是为了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战争。他还在策划游击队侵入以色列，并已经着手对以色列的南部港口埃拉特进行封锁，这毕竟是一个好战的行动。
但是为什么运河对英国人如此重要呢？答复是，石油是一个关键。运河是咽喉。
1956年的4 月，运河国有化的几个月之前，“B 先生”和“K 先生”——斯大林死后的苏联领袖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一两人一起来到伦敦。在同他们会晤之前，文登已经同艾森豪威尔仔细透彻地考虑过他打算对苏联人说些什么，艾森豪威尔也完全同意。总统劝告说，“我们不应当对任何措施都予同意，这样做会使那头大熊的爪子紧紧抓住石油的生产和运输，而石油对我们西方世界的防务和经济是生命攸关的大事。”艾登在与苏联领袖讨论的过程中，警告他们不要干预中东。他说，“对石油一事我必须绝对地坦率，因为我们会为石油而战斗。”为了讲得透彻明白，他加上了一句，“我们没有石油不能活下去……我们不想被人扼死。”
纳赛尔占领运河使真相毕露。英国的国际金融状况发发可危；它的国际收支很脆弱。英国已经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它的黄金和美元的储备只够支付三个月的进口值。英国从中东的石油财产上所得的收入占它的创汇总额的很大部分，失去了这笔收入将使经济一蹶不振。而且纳赛尔在埃及的胜利也许会引起与摩萨台在伊朗的胜利一样的反响。英国的声誉将一败涂地而声誉对英国人非常重要，尤其是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到处在失去地盘。一个凯旋的纳赛尔会继续暗中破坏和推翻对英国友好的政权并损害英国——以及美国——在整个中东的石油地位。艾登警告艾森豪威尔说，有一天“纳赛尔可以拒绝供应石油给西欧而我们将要处在他的支配之下”。
艾登的焦虑不仅在于石油和经济，也在于苏联的力量一下子涌进中东这个真空的可能性。“文登非常担心苏联在中东的扩张，”一位直接向文登汇报石油事务的外交部官员回忆说，“美国人不愿把中东从英国人那里接手过去，所以只留下英国人去担任抵制俄国人进入中东的差使。”
对于石油供应受到威胁和其中涉及的危险性一点，财政大臣麦克米伦同艾登抱有完全相同的想法。他也相信英国处在一个十分危险和易受攻击的地位。无疑，他是不会像文登那样在表面上显出焦虑的样子的。实际上，在苏伊士危机的开头两个星期里，他在日理万机中找时间阅读了几千页的十九世纪小说和另外几干页的其他作品——简。奥斯汀的《诺桑觉寺》和《劝导》，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乔治。艾略特的《教区生活场景》、《米德尔马奇》和《亚当。比德》，然后再接着几个星期阅读了萨克雷的《名利场》，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关于马基雅弗利和萨沃那洛拉的生平的书以及C。P。斯诺的一本新的小说。麦克米伦后来说，如果他当时没有阅读这些书，“我会发疯的！”但是他同任何别人一样有力地支持艾登的预测和需要采取行动的主张。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我们对埃及采取强硬行动，而结果是运河封锁、通向黎凡特地区的输油管切断、波斯湾叛乱以及石油停产——那么联合王国和西欧‘就认了’。”然而，“如果我们在外交上遭到失败；如果纳赛尔‘得逞而逃脱处罚’——加上中东各国在骚乱中把‘石油国有化’…
…我们也同样地认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在我看来很清楚，我们应当抓住我们的唯一机会——采取强硬行动，并从而希望我们在中东的朋友能够站稳、我们的敌人倒下以及石油得到拯救，可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
“莱茵兰”的再现——二十年以后当他们面临苏伊士危机之际，文登、麦克米伦以及他们周围的人士，还有法国总理居伊。摩勒和他的同事们的脑海里都浮现着强烈的历史记忆。对他们大家来说，纳赛尔是一个复活了的墨索里尼，甚至是一个刚出现的希特勒。他们认为在轴心国被打败刚刚十年后，另一个从阴谋家转变成蛊惑人心的独裁者已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高视阔步，煽动群众，并为追求实现巨大野心而推动暴力和战争。西方领袖们的主要经历曾是两次世界战争。对艾登来说，通过外交来防止悲剧发生的失败经验始于1914年。他后来写道，“我们大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带着我们这一代的烙印，我的烙印是在萨拉热窝发生的暗杀事件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一切。”他回顾1914年那些危急的几个星期里协约国所实行的外交和政策时又说，“重读这些记录而不感到我们对总是落后一段负有责任，这是不可能的。
……总是落后一段行程，致命的一段。“
各国政府未能及时作出反应这一点，通过三十年代所发生的事件，甚至更深刻地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1956年是希特勒违反条约的义务而把莱茵兰重新军事化的二十周年。英国人和法国人原可在1936年阻止希特勒的行动。希特勒那时会失去他的势头和威信，甚至可以被推翻；这样，几千万人不致丧命。但是，西方强国没有采取行动。再者在1938年，西方国家没有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相反姑息在慕尼黑的希特勒。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希特勒原本也可以被制止，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骇人大屠杀也可以避免。
艾登在1938年勇敢地辞去外交大臣的职务以抗议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采取的绥靖政策。现在，在1956年的夏季和早秋，在他看来，纳赛尔正在开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扩张计划。对艾登来说，纳赛尔的《革命的哲学》读起来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纳赛尔也想建立一个大帝国，在他的书里他强调阿拉伯世界在同“帝国主义”
斗争中应当使用由控制石油带来的权力——石油是“文明的重要的神经”。纳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