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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表明，用“焚书坑儒”的手法来统一舆论，控制意识形态，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晚唐诗人章碣《焚书坑》所言：“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12法则在大秦（2）
◆秦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10′
世人皆曰秦亡于暴政，正所谓秦王无道，天下俱反。唐代文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下了一句名言：“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肴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
费正清总结秦灭亡说“秦二世的残暴不说，原先六国的贵族仍然忠于各国的王室，而精英知识分子也对其禁锢诸子学说的政策十分不满，平民百姓更是不堪远征和大兴土木的沉重负担。”可见，秦朝失去的真是各个阶层的民心。
秦国的统一进程具有殖民征服般的政策，以及后来大兴土木，沉重的徭役和兵役让平民百姓吃尽了苦头，“秦政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钱穆语）。秦朝严酷的刑法，更使人民苦不堪言。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可以说，还没有哪个王朝的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得上秦朝末年。所以，秦朝末年爆发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光到项羽刘邦，可谓经久。
◆秦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7′
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秦始皇自满，不愿意纳谏，犯错误后还不准备改正。秦二世胡亥也大致如此，子婴软弱而生性孤独。“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国）不亦宜乎？”
“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李斯语）。君主失去了外在的约束的压力，那么约束君主的只能是君主自身的修养和自制力了。统一后的秦始皇与统一前的秦始皇心态已发生重大变化，如对自身专制权力的极端维护，使秦始皇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他好大喜功，怀疑一切，猜忌一切，这就使他既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更迭机制，也破坏了中央行政中枢的运行，更使社会受到巨大的创伤。其继任者秦二世更将秦始皇的人治特点推向极致。二世的荒唐可笑，世人皆知，他没有受过磨难，对手中权力更是恣意挥霍，“重之以无道，坏祖宗与民，更始作阿房宫，而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能受恤”，从而使“天下苦秦久矣”。
对于秦始皇的深层认识，有史学家认为他过于追求完美，是“具有乌托邦倾向的激进政治家”。他迷信法家，试图用国家制度整合一切社会问题，大刀阔斧，规划宏伟。他过高估计了自己个人的力量，不懂得治理国家是一个复杂的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综合工程，也严重忽视了当时人民的生存权利，忽视了人民是其需要协调的各种利益关系中最重要因素。他设计出了改革社会制度的伟大蓝图，并不顾社会承受能力，采取强制措施，驱使全体国民去实现这个蓝图。
◆秦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6′
秦朝统一全国，匈奴经常南下侵犯。为了保证中原地区的安定，秦始皇派大将蒙恬举兵作战，镇守边关。并且大规模修筑长城，在长城附近设立郡县，从中原地区迁徙3万多户人家在此定居。
很多人对秦皇神鞭北击匈奴赞不绝口，但是一些很有见地的史学家敏锐地指出：秦帝国对于匈奴入侵问题，一直是消极防御，很被动。学者邹牧仑就认为：“秦帝国短暂存在期间，虽然一时间解决了北患，但终秦始皇有生之年，匈奴问题并没有获得根本解决，这些游牧人虽然一时被震慑却绝对没有屈服。”秦始皇自己也一直慨叹：“灭秦者，胡也！”却无可奈何。
对于采取长城力求防御上一劳永逸的做法，一直遭后人质疑。事实上，长城的作用确实很有限，明朝的兵部尚书刘焘说：“长城之设，古为无策。是以修筑愈炽，而患虏愈炽；钱粮愈耗，而士马益疲。无一岁而不请修边之粮，而一秋有修边之效。”（《明经世文编》）
◆秦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
“抑洪水而天下平，驱猛兽而百姓宁。”中华早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水灾。古代传统上，习以治水业绩来品评王者英明度，比如大禹治水，流芳万年，因此秦始皇在这方面很是注重，而且也颇有卓迹。秦始皇派李冰修都江堰以治水，都江堰分流洪水，有效避免了下游的洪水灾害。
不过《剑桥中国史》在分析秦帝国崩溃原因时，尖锐地指出：秦朝失败不可避免，原因在于资源的过度紧张。
“秦始皇死前的紧张情况，只能在史料里隐隐约约地见到，但是肯定存在。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游时，有‘盗’惊驾，尽管在全国大索了10天，他们都逃之夭夭。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微服夜行时，又遭遇强盗，被卫兵所杀。这一次，在秦周围大索20天。可能更重要的是，同年一石粮食值1600钱；虽然其他商品的价值不祥，但这无疑是个大数目。人们对帝国在秦始皇身后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可能不会大吃一惊了。”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发生天灾人祸的岁月，盗贼才会猖獗。物价之暴涨，也反映了当时资源储备的匮乏。
◆秦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9′
秦朝祚命虽短，却已大演宦官乱政的把戏。秦始皇性疑，猜忌朝廷的文武外官，总防着他们有外心；但却认为朝夕侍候在自己身边百依百顺、出身低下而又没有后代的宦官可靠。所以从秦朝开始，宦官就有了市场。秦始皇在位时，就很宠幸宦官赵高。秦始皇死后，赵高权倾朝野，指鹿为马。前文讲过，建设皇帝政治功劳最高的文官李斯和处于军事重要地位的武将蒙恬先后被赵高谗害，帝国文武两方并失依据，造成严重的内部衰乱。后来，赵高更是野心勃勃，极尽谗言，游说二世怠政，图谋有取而代之。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赵高极力对二世瞒天过海，致使因为情报的堵塞，帝国失去了及时平乱的时机。当二世责难赵高，赵高指示亲信在望夷宫逼杀秦二世，又以继任的秦贵族子婴“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取消帝号。因此，有人认为：秦朝非亡于六国旧势力，也非亡于秦统治者自身，而是亡于后院起火。
◆秦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战国时代，各国在纷争中都注重变法图强，惟独商鞅变法取得了明显效果，帮助半蛮荒的秦国惊奇胜出，一统天下。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成也变法，败也变法。
◎12法则在大秦（3）
变法主张“以法治国”和“明法重刑”。其一，强调“以法治国”；其二，“轻罪重刑”；其三，不赦不宥；其四，鼓励告奸；其五，实行连坐。这些主张在执行过程中，又被过分拉大。所谓“乱世用重典”，统一前期，这些严厉措施确实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有利于巩固统治。但是，到了治世，民心思安，百业待兴，就应当采取积极政策，“广施仁政”，而不应当继续拿严刑酷法来约束天下。
老子《道德经》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贾谊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商鞅变法过分强调法刑法，秦帝国的社会问题反而更多，因为，一个社会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因此导致秦朝烙下了苛政的罪名。“主要的一点是，法治和政治修明不可分，一旦政府官员颟顸腐败，法律反而成为毒素，成为迫害善良守法人民的一种残酷工具，结果形成暴政，官逼民反。”（柏杨语）
◆秦帝国对地方的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7′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始于秦朝。秦王朝控制的是一个北起长城，南抵今越南北部，东达朝鲜半岛，西临澜沧江畔的辽阔版图。在农业社会落后的资讯交通环境下，如何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有效的治理，是统治者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政治课题。年轻的王朝和同样年轻的统治者在应对这个课题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老练和成熟，创造性地提供了内容丰富的政治统治资源。
那么，实际效果如何呢？陈胜吴广也不过是一群亡命徒，但是就是这样的亡命徒在起事之后，以数百人之众，就能“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由此可见秦朝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控制的乏力。
有人形象地将之比喻为“大一统的消化不良”。秦始皇不遗余力把天下划分板块，分区治理，由于初创帝国，人民对大一统的依赖性还没有形成，所以和版图并没有和为一体。
◆秦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7′
在民族融合上，秦帝国大致采取了这一途径：征服＋移民。
北伐匈奴后，在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设置了34个县，重设九原郡，并从内地移民3万户定居，对边疆开发和民族融合起了重要作用。
南征百越，经过大约六年的战争，占领了岭南，在那里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并向岭南大量移民，使落后闭塞的岭南得到开发。
在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秦统一六国后，修建了“五尺道”，加强了西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联系。秦还在这一地区任命官吏进行统治。
需要指出的是，大秦对各少数民族的融合是通过武力途径实现的。各民族更多的是屈服，民族融合刚刚开始而已。
结论：大秦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8′＋吏治腐败指数7′＋税赋沉重指数9′＋舆论钳制指数10′＋人民痛苦指数10′＋帝王糊涂指数7′＋防御薄弱指数6′＋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宫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