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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战线上作战。同样，他们越来越难以继续与希特勒的充满风险的作战计划保持一致。但是，由于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两位将军领导下，他们的这种疑虑和内部意见纷争从未向外透露过。约德尔和希特勒的亲信们却反而摆出一付信心十足的面孔。这样，对于他们的下级来说，要么被迫承认希特勒的下一步打算是正确的，要么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和限制，虽然人们没有想到，沿着希特勒的战争道路走下去，德军很可能再度陷入比1941 年冬季更大的危机之中，但事实上，希特勒自接任陆军总司令之时起，就以更加盛气凌人的自傲和顽固不化的固执，将1942 年末至1943 年初的俄国第二个冬季作战引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1942 年夏季
1942 年6 月28 日再次发起的大规模夏季攻势，使希特勒第一次作为陆军总司令，在这样一场异常大胆的进攻作战中，指挥百万大军。国防军的一些人士，以及当时的一些历史学家，对“作战可能性的看法”和“在战略问题上的直觉”，现在都远远不够了。对这些“专来”来说，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将那些浮想联翩的思想，与实际情况尤其是双方的兵力，以及空间和时间上的诸因素统一起来，希特勒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区别，还是很可疑的。按常规，他的目标远大的作战计划，应在实施前，由陆军总司令部通过司令部演习和图上作业进行审查和详细准备，而希特勒却根本未加理睬。也许他认为，进行一次简单的会商，谈谈他的指导思想就足够了。这样，他没有带总参谋长，自己于6 月1 日来到南方集团军群视察。指挥形式。情报工作、形势报告和命令方式，都一如既往，仍沿袭那一套习惯程序和例行公事。
希特勒自以为，他在以直接的责任感，与东线陆军共亨甘苦，然而他在“山间别墅”。一呆就是数月，却一次也没有请当时就在东普鲁士的陆军总参谋长及其全班人马去到他那里汇报。只是当东线出现危机时，他才频繁地将前线指挥官召来，整日整日地进行口头会商。
如果这一切还不能说明希特勒是有意识地贻误陆军指挥任务——从他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上也可证明——那么他与一个将其终身奉献于戎马生涯的军事指挥官相比，就没有什么天然差别了。希特勒——暂且不谈他在指挥原则上的一窍不通，仅从他身兼数职，特别是他的性格素质，他根本不可能认识任务的全部内容。他只接受对手的奉承，逆耳之言一概拒之门外。空间和时间对他来说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要为他的意志让路。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自居，自以为在判断部队作战能力方面胜过他的任务一位高参。因此这成了他反复议论的话题，有时长达数小时之久。然而最后不是全盘否定，就是言而无信。在关键地点，以已方大量兵力构成重点这一原则不仅过去在战略方面，而且现在在战役战术方面，都未取得成功，处处都暴露出希特勒在这方面的致命弱点。然而，还是这个人——过去总以突然作出的冒险决定，迫使世界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现在面对出人意料之外的战争态势，也无力作出及时、紧迫的决定了。但另一方面，希特勒又越来越多地通过下达长远的指示，限制高级指挥官们在整体上的自主行动权。在他的大本营里，更缺少实施军事领导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即对人格禀性的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谅解和信任。
希特勒对陆军实施领导的这种状态和特征所造成的后果日益显露出来：
交付部队的任务，不是首先考虑军事上的需要，而是服从于希特勒的政治威信和经济需要，或起码放在与军事平等的地位。因此，将夺取和占领地盘放在首位；
然而，这一切从始至终都缺少必要的手段；
顽固地奉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打完最后一发子弹”的方针，尽管部队长时间已力不能支，预备队已使用殆尽，结果势必导致一场灾难；
几乎总是迟到的决定，总是落后于现实，结果，已方的行动总是没有准则，而面对的却是有行动准则的敌人；
阵地一个接一个地丢失；扼杀自主性的命令方式，使德国无数个师、营调来调去，无所适从，最后导致全军覆没。
在人格方面，他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他怀疑一切，到处吹毛求庇，训斥怒骂，致使陆军中的优秀份子日渐减少，战功卓著的将领们甚至以后还被当作懦夫和叛徒，受到审判。
在这种情况下，夏季攻势开始没有几天，就已经显露出紧张和不快，即希特勒在对南方集团军群作了一次暂短的视察之后，由于在沃罗涅日这个对尔后机动具有关键意义的突破地段上，出现了混乱状态，导致了第一次严重争执。哈尔德于7 月6 日写道：“在元首召集的报告会上，又出现了关于集团军领导的重大口角”。后来，他又补充写道：
“整天都是与冯·博克，与他通话极不愉快”，元首、凯特尔（国防军统帅部）冯·佐登施特恩——南方集团军群总参谋长——通电话，总是一个问题。
这些事本应冷静思考，尔后下达明确命令，而现在却搅在杂乱的电话里，实在折磨人。最难让人忍受的是凯特尔毫无判断能力的絮叨废话。”
仅一周后，担任进攻部队的司令冯·博克元帅因“表示强烈不满”，成了第一个第二次被解职的司令官；而他的总参谋长却经哈尔德从中调解，保留了原职。为此，希特勒还拿出过去博克集团军群提出的“倒霉建议”为由；以后又不停地谴责博克在沃罗涅日的踌躇不前，成了整个攻势失利的罪魁祸首。
直到7 月中旬，夏季攻势进展顺利，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和陆军总司令部才于7 月16 日迁移到设在乌克兰文尼察附近的新的大本营。陆军总参谋部也住在位于文尼察东北几公里处的一处森林宿营地，希特勒将其称为“狼穴”大本营和I、Ⅱ号宿营地设在茂密的森林里，两处相距不到100 米，一处安置在临时工棚里，另一处设在铁路段养路房里。当地的市民和村民都安份守已，因此，这里比起东普鲁士大本营宿营地似乎要安全得多。平时，大本营第Ⅱ号宿营地的成员们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在周围寂静的林间小路上散步，在附近的小河里游泳，从未发生过意外事件。然而，希特勒却似乎在故意制造事端，任意发泄，而且在以后的数周和数月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北非，此时隆美尔正被迫放弃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即将达到阿拉曼鼎盛阶段时转入防御。在窘迫态势的压力下，他甚至倾向于立刻撤到利比亚边界阵地。而希特勒却把卡塔拉洼地和地中海沿岸之间不到60 公里宽、无法通行的狭长地带，视为北非周围的最好阵地。此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自己决定，未受领特别任务——于7 月底到达位于前线附近的装甲集团军指挥所，想亲眼看一看北非前沿阵地的态势。而在此之前，隆美尔却听从了很少取得一致的意大利方面和德国大本营的意见，再次发起攻势。在此期间，瓦利蒙特曾途经布加勒斯特，萨洛尼卡和雅典，同结盟国家和德国高级指挥官进行了交谈，返回途中，在罗马与意大利统帅部就地中海地区，达成了一致意见。之后，他回到乌克兰，在大本营第I 号宿营地举行的形势讨论会上，汇报了他北非之行的印象。瓦利蒙特以亲身的经历描述了北非战场的困难状况——德、意装甲集团军毫无隐蔽地暴露在物资和弹药上都占强大优势的敌方陆、海、空三军面前。希特勒安静地听着汇报，并对隆美尔给予了宽恕。而此时，戈林却不耐烦了，特别是听到希特勒向他喊道：“您听见了吗，戈林！沙漠中的地毯式轰炸”，戈林激动异常，他以嘶哑的声音，劈头盖脸地责骂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断然制止一个“门外汉”所作的这种汇报，以及对空军的如此判断。
希特勒越是过高地估计东线攻势的初期战果，越是认为同盟国为减轻我国盟友的负担而在西线实施登陆的可能性越大。对此，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早于7 月6 日——遗憾地，同时又是警告性地写道：“正象元首在几天前所宣布的那样。出于这个原因，对于第1 装甲集团军的进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军元首不想随使放手”。而三天后，希特勒却又断然要求将这个位于主要进攻方向翼侧后面的师——统帅部手中为数不多的预备队中战斗力很强的一个师，连同其他可观的加强部队，开往西线。7 月23 日，希特勒不顾哈尔德和约德尔的强烈反对，命令陆军精锐兵团“大德意志”装甲步兵师停止进攻，准备开往西线。在最高领导层中这种违反一切军事常规的调兵遣将，由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类似的这种事情，使人们对于东线的进攻态势，得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这成了大本营进行思考和采取行动的主要内容。希特勒认为，至7 月24 日止，德军已占领了从沃罗涅日的顿河中下游，直至斯大林格勒西部和罗斯托夫的广大地区，夏季攻势的胜利已成定局，下一步基本是具有追击作战性质的行动；而陆军总参谋部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人们所期望的却是真正的伟大胜利。然而，敌方似乎还没有在任何一处摆开决战架势，德军也因此只抓获屈指可数的俘虏，缴获少量战利品。
由于在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因此在一些指挥问题上的争执日渐频繁和严重。对此，哈尔德于7 月18 日写道：
“我昨天提出的建议，以及昨天元首曾不客气地加以否定的、关于在顿河北岸集结部队以攻击罗斯托夫的建议，今天庄元首的报告里，又突然表示赞同，并命令部队在广阔的战线上渡过顿河，并要求开始实施斯大林格勒会战。”
在7 月23 日的日记中，哈尔德又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