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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王室和主要的伊斯兰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仇恨，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礼萨。汗同什叶派教士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这种仇恨，也是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之间规模更大的斗争的一部分。但是，1978年1 月7 日这家报纸发表的文章引发了斗争的一个全新的阶段。 幻灭和反对
七十年代中期，很明显的情况是，伊朗简直不能吸收正在源源流入的大量增加的石油收入。石油美元被胆大妄为地乱花在奢侈的现代化计划上，或者丧失于浪费和腐败之中。石油美元正在导致全国性的经济混乱以及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农村人口正在大量涌入已拥挤不堪的城镇；农业产量在下降，而粮食进口却在增加。通货膨胀笼罩了全国，滋长了人们种种不可避免的不满情绪。德黑兰的一名中级管理人员或公务员，要把薪金的70％花在房租上。伊朗的基础设施无法应付突然而来的人口压力。落后的铁路系统垮掉了；德黑兰的街道上车辆拥挤不堪。全国的电网无法满足需求，发生故障。德黑兰和其他城市的部分地区常常停电，有时一天要停四五个小时。这对工业生产和国内生活来说是一大灾难，也是引起人们愤怒和不满的新因素。
伊朗各界人士对国王政权和乱七八糟地仓促搞现代化，正在失去耐心。他们试图在混乱中把握住一些确实的东西，于是日益注意传统伊斯兰的和越发狂热的原教旨主义的号召。得益者是阿亚图拉。霍梅尼。他在宗教上的正直行为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使他成为反对国王及其政权以及实际上反对七十年代中期伊朗的性质和时代的体现。霍梅尼于1900年左右出生在离德黑兰一百八十英里一个小镇的宗教教师之家。其父在他出生后几个月便去世，据一些人说，他是在前往朝圣的途中被一名政府官员杀害的，他十几岁时母亲亡故。霍梅尼后来致力于宗教研究，至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他已是伊斯兰哲学和法律的颇有名气的讲师，传播有关教士严格控制下的伊斯兰共和国的思想。
许多年来，霍梅尼把巴列维政权看作是既腐败又非法的政权。但他直到约六十岁时，才在政治上变得活跃起来。当时，他成为反对被称为“白色革命”的国王的改革计划的领导人物。霍梅尼对一项建议表示愤慨。该建议认为，地方议会的议员不再只限于由男性穆斯林担任。当政府根据“白色革命”的规定，重新分配大批房地产（其中包括什叶派教士的大量财产）时，霍梅尼挺身而出，成为最不屈不挠的反对者之一。他一再被捕入狱，最后流亡伊拉克。他对国王的憎恨，只有他对美国的嫌恶可以相比。他认为美国是巴列维政权的主要支持者。他在伊拉克流亡时，以血仇和报复的言辞发表他对美国的谴责。他似乎受一种特别强烈的十足的愤怒所驱使。他本人成了人们日益不满的集中反映。阿亚图拉的其他比较温和的言辞，被这位流亡者严厉的不妥协的声音淹没了。
反对的另外一个方面也出现了。随着卡特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以及后来于1976年当选为总统，人权问题便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伊朗国王的人权纪录并不好。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伊朗国王的人权纪录也是有代表性的，但比这个地区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权纪录要好些。国王的一名主要批评者、1976年调查过伊朗人权状况的“法理学家国际委员会”的委员得出结论说，伊朗国王“远远够不上列人暴君之列。他甚至不偏不倚”。但是伊朗秘密警察“萨瓦克”是残忍的、狂暴的，尤其在拷打时手段是卑鄙的；它还很无情、愚蠢、冒昧，到处渗透，态度专横。以上所述，没有哪一点符合正在雄心勃勃地谋求成为世界强国的伊朗这个伟大文明古国的形象。而伊朗国王还正在向工业世界讲述它本身性质的缺陷呢。因此，伊朗的人权纪录变得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更多地被报道，从而进一步助长了伊朗国内外的人们对国王及其政权越来越敌对的情绪。国王本人感到了美国在人权间题上施加的强大压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当这种批评日益增长之时，他仍决心沿着政治自由化的道路前进。 “搞四十天又四十天的连续斗争”
1977年末，由于霍梅尼的大儿子被神秘地谋杀，霍梅尼的言论更加愤怒激烈。这次谋杀被认为是“萨瓦克”所为。接着是1978年1 月7 日报纸发表的那篇文章。文章嘲笑霍梅尼，对他的宗教资历和虔诚提出疑问，对他的伊朗国籍表示异议，耸人听闻地指责他种种不道德行为，其中包括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伤风败俗的爱情诗著作。这种在报纸上对霍梅尼的攻击，引发了他的宗教活动的老家——圣城库姆的骚乱。政府调来了军队，示威游行者被抢杀。库姆的骚乱触发了穆斯林宗教领袖同政府之间新的对抗，这种新对抗采取非常独特的形式。伊斯兰什叶派规定四十天的哀悼期。根据计划，为库姆被杀害者致哀的四十天哀悼期结束的那一天，举行新的示威游行，于是有更多的人死亡，要为更多的人哀悼。接着，又是四十天之后，又有更多的人示威游行，更多的人死亡。这种周而复始的无情抗议活动的一名领导人后来称它是“搞四十天又四十天的连续斗争”。骚乱和示威游行扩大到全国，发生了进一步激烈的冲突，有更多的人被枪杀，更多的人成为殉难者。
军警对批评这个政权的人的攻击，只会壮大那些与国王敌对的人的队伍。撤销对什叶派宗教界的津贴，使教士们疏远和更加愤怒。事实上，公开的反对正成为国家生活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在整个1978年上半年，其严重性一直被低估。国王对英国大使说，是的，局势是严重的，但是他决心推行自由化。他的最势不两立的敌人以及最强大的敌人是毛拉，以及他们对群众思想的控制。国王说：“不可能同他们妥协。要一直对抗下去，直至一方不得不失败。”国王表明，他不会想象自己是会失败的。
美国政府方面，也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想象国王可能要垮台。对华盛顿来说，任何替代办法实际上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位强有力的伊朗君王，毕竟在位已长达三十七年之久。他在全世界受到人们的爱戴。他正在使他的国家现代化。伊朗是世界上两个石油大国之一，仅在几年之前，其石油财富远远超过它所拥有的任何东西。国王是一位重要的盟友，是一个关键性区域内的一名地区性警察，是“栋梁柱”。他怎么可能被推翻呢？
美国关于伊朗的情报受到压制。由于美国更加依赖于国王，因此美国不大愿意去冒使他发怒的风险，而设法去查明他所藐视的反对派中间发生的情况。在华盛顿，具有能对伊朗作必要分析的才能的人才少得令人吃惊。直到那一天晚些时候，那些情报“消费者”（人们有时这样称呼美国的国家安全高级官员）对分析伊朗国王政权是否稳定的问题似乎没有很大的要求，这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不必要，或者是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担心结论可能是非常令人不快的。一位灰心丧气的情报分析家作出的评语是：“你不能泄露关于伊朗的情报。”
美国情报界在1978年一年中，努力争取召开一次“评估伊朗局势的全国情报会议”，但会议始终没有开成。每天有大量的情报，但严重的困难在于估计各种不同的不满和反对势力是如何相互影响和制约的。8 月中旬，国务院的《晨讯概要》认为，国王正在失去对国内局势的控制，伊朗的社会结构正在瓦解。但是，直至1978年9 月28日国防部情报署还作出预测，“预计在今后十年内”国王“仍将有力地执掌政权”。这种预测毕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过去曾安然渡过了其他几次危机。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各种迹象表明，反对国王的风暴正在日益高涨，有些迹象特别可怕。1978年8 月的两个星期内，反对“罪恶的”影片的原教旨主义者焚烧了全国六家电影院。8 月中旬，在大炼油厂之都的阿巴丹，约有五百人涌入电影院，一些人锁上了门，焚烧被困的电影观众。虽然不安定的局面依然存在，但人们认为，作恶者是原教旨主义者。9 月初，连德黑兰也发生了流血的示威游行。这是转折点。从此以后，国王的政府作为有效的统治力量开始崩溃。但国王仍加紧推行他的自由化，其中包括就1979年6 月的自由选举进行商谈。
在那些接近国王的人看来，国王本人似乎发生了一些问题。他显得同人们疏远，比较孤立。有关他健康的谣言已流传了几年。他患了癌症吗？还是患了无法治疗的性病？9 月16日，英国大使又去看望国王。“我对他的外表和举止发生变化而担忧。他看上去身体萎缩，面色萎黄，行动迟缓。他似乎已精疲力竭，无精打采。”事实上，国王已患了癌症，而且患的是一种白血病。法国医生们曾于1974年首先诊断出他患这种病。但是疾病的严重性对国王和他的妻子都隐瞒了数年之久。同样，国王坚持要对他的治疗充分保密。后来，华盛顿的一些人对法国政府的一些人本该知道这件事表示怀疑。英国政府，以及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美国人都不知道。他们如果获悉关于国王生病的事实和性质，那末对许多方面作出的估计也许会大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王开始越来越感觉到疾病的影响，对疾病的后果担心。这也许有助于解释国王为什么优柔寡断和态度令人惊奇地超然，甚至精神欠爽，以及看来被宿命论所控制。 “好像是水中的雪”
正当他的国家政局恶化的时候，国王犹豫不决起来。他不想对日益高涨的叛乱进行全面的战争。“世界舆论”正非常密切地注视着。这些就是他的人民。但是他又不肯让步。他被美国政府发出的互相矛盾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