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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尝试（指1945 年3 月这段时间）失利后，德国的失败已肯定无疑了。只是作为军人要履行自己发过誓的义务，我和我们大家才被迫继续进行战斗。”
早在1 月中旬，敌人还没有停止在西线的进攻行动之前，德国领率机构就曾多次地——尽管是违心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东线。12 月24 日，即在阿登会战高峰时期古德里安大将来到“鹰巢”，对希特勒第一次提出告诫。因为苏俄红军已长驱直入占领了匈牙利的西北部，并将布达佩斯包围。在此情况下，古德里安认为，坐阵在德国大本营的希特勒，对于东部战场的形势并不完全了解，他所掌握的只不过是第二手材料。但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氏约德尔对这次汇报的记录来看，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就匈牙利的问题进行了商谈，并为此从国防军统帅部的战场抽调一些兵力。实际，古德里安大将前来“鹰巢”的目的，是想通过自己的汇报说明，面对俄国人咄咄逼人的优势兵力和跃跃欲试的进攻，德国必须将尚存的军事潜力立即全部转移到东线。同时，他还推测红军的进攻日期可能在1 月12 日。古德里安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强烈的冲动，以及他对抛弃德国东线所持的反对态度，都证明这位陆军总参谋长的意见是正确的。以后发生的事情也毫无异议的表明，德国最高领导从未考虑过，在东线俄国一旦越过匈牙利，向前推进，会构成什么样的危险。希特勒不相信会有这种东线谍报处长格伦将军一再核实的红军兵力和企图冠之以“厚颜无耻地恫吓”、“十足的白痴”而加以驳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大概也认为，尽管德国在西线屡遭挫折，但仍保持着进攻态势，而且至少能使敌方胆战心惊，从而为己方赢得喘息机会，这对东线重新部署兵力大有好处。他的这一态度始终未变。不管是古德里安在除夕之夜口头汇报当中，还是1945 年1 月9 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发言人在形势座谈会上，都一再提到在巴拉诺夫的维斯瓦河桥头堡正在构成一个巨大威胁，约德尔的观点还依然如故。只是当东线主要战区不断缩小，陆军的兵力再次归由陆军总参谋部统辖时，约德尔的思想才稍有变动。约德尔更加注意聚集“他”在西线的部队，并尽可能用从芬兰和挪威解脱出来的兵力补充这些部队。而古德里安——也正象他写的那样，“带着希特勒下达的东线必须自助的指示”回到措森。
俄国的大规模的“巴拉诺夫攻势”开始4 天后，俄军转眼间到达了上西里西亚和奥得河中游。只是到这时，德国大本营才根本改变了以往对形势的看法。1 月15 日傍晚，“鹰巢”大本营在起程之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象往常一样，仅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话：
“19 时20 分、古德里安来电，紧急请求将一切都投入东线。”
日记接着以了草的字体，简短地记下了根本无法实现、而当即要实施的决定：
“元首要求采取强制手段，迅速从利包（库尔兰）运去2 个装甲师和2 个步兵师”。
当天，希特勒还决定将党卫队第6 装甲集团军从阿登调回，“开往匈牙利，去守卫在战争中起决定因素的油田。。”对于几周前，希特勒背与陆军总参谋长直接下达命令，从东线中路调出一个党卫队装甲军开往匈牙利一事，古德里安大发雷霆。在大本营迁回柏林总理府的当天早上，古德里安就当面对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表示了自己的愤慨。然而，约德尔却无动于衷，连肩都没有耸一下。在作出从西线抽调少部分后备兵力，不首先去守卫德国东部边界，反而将大部分兵力源源调往匈牙利的决定一事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是否参与、这里无须讨论。但无论怎么说，他是让古德里安在反对这种安排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凯特尔在战后受审中，对大本营中的这一事情的始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希特勒认为“维也纳和奥地利的安危，具有决定意义”。按照他的观点，“宁可丢掉柏林，也不能让匈牙利的石油和奥地利受到损失”。
身为最高司令的希特勒对东线的迅速崩溃似乎自知负有罪责而大发雷霆。1 月17 日，当他得知驻守华沙的4 个营，未经他的允许和特别命令已澈离华沙时，咆哮如雷，不能自制。古德里安写道：“他对可怕的形势完全失去了兴趣，而对华沙的恶运耿耿于怀。。唯独要惩罚陆军总参谋部的所谓失职。”希特勒对古德里安说，“我不想对您怎么样，我是要谴责总参谋部”，“我不能忍受智囊团的自以为是，硬要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他们的上司。这倒是总参谋部的体系，我要铲除这个体系。”希特勒不顾古德里安的异议，下今逮捕了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冯·伯宁上校和两名中校助手。就连古德里安自己也在几天之后受到当时著名的保安局局长卡尔腾布鲁内尔和米勒的传讯。结果，伯宁却被关进集中营，直到战后也没有再出来。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没有直接参与这些事件，因此它的军官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但具有深远意义的是继1945 年1 月22 日华沙事件后，他们为希特勒所拟制的下列指令：
“我命令：
1、各位司令、军长和师长在下列事宜上要对我负责，尽旱向我报告。
a）作出每一次战役机动的决定；
b）师以上单位计划实施的任何一次在最高指挥机构指令以外的进攻；
c）在平静战线上实施的、任何一次超出正常突击活动的、旨在吸引敌人注意力的进攻行动；
d）计划实施的任何一次退却和撤离行动。
e）每一个放弃居民地支撑点阵地或要塞的计划；
以便我能参与上述决定的作出，使可能作出的相反命令及时下达到先头部队。
2、各位司令、军长和师长，各军种总参谋长和每一位总参谋部军官或在各指挥参谋部工作的军官，都应对我负责，在每一分直接或通过正常程序呈送于我的报告，都要阵述真情。以后我将严惩任何掩饰真情的行为，不管它是有意还是失职，或是粗心造成的。
3、我必须指出，保持通信联络，尤其是在艰苦作战和危机情况下，是作战指挥的前提。每个部队指挥官都要对我负责，无论是对上级指挥机关，还是对下级指挥机关的联络都不应中断，要利用一切手段以及亲自出面，保持对上对下的通信联络在任何情况下的畅通。”
（签字）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可能认为，依靠这样的命令就能够完全控制远在千里之外的国防军——或者更确切他说——陆军的行动。很显然，他的这可憎的条文，是一种对总参谋部军官，以及他们精神和道德上的独立性的仇恨。他所提出的部分要求根本无法付诸实施，反而为他任意进行惩处制造了口实。
就在这道命令下达的当天，为了阻止从东线溃退下来的败兵，希特勒又任命希姆莱为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这是在陆军中又一个新设立的高级指挥机构，据说是根据古德里安的建议组建的，目的在于“封闭”俄军在进攻中“打开的缺口。。阻止俄军向但泽方向的突贯。。阻止其切断东普鲁士与本土的联系，保障新的增援兵力的开进”。总参谋长本想把这一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交给已被解职的东南线总到今冯·魏克斯元帅，而且还似乎听约德尔说，希特勒对此建议表示支持。可是当陆军总参谋长到大本营向希特勒提出这一已经取得一致的建议时，使他“大失所望”。他写道“遗憾的是约德尔对元帅的虏诚进行了贬低，使得希特勒粗暴地拒绝了建议，并任命希姆莱担任这一职务。”占德里安对希特勒这种“错误决断”的任何“惊呀”都无济于事，直到希特勒不久看到希姆莱完全没有能力解决军事情挥上的问题。
在“东线”的其他事情上——现在的所谓“东线”仅折德国的乐部国土以及不久的中部——希特勒和古德里安之间在防御问题以及对俄国占绝对优势兵力实施反攻的问题上，不断发生激烈地争执。每次，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都袖手旁观。对于德国的两线战争——现在已经在德国境内进行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似乎没有采取过任何积极措施，也没有发挥过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在匈牙利南部的进攻作战中，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才在作战兵员的补充上发挥过一定程度的作用。然而，作战兵力之所以有所增加，也主要归功于冯·魏克斯元帅，特别勒尔大将。正是在他们的命令下，东南线部队全部撤离了被敌人占领的巴尔干广阔地带。
在霍斯巴赫将军的问题上，约德尔曾平息过希特勒怒气。霍斯巴赫将军在战前是国防军的副官长，没有经过希特勒的允许，他便回到总参谋部操起本行，而且从团长一直晋升为集团军司令。正好在希特勒下达“监视命令”的当天，他自做主张，将部队撤离纳雷夫河突出部，将他的集团军撤至维斯瓦河。结果，只是解除了霍斯巴赫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同时他的上司，集团军群司令赖因哈德大将也受到牵连，被解职。
值得提及的是，在当时的数周里，也正是同盟国在雅尔塔重新瓜分欧洲大陆之时，德国大本营突然想起利用1942 年夏季被德军俘虏弗拉索夫将军的宣传作用，来反对苏俄。当时，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新闻宣传处长韦德尔将军的领导下，尽管做了长时间的努力，支持弗拉索夫关于成立“解放军”以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想法，但结果都一无所获。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也不想为尔后的欧洲“析秩序”’承担可能束缚他手脚的义务。就连约德尔也在1943 年11 月对“纳粹省党部头目”的讲话中说：“人们在征召外国人民作战士的时候，必须持谨慎和怀疑态度”。只是当希姆莱掌管外藉部队时，才干1944 年9 月与弗拉索夫达成协议，由他在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