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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开始泛滥。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他错误地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结果造成宦官石显之流得势。司马光这样评述：“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身体多病的元帝自己不理政事，希望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石显极尽阿谀奉承，元帝称心如意。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交往甚密。
东汉时，继任皇帝完全摒弃了刘邦的训诫，常侍全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皇帝旨在利用宦官牵制外戚，没想到宦官却“不是省油的灯”，趁机作乱，异军突起。
翻开东汉年谱，很容易发现王朝皇族有一个不幸的特征，即皇帝的年龄都很小。除了开国皇帝刘秀跟他的儿子刘庄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只有18岁，最小的还抱在怀中喂奶，殇帝、少帝、冲帝和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10岁生日。弱小的皇帝自然要寻求外力支持对付虎视眈眈的外戚。要么跟士大夫结合，要么跟宦官结合。跟士大夫结合可能性很小，因为皇帝与他们平常太过疏远，而且也不知道谁是外戚圈子里的人物。惟一的一条路只有依靠宦官，此外别无其他选择。
汉冲帝刘炳即位时年仅2岁，由梁太后临朝听政，太后兄梁冀掌管朝政。冲帝在位只有半年便夭折。年仅8岁的汉质帝刘缵继位，朝政仍旧由梁氏家族把持。梁冀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残害百姓，甚至公开贪污、勒索。东汉政治从此开始进入最黑暗时代。
刘缵继位时虽不懂事，但这位少年皇帝却天性聪明伶俐，对梁冀的专横跋扈极为不满。某日上朝时，小皇帝当着满朝文武大臣，指着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大为恼怒，担心质帝成年后难以控制，就想将他铲除。公元146年闰6月甲申，梁冀命令内侍把毒药掺进饼中，将汉质帝毒死。此时，质帝在位才一年多，年仅9岁。
梁冀毒死汉质帝后，不顾群臣的反对，拥立另一个少年皇族刘志做皇帝，即汉桓帝，继位时年仅15岁，梁太后继续临朝听政，大将军梁冀仍旧掌握朝政大权。公元159年8月，忍无可忍的桓帝刘志与宦官单超等5人合谋，发动御林军一千多人包围梁府，一举消灭了梁氏集团。桓帝依靠宦官消灭梁氏，为了报恩，上台后封单超等5个宦官为侯，史称“宦官五侯”。东汉政权从外戚手中转到宦官手中。
一个王朝一旦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它覆亡的命运也就注定了。因为宦官既无智慧也无德行独揽行政大权，宦官专政千篇一律地结出两样苦果：一是王朝的解体，导致尸横遍野的改朝换代大混战；一是宦官惨遭灭种式的大屠杀，给国家和宦官自己带来巨大的灾难。
有人说，宦官是儒家的克星。并非无稽之谈。“宦官五侯”当政时，“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他们比外戚更加贪纵，竞相奢侈，虐遍天下，搞得民不堪命，怨声载道。以司隶校尉李膺为首的儒臣，就与一班有才识的太学生联合起来，以整治天下、造福百姓为己任，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公元166年，宦官诬陷李膺与太学生勾结诽谤朝廷，昏庸的汉桓帝竟下诏将李膺等200多人逮捕下狱。第二年将李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另一个领袖范滂进监狱前对送行小儿子的这段话今天听起来仍令人心灵滴血：“我要是教你做坏事吧，坏事毕竟不是好人应当做的；我要是教你做好事吧，为父的结局就是做好事的下场。”
汉灵帝刘宏比他的前任刘志更信赖宦官，他曾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一个皇帝说出如此没水平的话，可想这天下还能撑多久。当时，窦太后临朝听政，欲振兴刘氏天下，挽大厦于将倾，遂任太傅陈蕃主持朝政，并重新征用李膺等天下名贤参与政事，并准备消灭宦官腐朽势力。不料宦官得到情报，先发制人，于公元169年劫持汉灵帝和窦太后，夺取玺缓，诛杀陈蕃和外戚窦武。接着，宦官迫桓帝刘宏下诏大兴党狱，捕杀李膺、杜密等100多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1000多人。这便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
宦官的胡作非为很快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公元184年，太平道教主张角鼓动几十万信徒武装暴动，全国笼罩在一片血光之中。此时帝国的根基已被宦官掏空，东汉政府既无财力军力又无统帅人才来平息这场暴乱。公元189年8月，袁绍、袁术起兵攻入宫中，大杀宦官2000多人。东汉历史上的宦官专权至此以惨剧结束。
8、黄巾起义的震撼
在西方传教士的眼里，中国人骨子里是不信教的，很顽劣。其实非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宗教的社会作用势不可挡。汉帝国末期发生的黄巾大起义，就是在宗教形式掩护下展开。这场带着宗教色彩的大运动，以震撼之势，“震”倒了腐蚀已久的帝国大厦，也直接成就了帝国流窜军阀们的“流氓三国史”。
汉王朝自和帝以后，年幼的皇帝受外戚、宦官轮番欺侮，政治日趋腐朽。比如，汉灵帝刘宏时竟然公开卖官鬻爵。汉灵帝和他信任的宦官们，因为只知道吃喝玩乐，库房里的钱很快糟光了。为了搜刮钱财，就在西园开了一个挺特别的卖官铺子。并且在鸿都门外张贴榜文，明码标价：郡太守定价二千万，县令定价四百万。一时付不出钱的可以暂时赊欠，等他上任以后加倍付款。这些花了钱买官的官吏，一上任当然更加起劲地搜刮民脂民膏。
自安帝以后，羌族兴起犯汉，朝廷长期对羌族用兵，耗费军饷四百多亿，这一沉重负担又全部落到农民头上。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大批农民四处流亡，饿殍遍野，连京师洛阳也死者相枕于路。
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人民的愤怒情绪由此可以想像。黄巾起义前的七八十年间，先后爆发的农民起义有一百多次。不少农民起义的领袖自称“皇帝”、“黑帝”、“无上将军”、“真人”等，或建年号，或置百官，或利用宗教为组织形式。此伏彼起，日益频繁。黄巾大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发起人张角酝酿十年后有准备有组织地爆发了。
据后汉书卷六十记载，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布太平道为名，利用画符诵咒行医治病为手段，在农民中秘密进行组织起义的活动。
张角知道农民受地主豪强的压迫和天灾的折磨，内心深处盼望有一个太平世界，能够安安乐乐过日子。于是，他决定利用宗教把群众组织起来，创立一个“太平道”，收了一些弟子，跟他一起传教。向贫苦的农民宣传“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的平等思想，提出要建立一个财产公有的“太平”世界。加上他很会做人，给穷人治病，从来不要钱，所以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开始，东汉政府认为，太平道是劝人为善的“善道”，并没有引起朝廷的注意，有一两个大臣倒是看出苗子，奏请灵帝下令禁止太平道。汉灵帝正忙着建造他的林园，就没把太平道放在心里，使太平道得以顺利的发展。经过组织扩张和渗透，参加太平道的人越来越多，遍及中原八个州，入道群众达几十万人之多。为了将分散在各地的力量组织起来，张角把入道群众编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立一“渠帅”，由他统一指挥。
自度时机成熟，张角计划在甲子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举行起义。为此，他提出了“苍天（指东汉政权）已死，黄天（指太平道）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让弟子们广泛传播，为起义做舆论准备。他们又派人在京城洛阳的寺门及州郡官府的墙上，用白土写上“甲子”两个大字，作为起义的暗号和标志。
但是在二月间，起义军内部出了叛徒唐周，起义计划泄密。东汉政府立即采取措施，首先在洛阳实行大搜捕，对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结果，信奉太平道的一千多名官兵、百姓，遭到了屠杀。同时，东汉政府又下令冀州官府，搜捕张角等人。张角被迫提前发动起义。几天内“八州并举”，数十万农民同时拿起了武器。他们头裹黄巾，因而史称“黄巾军”。
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统一指挥战斗。黄巾起义爆发后，声势十分浩大，史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就是说，不到十天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京师为之震动。
黄巾起义军在对敌战争中，逐渐形成了三支主力部队：一支是张角亲自领导的队伍，活跃在河北一带；一支是由张曼成领导的，战斗在南阳地区；另一支则由波才领导的，像一把尖刀直插东汉王朝的心脏颍川附近。他们互相配合，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这时，汉灵帝慌了手脚，惊呼：“万人一心，其害甚矣！”
在灾难面前，历代的腐败统治者都是同一个态度：天灾能不管则不管，听之任之；而对于兵变和民变这类政治灾难，则坚决予以歼灭，无论花多少代价。东汉末年的统治群体们，面对黄巾起义，一下子空前的团结起来。在一阵的惶恐不安之后，急忙调兵遣将镇压起义：任命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御林五营屯兵都亭，以保卫京师；在函谷、太谷等八个险隘要冲设置八关都尉，以加强洛阳外围的防御；解除“党禁”，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拿出宫中藏钱收买官兵，用西园马匹装备军队，扩充骑兵，增设西园八校