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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战局的作战基础，是陆军总参谋部经数月精心研究和最富才干的首脑们的多方论证的结晶，然而却被希特勒如此大笔挥，被另一方案所取代，因此，认为国防处的研究方案参与此事的猜测是不正确的。因为按照参谋部的习惯。此项研究工作应事先交付陆军作战处承担。因此，另一种设想也是不能成立的，即国防处在1941 年夏季需要对两种对立意见作出决断时，两次利用书面的形势判断，有力地支持了陆军总司令部的立场。同时，也没有其他迹象表明，希特勒在下此决断时，受到了约德尔将军的影响。一切迹象证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与在制定西线作战计划时相反，没有给陆军总司令部一个重新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他自己却要亲自对指令的基本要点重新进行修订——他认为这里与其职责相协调的——而已将以前所用的代号“奥托”和“弗里茨”改为现在众所周知的“巴巴罗萨”就是通过这种途径而拼凑起来的这份文件，终于经希特勒签字，使德国国防军踏上了开向东方的艰难历程。
陆军总司令部如同约德尔将军——在这里，他又完全沦为希特勒工作班子的领导——一样，除了对他们苦心制定的计划作如此重大改动深感震惊之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有人队为，在东方战局的进程中，希特勒会被迫重新接受陆军总司令部原来制定的计划，这种把回避现实当成是解决问题的逻辑推理，实际上是自欺欺人。
“巴巴罗萨”指令下达后，在东方战局的准备工作中，陆军总司令部仍起着主导作用。陆军这一优先权是在三次大型会商会上提出的——头两次在贝希特斯加登，最后一次在柏林举行。在1 月至3 月中旬举行的这三次会上，希特勒向陆军头目们提出了他关于军队展开和近期作战目标的决断。
在这种情况下，约德尔将军凭着他的性格和素质。只能如同每天在希特勒“侍从”的小圈子里举行一般的形势报告一样，来充当希特勒的常务顾问。在这种场合，尽管他可以谈论东方战局的有关情况，也可以亲手去完成希特勒的某种特殊愿望；但他的参谋部从未能承担过纯粹的准备工作。按照他自己的工作方式，他越是长时间地远离国防处，他越是一筹莫展，只得自己依靠自己。同时他似乎也认识到，他所应得的权威，基本来自于与希特勒的亲密关系，而不是由于他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职位，对于他代表的事业他已完全荒废了。
驻在柏林附近的克拉普尼茨的国防处长及其军官们，处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在1 月到2 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没有接触一点即将开始的、成为整个国防军头等大事的俄国战局。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等于宣告在各高级参谋部内，已分为东部战场和其他战场，这为后来的作战造成大量灾祸；另一方面在这殷时间里，参谋部与它的参谋长分离所带来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约德尔将军一向从简短的通告或从某位副官草率的记录中所能获取的信息不足以证实1 月19 日，国防处长几个星期中唯一一次到贝希特斯加登访问时，向他的上司询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元首是否仍坚持实施‘巴巴罗萨，行动”。约德尔对这个三番五次提出的问题十分不满。回答中，他表明了希特勒对这次作战的毫不动摇的坚定决心，而且还说了一句至今难忘的话，他说：“俄国这个庞然大物如同一个猪尿泡，只需一戳就会把它捅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这种表达方式与希特勒1 月9 日的话，有过之而无不及。希特勒在谈话中曾这样说过：“俄国军队虽然象一尊无头的泥塑像，但它将来的发展还难以预料。。现在还不能低估俄国人。因此，德国的进攻必须以最强的手段实施”。
国防处长及其军官们，并不同意“上层”的观点。他们一方面象往常一样，尽力去完成东方战局赋予他们的微不足道的任务；另一方面，尽可能与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保持密切联系。但这些活动与真正的国防军指挥任务还相差甚远，只能解决一些低层次的问题。譬如，在一次在陆军总参谋部进行的会高中，讨论的是如何尽力满足东方战局对长车、轮胎、备件和发动机燃料的大量需求——国防处长曾带指挥参谋部负责组织和前迭任务的军官、当时的明希上校和冯·蒂佩尔斯基尔希上校参加了这一会议。汇总陆、海、空三军总令部的命令、地图和其他资料，并拟制“大事年表”，以供希特勒按时发号施令用，也是他们的任务。按照一个真正的国防军指挥标准来说，如果说国防处在那几个月里，在与俄国战局有关系的事情上作出了成绩，那就是为适应新的形势，为继续实施对英作战和维护西欧占领区的安全，提出新的方针。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上文已经提到的任务，即利用情报机构的一切手段迷惑敌人，使“对俄的展开行动。。成为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欺骗行动”，以转移人们“对在英国登陆实施最后准备工作的注意力”。
从3 月起，东方战局对于德国大本营的各个分部来说已日益变成最重要的工作。3 月中旬，当部队的展开行动全面铺开时，希特勒再次介人了陆军的基本作战计划。他断然命令，放弃南翼（第12 集团军）由摩乐多瓦出击的计划。第聂伯河这个巨大障碍，最好从后方打开缺口，从而使卢布林地域的南方集团军群的北翼（第6 集团军）得到其快速部队的加强。这里不太清楚，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是否在每日的形势报告会上，通过通常对最高司令的这种“灵感”进行一番解释而参与了希特勒的这惭的专横独断。但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在一次与陆军首脑以及陪同军官总参谋部豪辛格上校，进行的长达5 个半小时的谈话中，向他们宣布了这一决定。根据一切迹象表明，陆军方面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但陆军总参谋长却在他的日记里，对希特勒这次发表的以及其他日渐动摇东方作战计划基本框架的意见，发了不少牢骚。看一看南方集团军群在战局的头几周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就足以对这位站在最高位置卜的统帅人物的活动所造成的后果作出充分估价。
此外，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涉及国防军最高层指挥体制的决定值得一提。这项决定不应归咎于希特勒，而应归咎于陆军总司令自己。约德尔认为，陆军总司令部由于被排除于挪威战局之外，布劳希奇元帅可能出于气愤，于这天宣布，由挪威和芬兰向白俄罗斯地区开进的计划“全部听任统帅部安排”。
这样，当时在芬兰就出现了第二个“统帅部战场”。但是同挪威战局相反，在这里陆军本来一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体现出某些特性。然而，陆军总司令对在一个纯粹陆地战场上的大量陆军部队所拥有的职责和控制权，心甘情愿地拱手让给国防军统帅部，即让给希特勒。由于在东方战局开始前芬兰军队总司令曼纳海姆元帅拒绝了德国统帅部关于担任芬兰境内全部对苏作战部队——包括德军——总指挥的请求，致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国防处分别接管了陆军总参谋长和作战处在芬兰此部的任务，就狭义的作战意义而言，这两个职位都是陆军理应和有条件担负的，根本谈不上别人接管。除作战外，其他一切任务，如部队征召、补充、前送和补给象在挪威一样，仍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
人们若想寻求这一特殊的指挥上的调整所带来的后果，也是无益的，而且得不出任何结果。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论如何不是好的，或者说不是最好的。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陆军首脑是一个强大的人物，他会重新夺回对挪威陆军部队的指挥权，而不会走相反的路。
盟友
对俄国的进攻，由于巴尔干战局从5 月中旬推迟到6 月22 日，因此，在进攻俄国前夕，与结盟和友好国家接触，并与德同一起共同进行这场东方战局，再次成了国防军最高参谋部的特殊任务。然而，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参谋部的独立自主性也同样受到很大限制。
起初，希特勒挑选的对象只是一些能为德军展开提供方便的俄国的近邻，或者要与苏俄清算旧帐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和芬兰。排在第二线的国家也许还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瑞典起码也能为德国提供间接支援，即可借道瑞典向芬兰输送德国部队，因此也旱被列为考虑之列了。希特勒指出，对主要盟国意大利，必须注意保守秘密，不能暴露自己的观点。任与其他各盟国接触的时机和方式上，要十分留心，因为一方面，东方战局带有突然性和先发制人的性质；另一方面，这是希特勒领导军事联盟所一贯采取的原则。
芬兰尽管不是与德国结盟的国家，但两国有“战斗情谊”的关系，是德国特别信赖的国家。6 月初，两国举行了一次短暂的“总参谋部会商”。鉴于在芬兰的特殊指挥关系，这次会商仟务主要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