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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衰败时期（1942 年11 月——1944 年夏）第一章时代特征
到1942 年底，德国最高指挥层已失去运筹帷幄的能力，这成了它在当时的最重要的特征。当时，希特勒不是利用尚存的防卫潜力和广阔的占领区，制定一个明智的、要求不过高的战略。使战争落得一个较好的结局，而是完全按照他在11 月20 日给墨索里尼的信中的豪言壮语行事。他在信中说，他“是一个越遭受打击。。越发坚强的男子汉”，现在他只“有一个信念——战斗”。墨索里尼不同意他的观点，回信中他明确建议——后来他又多次提出，必须“以某种方式结束已毫无意义的对俄战争”，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头号敌人英国”，及其构成重大威胁的空中优势。而他的德国伙伴却把这一思想看成是”无稽之谈”，以致于政治当局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都没有对战争的这种解决方案进行一丝一毫的认真分析。
希特勒的战争准则，总的来说，是违背战争艺术的全部准则的。它的全部内容就是维持已得的，夺回失去的，分兵把口，面面俱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被迫进行战略防御的观点从未有过市场：国防军统帅部仓促下达的指令中，没有一个使用过向战略防御转变的字眼。即便是在防御形势下，这种观点也很少得到希特勒的支持。形势越是紧迫，他越是喋喋不体地说：“敌人的兵力不久就会耗竭一空。”因此，长时间以来从未出现过一种思想，即放弃一些没有意义或失去意义的阵地或地域——那怕不是在全线——但至少应该减少风险，以便组建预备队。取得更大的战役机动性，从地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重新赢得部分行动自由。然而，他却认为，必须坚持到底，否则，便会“失去重要物资”他认为必须固守，因为固守是防御的最强有力的形式；他认为必须牵住敌人，使敌人无法在其他地方出现，但往往却做茧自缚，坐失良机。
这些“原则”——加上他随意滥用的严历命令，便是他长篇大论、常常是“马后炮”的“决断”的基础。根据这些决断，一块块地段相继丢失，主动权日渐丧失，越来越受制于敌人。
上文所列举的希特勒的所有重大的领导错误，都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是他领导能力的突然衰退，也不能归咎于11 月事件。大约1 个月以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以坦率的语调在战时日志中写道：“直到现在。。还没有作出完整的决策；似乎元首已不再具备此种能力了。”这种观点本来就不是什么新发现，也不能作为他处在1942 年末至1943 年初德国战争进一步衰败时的精神状态。他缺少一批追随他的将军。作者认为。希特勒一直认为血汗耗尽的德国国防军，仍占绝对优势，强如往昔；而他身边的高参，几乎没有一人出来直谏，阴止他的这种僵化观念延续。
约德尔将军长期置身于9 月争吵的后遗症之中，虽然也偶尔冲动，但他以其全部的意志克制自己，不再触犯这位独裁者的尊严。蔡茨勒将军，目前只能做一名有求必应的助手。而其他将军，经过多年的考验，还没有一位能代替他的职位，更不用说高他一筹了。如果希特勒不放弃对军事领导。尤其是对陆军领导，那么在他身边的任何精明强干的军事领导人，都会步蔡茨勒的后尘，很快被搞得精疲力竭从这个意义上说，日益增长的重大弊端不能不再次归咎到国防军领率机构的组织体制。一方面，蔡茨勒效仿希特勒对盟邦的态度，在东线战场上设置“障碍”，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越来越难以掌握战争的全局；而另一方面，越来越繁重的“统帅部战场”的指挥任务需要指挥参谋部去完成。“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早就成了陆军第二个作战处，除它之外，希特勒又将补给工作交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需处负责。然而，这两个单位既无自己的部队。又无装备，完全依靠与国防军各军种总司令部，特别是陆军总参谋部的协作。贻害最大的是由于希特勒对敌人的低估，企图将西线情报处由陆军总参谋部划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是由于蔡茨勒的顽强抵制、这一企图才未能实现。该处设在柏林，处长必须每月一至两次向设在东普鲁士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汇报。但从未面见过希特勒。而蔡茨勒也不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插手统帅部战场的后方军事管理工作。
空军和海军是在其总司令统一领导下，而且其总司令都与希特勒保持着密切联系；而陆军的分工不过是协助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收集每日情报而已。当时，空军的状况是，作战能力急骤下降，而海军，自1943 年春，由卓越的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海军大将接管后，这个在德国唯一还保持进攻的领域，也几乎处于停顿。因此，从战略高度对这些失利对全局造成的影响，事先作出判断，或者采取挽救措施，对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来说，可能性极小，更谈不上对事件进行高瞻远瞩的分析。这样，希特勒自己的“工作班子”，也被他自己的杂乱无章，搞得精疲力竭，过早夭折。
德国大本营在德国失去主动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从事的这种单调的工作到本书这一章为止，只是作为这一阶段的特殊事件加以描述的。一些形势讨论会的速记稿，可能比作者的描述更能如实全面地反映大本营里所发生的事情和情绪。
第二章从斯大林格勒到突尼斯
斯大林格勒和突尼斯的惨败，标志着这一时期开始的失败的原因和责任，首先应当归咎于立于德国最高领导层之首的希特勒。从整个战略角度看，这两次灾难的根由，约德尔将军早就在他的“指导原则”中有过阐述。他在1942 年11 月29 日，根据南线和东线形势的重大变化，要求他的参谋部“从三个方面”对“整个形势做出新的判断”，同时提出他自己的“指导原则”：
“北非必须作为欧洲的前沿阵地无条件地坚守。一旦失去北非，英国便会越过佐泽卡厄索斯群岛、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厄撒半岛，向东南欧发动进攻。因此，必须保障巴尔干的安定和安全”。
他接着指出，“在西线和北部地区，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有重大行动；而一在东线，必须建立几道坚固防线，以便在明春能至少从某处转入进攻。”
在北非这个同意大利人共同分担的“同防军统帅部战场”，约德尔的方针中如果在“无条件固守”之后，又出现“可以放弃”这样完全相反的命令，那么这与其说是总参谋部的话，倒不如说是希特勒的语言。希特勒的“直观”中会产生许多新鲜的、似乎是确定无疑的想法：突然间，巴尔干成了英国的最大战略目标，可同时意大利不会遭到入侵。这样，又将一个幅员广阔的地区，辟为一个新的消耗兵力的战场完全背离了节省兵力的原则。
在能说明许多重要问题的指令中，关于东线问题，根本没有提到过斯大林格勒的名字。约德尔所说的“坚固阵线”是指东线的全部事情，当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还被“允许“将其作为自己的事看待。但是，针对战后某些另外的解释，还值得强调的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无疑是想缩短“坚固战线”，即将战线后移。而绝没有想过沿伏尔加何设防，并将斯大林格勒也包括在内。综上所述，已很清楚地表明，并非国防军统帅部要急于坚守斯大林格勒。
约德尔提到的“三个方面”——他要求他的参谋部和他的副参谋长从这“三方面”陈述自己的意见。最终清楚地说明，他根本不是着眼于形势作出真实的判断，而意在建议对兵力进行另外一种分配，或是动员新的兵力，他的参谋部并没有以此为满足，而是竭尽全力实现其放弃西线和北线，转向东线的企图，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与希特勒相对抗。这些事实是对指责国防军统帅部在它自己的战场上贮备过剩的兵力的一种驳斥。
如同约德尔将军在“指导原则”中所作的判断那样，据他后来回忆，他本人，以及他的参谋部都没有进一步提到斯大林格勒的事。这不排除他曾在某种场合下同意过希特勒的要求。他的表白可能只是基于他自己的观点，也可能是基于他作为旁听者参加希特勒和蔡茨勒之间的谈话后所得来的印象。由于蔡茨勒的“情报封锁”，陆军总参谋长部对形势的独立判断，约德尔和他的参谋部都是无法得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战时日志对斯大林格勒战事的经过，记载得极少。但在1942 年12 月21 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形势报告中。。元首与陆军和空军总参谋长就东线南部的形势进行了长时间谈话”。
如果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不在场——这极不可能——或者一言未发，那么上述这段记载无论如何也能清楚地说明，在希特勒决定斯大体格勒的命运时，他和“国防军统帅部、没有发挥重大影响。至今还保存着的形势讨论会的速记稿，也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些1942 年12 月1 日和12 日，以及在斯大林格勒失守后的1943 年2 月1 日的几篇速记稿片断，将在下文全文引用。同时，这些速记稿的片断也进一步证明——是从70 天的3 天中得出这样的判断，在大本营，希特勒与其高参之间在东线问题上的尖锐冲突和对立，还没有张扬出去。可以肯定，蔡茨勒将军正是在那些日子里，比过去更多地单独同希特勒谈论他对斯大体格勒的忧虑和计划。只是没有他们之间的谈话记录。作者还清楚地记得，蔡茨勒对斯大林格勒日渐危机的形势坐卧不安，比如他连续数日要求他自己和他的亲密同僚们，也象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一样，只能得到一份最低限度的口粮但另一方面还应指出，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11 月25 日的战时日志记载，只有里希特霍芬航空兵上将提出过第6集团军应“首先向西撤退”，即放弃斯大林格勒，突破合围的建议。战时日志还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