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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几个月的情况，再次证明作者在苏台德危机时所得到的印象。希特勒的工作方法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窄，只能起到一种国家领导人的军事“档案室”的作用。然而，在没有任何越出波兰战局及捍卫西疆边防的长远战略方针的情况下，“档案室”的活动也只能局限在陆、海、空三军的报表上。
另一方面，三军总司令部在其备战工作中，通过联络官得到必要的协调，他们既不请指挥参谋部参加，也不要它作仲裁。他们置国防军总司令这个过去的中间上司予不顾，竭尽全力与希特勒建立直接关系。希特勒乍前马后的副官们也把失宠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撇在一边随意超越它行事。这样，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地位江河日下，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个“国防军问题的唯一顾问”在三军总司令眼里与其说是一个中间人，倒不如说是在无人敢处理的棘手问题上的“替罪羊”。
过去，由于国防军领率机构里各种力量的竞争，而尚未处理的所有提案、备忘录和口头建议，在希特勒夺取军事大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全部被打入冷宫。国防军统帅部的“指挥参谋部”被排挤出国防军指挥层，甚至连希特勒自己都不把它看成是他的领率机构。这些表面现象也唆使陆军总参谋部放弃了他们一度走过的、与国防处保持密切合作这样一条正确道路，尽管国防处作出各种妥协和让步。
希特勒是这种事态发展的唯一受益者，他可以在这种尔虞我诈之中，按照“分权制和主管人员分散制”的思想坐收渔人之利。国防军高级参谋部的这些弱点及其灾难性的影响，不单单是由于国防军统帅部组织无能造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归咎于三军种的态度。他们不是联合希特勒的“工作班子”一道反对希特勒，而是想法设法对这个“工作班子”行破坏之能事。
踏上战争之路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那个时期的地位和威望可以从——纽伦堡法庭称之为——“关键性会商”中看得一清二楚。此次会商是于1939年5月23 日举行的。会上，陆军总司令部的将领在柏林总理府向希特勒报告了进攻波兰的展开、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事先既没有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通报，也没有邀请他们参加这次会商，替代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的却是陆、海军总司令。在会商会上，希特勒无视他的指挥参谋部的存在，为准备未来的欧洲“进攻计划”，他要求在国防军统帅部里组建一个“小型研究班子”，凯特尔对此毫无察觉。希特勒要求，这个班子应包括陆、海、空三军代表，负责进行“最高等级上的作战精神准备”，——大概是指战略上的精神准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希特勒在这里以蹩脚的军语所描绘的任务，正是在正常条件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所肩负的职责，也是他一开始就赋予它的任务，尽管它的职贡不是拟制一项进攻计划，它的真正军事职责是保卫帝国和人民的安全。接下去，希特勒再也没有提到未来的战略方针，也没有涉及到“研究班子”。
5月23日的会议还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角度说明，国防军内严重缺乏秩序和信赖，这也是身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在当时和后来时常向国防军首脑们流露的。会议的前一天即5月22日，在没有高级军事首脑参加的情况下，在柏林举行了经长时间谈判而与意大利缔结的所谓“钢铁盟约”的隆重签字仪式。这份条约所附加的秘密议定书，从性质上说毫无疑义是军事同盟，它要求国防军要承担重大义务。然而，在这个条约的准备和缔结过程中却没有那个军事机构参与；甚至希特勒还在于1939年3、4月间在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唯一一次有双方国防军司令部代表（意方为帕里阿尼将军，德方为凯特尔将军）参加的，会谈中严禁讨论战略问题，因此在5月23日的会议上，希特勒没有向与会者透露任何有关该条约的重要军事内容。议定书的主持人施蒙特中校仅向与会者传达了这样一句话：“保守秘密——即指进攻波兰的计划——是取得胜利的前提。这个计划，即便是对意大利和日本也要保密。对于意大利来说，只有突破马奇诺防线，此问题还有待研究。”尽管作者当时是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但所获悉的有关这次会商的内容，也只是凯特尔知道的那一点点。其中没有任何超出波兰战局计划的内容。这些消息，同时联系到当时的政治事态，作者毫无疑义地认为，希特勒企图发动一场新的“鲜花战争”，并将扮演一名重要角色。
1939年新春，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一名长年作约德尔的首席助手——当时的蔡茨勒中校，由洛斯贝格中校接替。此后，他们不再心甘情愿地继续充当希特勒“工作班子”的角色，为其战争目标服务。他们尽管认识到自己地位的严重虚弱，但仍集中力量反对希特勒企图进攻波兰的行动，以及用现有兵力和可能性挑起新的世界战争的企图。
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不提及任何直接关系到希特勒的战争计划的事，而只以他特别感兴趣的数据使这位国防军最高统帅相信，欧洲西方列强的军备远远超过德国的潜力——虽然希特勒不愿意将西方的介入考虑在内。他们将此项计划的目的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作了说明，凯特尔稍加思索后便给以否定。因为他认为，希特勒会立刻看穿他们的真正企图是对他的决断施加影响，参谋部从而将失去他的信任，此项计划由此宣告失败。紧接着，有人提出另一个建议；按照过去的模式，于1939 年夏季，根据当时的世界形势，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国防军司令部演习，请希特勒亲自指挥。他们希望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要特别向希特勒说明，指挥此次演习，对位居国防军最高统帅的希特勒来说，是一次对内对外进行宣传的大好机会。他们满以为这次会稳操胜券。结果，这个本想让希特勒在演习中亲眼看一看他的冒险行动将遭何种厄运的计划，又败在凯特尔手里。凯特尔说，让元首和总理指挥一次司令部演习是一种绝推可能的苛求。结果，这个企图利用希特勒想在战争中指挥国防军欲望的计划仍未获任何结果。
对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来说，利用凯特尔的地位，对时局施加影响的经验，似乎已经失效。在此期间，希特勒及其左右的人也没有再透露出一点关于战争危险增大的消息；另一方面，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对其备战工作也一如既往，不找国防处商谈，使国防军最高参谋部的军官们，在历史上最大规模战争的前几周，处在一种奇特的、使人不适的真空之中。他们承担的唯一具有意义的任务是，按照“鲜花战争”时期的格式为武力解决与波兰冲突的行动拟制一份“大事年表”。其中列举了根据陆、海、空三军的报告而制定的最重要的准备措施及其完成的时限，关于完成这些措施的命令须由希特勒作出最后决定。此外，除了指出对敌情报机构进行伪装外，还指出了在非常情况下，停止从展开转入进攻或取消这次行动的时间。这份大事年表堪称指挥参谋部从事“档案”工作的典型事例，但这份文件也没有使领率机构就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作出决断。
早就住在“山间别墅”的希特勒，从8 月中旬起，由于陆军对其展开计划又提出新的要求和企图，使他的军事活动再度频繁起来。希特勒的副官也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请来参加这一活动。使他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他能按希特勒的思想口头对陆军总参谋部长施加影响。以凯特尔看来，利用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象一年前由于希特勒的直接介人和国防军统帅部的书面“指令”而引起的陆军的过份反抗或新的不和。陆军的展开方案也确有改进，这是显而易见的。
8 月22 日，希特勒在“山间别墅”的大厅里，对将在进攻波兰的作战中担任三军指挥的全体高级将领们发表了数小时的讲话，给人一种大战在即的感觉。然而，他的讲话的基本目的是想最后一次说服三军将领们，深信他所指引的道路的正确性，特别是确信西方列强将不会介入冲突。前一天，斯大林准备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已众所周知，这正是促使希特勒论证他这一“命题”的主要原因。当天下午，三军总司令详细报告了各军种直至集团军的作战计划。希特勒询问了每个细节，兴致越来越高，竟将在座的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处长忘得一干二净。
发表这种鼓动演讲，三军总司令随后作报告，少数指挥官大谈其军人的信念，这成了作为政治家和最高统帅的希特勒的习惯。在以后的每次重大战局前，以及其他重大军事行动前，直至1944 年秋季阿登战役和莱茵河上游战役前，都采取这种方式。但是，它根本代替不了“司令部演习”这种经过考验的、具有说服力的形式。
到了8 月23 日，希特勒急不可待，再也无法忍耐到“大事年表”上规定的最后期限，命令国防军于8 月26 日向波兰发动进攻，使紧张气氛骤然达到顶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向最高党政机关发出通报，以便使它们采取一切措施支援国防军，特别是在战争爆发时保护居民安全，维护公共秩序。这件事再一次表现了希特勒如何粗暴地践踏任何一项按计划进行的军事工作。在国防军统帅部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